目的 通过对党参等9种试点食药物质开展消费状况调查,为完善食药物质安全风险评估基础数据库提供依据.方法 本研究于2019-2021年在广东省抽取19个地市调查点,选择18岁及以上有传统煲汤料等地方特色食品食用习惯的健康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食物频率调查法收集调查对象过去12个月9种试点食药物质等消费状况.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6 233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占49.2％、女性占50.8％.调查人群中,9种试点食药物质的消费率为0.8％～55.3％,消费率从高到低分别为:党参55.3％、黄芪47.4％、西洋参41.5％、灵芝30.0％、铁皮石斛(干)24.1％、天麻16.0％、铁皮石斛(鲜)4.8％、肉苁蓉2.6％、杜仲叶1.3％、山茱萸0.8％.消费人群中,9种试点食药物质以不直接食用为主,占比为82.6％～95.1％,每月消费频率均值为每月0.8～2.2次.9种试点食药物质干品每次消费量均值为每次7.4～11.9g,铁皮石斛(鲜)每次消费量均值为每次41.9 g.结论 广东省19个地市18岁及以上人群9种试点食药物质消费率差异较大,党参、黄芪等消费频率较高,建议针对食药物质用法、用量进一步科学评估,对居民做好正确食用的科普宣教.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以及国家病理质控中心的要求，省级病理质控中心应在本省定期开展免疫组织化学（IHC）染色的室间质量评价（EQA，又称为室间质控）。广东省临床病理质量控制中心开展IHC染色室间质控工作已有10余年，在质控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本文着重介绍开展IHC染色室间质控的目的、意义、主要流程以及注意事项。希望能给尚未开展或者正在开展IHC染色室间质控的省级或者地级市病理质量控制中心的质控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目的:探讨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早产儿生后早期外周血免疫图谱的变化。方法:选择2022年4~6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出生胎龄≤32周早产儿进行横断面研究。根据2001年版BPD诊断标准将符合入组条件的患儿分为BPD组和非BPD组。生后28 d以上且校正胎龄36周以内时留取1 ml外周静脉血，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根据细胞表面蛋白将外周血免疫细胞分为10大群，统计各细胞群占比，比较两组间有无差异。结果:共纳入14例患儿，BPD组9例，非BPD组5例。BPD组适应性免疫细胞群CD4 +幼稚T细胞［7.9%（1.2%，10.0%）比24.8%（15.8%，29.7%）］、浆母细胞［0.01%（0.00%，0.07%）比0.14%（0.04%，0.18%）］、先天性免疫细胞群中性粒细胞［0.66%（0.52%，1.58%）比3.94%（2.29%，6.02%）］、CD127 +多形核髓系抑制细胞（polymorphonuclear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PMN-MDSCs）［13.4%（4.3%，59.8%）比74.8%（58.2%，83.3%）］、CD127 +单核细胞髓系抑制细胞［3.6%（3.1%，5.5%）比22.0%（8.3%，22.5%）］占比均低于非BPD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PMN-MDSCs降低联合CD127 +PMN-MDSCs降低对BPD有较高的诊断价值，AUC=0.978（95% CI 0.910~1.000， P=0.004），灵敏度100%，特异度88.9%。 结论:早产儿生后早期中性粒细胞、CD127 +PMN-MDSCs等免疫细胞减少可能是导致炎症反应持续的原因之一，此种免疫细胞图谱的改变提示炎症反应在BPD发病过程中发挥作用。

目的:评估经皮球囊主动脉瓣成形术（PBAV）治疗儿童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CAS）的疗效及远期预后，初步探讨术后明显的主动脉瓣反流（AR）及再干预的危险因素。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入选2004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儿科接受PBAV术的CAS患儿（年龄≤18岁）。收集纳入患儿的人口学、术前经胸超声心动图（TTE）检查及PBAV手术资料。术后密切观察患儿的并发症发生情况，于术后1、6、12个月及此后每隔1年对患儿进行随访，终点事件包括明显的AR和再干预。其中，再干预定义为因各种原因需对瓣膜进行任何一种干预，包括再次PBAV、外科瓣膜成形术和瓣膜置换术；明显的AR定义为TTE测得AR≥3级。收集研究结束前的最后一次TTE检查结果。绘制纳入患儿的远期无明显的AR和无再干预生存率的Kaplan-Meier曲线，并采用Cox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CAS患儿PBAV术后明显的AR和再干预的危险因素。结果:研究最终纳入55例CAS患儿，年龄4.6（1.6，6.5）岁，男童37例（67.3%）。术后即刻跨主动脉瓣压力阶差低于术前［（38.5±18.5）mmHg（1 mmHg=0.133 kPa）比（80.3±30.6）mmHg， P<0.001］。手术成功率为89%（49/55）。18例患儿术后即刻出现AR，其中AR≥3级者3例。6例患儿于院内出现并发症（死亡2例、一过性心律失常2例、股动脉栓塞2例）。最终50例完成远期随访，随访时间为6.2（3.4，8.5）年。随访期间20例患儿发生明显的AR，术后5年和10年无明显的AR生存率分别为53%和19%。11例患儿接受再干预（瓣膜成形术4例，瓣膜置换术7例），术后5年和10年无再干预生存率分别为87%和6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术后即刻AR（ HR=2.398，95% CI 1.007~5.712， P=0.048）是远期明显的AR的危险因素；术后残余压力阶差≥35 mmHg（ HR=4.747，95% CI 1.116~19.329， P=0.030）和术后即刻AR（ HR=5.104，95% CI 1.083~24.065， P=0.039）是远期再干预的危险因素。 结论:PBAV治疗儿童CAS安全、有效，但需留意远期明显的AR的发生。术后即刻AR是远期再干预和明显的AR的危险因素，较高的术后残余压力阶差是远期再干预的危险因素。

目的:评估广东省各市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输入风险，并进行短期风险预警。方法:获取截至2020年2月25日广东省21个地级市和其他各省报告病例数及百度迁徙指数，计算广东省各城市的累计疫情输入风险指数，对输入风险指数与病例报告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以确定滞后时间，最后根据风险指数划分疫情输入风险等级。结果:广东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 347例，90.0%的病例聚集在珠三角地区。广东省平均每天的疫情输入风险指数为44.03。在各市的输入风险来源中，湛江市的最大风险来自海南省，其他市均来自湖北省，广东省的相邻省份也有较大影响。广东省滞后4 d的疫情输入风险指数与每日新增病报告例数的相关性最高（ r=0.73）。各市累计4 d的风险预警显示，未来4 d东莞、深圳、中山、广州、佛山和惠州市具有高输入风险，累计输入风险指数分别为38.85、21.59、11.67、11.25、6.19和5.92，最高风险仍来源于湖北省。 结论:广东省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具有较高的疫情输入风险，湖北省和广东省的邻近省份是输入疫情的主要省份。

目的:结肠脾曲游离技术是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技术难点，本研究旨在比较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和中间入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施行左半结肠癌根治术；（2）术后病理结果为腺癌；（3）年龄为18~80岁；（4）无肝脏、腹膜或远处转移。排除标准：（1）身体状况较差，具有严重心、脑、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者；（2）基础情况差不能耐受腹腔镜手术；（3）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源性肿瘤；（4）因出血、梗阻和穿孔等需行急诊手术者。收集广东省中医院胃肠外科2014—2020年期间完成的189例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网膜囊入路组（52例）和中间入路组（137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对全组患者按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1匹配，卡钳值为0.01，匹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体质指数、肿瘤部位和肿瘤分期。通过PSM，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各47例患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秩和检验和配对χ 2检验比较两组术中及术后指标，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当两条生存曲线出现交叉时，补充two-stage法和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的组间比较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无术中死亡。两组术中无联合脾脏、胰腺等脏器切除。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流质饮食、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网膜囊入路组的中位腹腔镜游离时间较中间入路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位数：56 min比65 min， P=0.032）。中间入路组患者中有6.4%（3/47）（体质指数均>25 kg/m 2）术中进入错误层面，网膜囊入路组未出现。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0.2%和86.1%（ P=0.909）；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6%和94.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532）。 结论:对于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是安全可行的方法，尤其对于经验欠缺的外科医生而言。对于肥胖患者，网膜囊入路能更好地进入正确解剖层面，避免进入胰后间隙。

目的:探讨基于CT影像特征构建术前鉴别诊断胃神经鞘瘤（GS）与胃间质瘤（GST）（长径2~5 cm）的列线图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7月至2023年4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2017年6月至2022年9月广东省人民医院49例GS患者和240例GST患者的临床和影像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鉴别GS与GST的独立因素。采用R4.3.1软件构建鉴别GS和GST的列线图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鉴别GS与GST的效能；通过校准曲线和决策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效能和临床应用价值。结果:GS患者和GST患者有临床症状率、钙化率、溃疡率、肿瘤血管率、长短径比值和动脉期与平扫CT值差值（CTV A-N）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GS患者女性比例、发生于胃中下部率、混合或腔外型生长率、肿瘤相关淋巴结率、明显强化率、静脉期与平扫CT值差值（CTV P-N）、延迟期与平扫CT值差值（CTV D-N）、静脉期与动脉期CT值差值（CTV P-A）和延迟期与静脉期CT值差值（CTV D-P）明显高于GST患者[75.51%（37/49）比58.33%（140/240）、85.71%（42/49）比54.17%（130/240）、75.51%（37/49）比45.00%（108/240）、44.90%（22/49）比5.42%（13/240）、51.02%（25/49）比27.08%（65/240）、32.0（26.0，43.5）HU比29.0（22.0，37.7）HU、（44.59 ± 13.46）HU比（32.94 ± 12.47）HU、20.0（11.5，25.0）HU比10.0（5.0，17.0）HU和9.0（6.0，12.0）HU比4.0（-2.7，7.0）HU]，年龄、形态不规则率、囊变率和不均匀强化率明显低于GST患者[（58.12 ± 12.59）岁比（62.05 ± 11.22）岁、16.33%（8/49）比38.33%（92/240）、18.37%（9/49）比51.25%（123/240）和34.69%（17/49）比56.25%（135/2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或<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部位、囊变、肿瘤相关淋巴结、CTV P-A和CTV D-P是鉴别GS与GST的独立影响因素（ OR = 3.599、0.201、19.031、1.124和1.160，95% CI 1.184~10.938、0.070~0.578、6.159~58.809、1.066~1.185和1.094~1.231， P<0.05或<0.01）。基于部位、囊变、肿瘤相关淋巴结、CTV P-A和CTV D-P构建鉴别GS与GST的列线图模型。列线图鉴别GS与GST的曲线下面积为0.924（95% CI 0.887~0.951）。校准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列线图模型预测GS曲线与实际GS曲线之间一致性良好（平均绝对误差为0.033），Hosmer-Lemeshow检验提示该列线图模型不存在过度拟合（ χ2 = 2.52， P = 0.961）。临床决策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当列线图模型鉴别两种肿瘤的阈值>0.03时，列线图模型较"所有患者视为GS"方案或"所有患者视为GST"方案获得更多的净收益。 结论:基于CT影像特征的列线图模型可用于术前鉴别GS与GST。

目的:探讨老年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现状，并分析其术前衰弱与术后谵妄的关系。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8月—2021年8月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珠海医院（珠海市金湾中心医院）心血管科接受心脏瓣膜置换术的156例老年患者为研究对象，术前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及衰弱量表对患者进行调查，术后第3天采用意识错乱评估法对患者进行评估。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老年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谵妄的危险因素。共发放156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11份，最终收集有效问卷145份，有效回收率为92.95%（145/156）。结果:145例老年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发生谵妄42例（28.97%），术后未发生谵妄103例（71.03%）；术前处于衰弱状态76例（52.41%），术前处于非衰弱状态69例（47.59%），其中术前衰弱患者中术后发生谵妄31例（40.79%，31/76），术前非衰弱患者中术后发生谵妄11例（15.94%，11/69）。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术前衰弱及术前心功能不全是老年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发生谵妄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老年心脏瓣膜置换术患者术后谵妄的发生率较高，年龄>75岁、术前处于衰弱状态、合并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易发生术后谵妄。

目的:探讨交通事故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的脑结构形态学改变。方法:选择46例经历交通事故后自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就诊于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心理精神科的PTSD患者(PTSD组)以及同期招募的49例性别、年龄相匹配的正常健康者(对照组)为研究对象。所有受试者均行全脑MRI 3D-T1WI结构像扫描，并应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VBM)方法分析2组受试者间脑区灰质体积的差异，并对PTSD组较对照组有差异的脑区灰质体积与其临床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量表(CAPS)、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CL-C)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与对照组相比，PTSD组左侧海马、左侧中央后回及右侧额上回灰质体积明显缩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GRF校正)，未发现较对照组灰质体积增加的脑区。PTSD组患者的左侧中央后回灰质体积与其CAPS评分呈负相关关系( r=-0.443， P=0.002)，其余有差异的脑区灰质体积与CAPS、PCL-C及HAMD评分间均无相关性( P>0.05)。 结论:交通事故致PTSD患者存在左侧海马、左侧中央后回及右侧额上回的形态学改变，且左侧中央后回灰质体积改变与患者的临床症状严重程度有关。

目的:验证脓毒症中特异分化的单核细胞亚群，并筛选及构建用于早期诊断脓毒症的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方法:选择广东省人民医院2020年6月至2021年3月收治的脓毒症患者，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应用单细胞测序技术和拟时序分析对单核细胞差异亚群进行验证。利用生物信息学手段分析差异亚群中的基因表达，并筛选出差异基因用于初步构建候选差异基因集。利用数字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分别在脓毒症患者PBMC以及脓毒症人髓系白血病单核细胞株（THP-1）模型中对候选差异基因进行验证，并利用韦恩图构建最终的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使用基因表达数据库（GEO）对差异基因集进行外部数据验证。结果:①细胞注释及拟时序分析结果显示，NEAT1 +CD163 +单核细胞的分化明显区别于其他亚群，并在脓毒症早期就已经出现，是脓毒症病理过程中的特征亚群。②从NEAT1 +CD163 +单核细胞的基因表达中筛选出22个与脓毒症相关的差异基因，经过数字PCR进一步验证后，最终筛选出碱性亮氨酸拉链ATF样转录因子（BATF）、原癌基因JUNB、癌胚抗原相关细胞黏附分子4（CEACAM4）、第9号染色体上95开放阅读框（C9orf95）、G蛋白α亚基15（GNA15）、补体C3A受体1（C3AR1）、转录生长因子β1（TGFB1）、线粒体载体同源物1（MTCH1）8个基因，用于构建最终的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③外部验证结果显示，由于C9orf95基因在GEO数据库的GSE154918及GSE133822两个数据集中均无数据，因此在验证时将其排除。在GSE154918数据集，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中BATF、JUNB、CEACAM4、GNA15、C3AR1、TGFB1、MTCH1的表达在脓毒症组均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log 2表达量：BATF为12.78±0.08比11.39±0.35，JUNB为16.88±0.07比16.04±0.03，CEACAM4为14.73±0.08比13.77±0.05，GNA15为13.16±0.06比12.30±0.04，C3AR1为14.62±0.13比12.87±0.05，TGFB1为16.95±0.05比16.57±0.36，MTCH1为14.80±0.02比14.61±0.15，均 P<0.05）；在GSE133822数据集，基因集中BATF、CEACAM4、GNA15、C3AR1的表达在脓毒症组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log 2表达量：BATF为8.66±0.16比7.92±0.14，CEACAM4为9.20±0.16比8.36±0.20，GNA15为10.66±0.18比10.13±0.16，C3AR1为11.49±0.27比10.48±0.16，均 P<0.05），而JUNB、TGFB1、MTCH1的表达在两组人群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基因集差异分析（GSVA）显示，在GSE154918及GSE133822两个数据集中，脓毒症组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的富集分数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GSE154918：0.38±0.04比-0.44±0.02，GSE133822：0.56±0.02比0.20±0.05，均 P<0.01）。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显示，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在GSE154918及GSE133822两个数据集中对脓毒症早期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及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0.993（0.980～1.000）和0.944（0.873～1.000），提示其具有可靠的诊断价值。 结论:通过单细胞测序技术及数字PCR技术筛选得到的BATF、JUNB、CEACAM4、GNA15、C3AR1、TGFB1、MTCH1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对脓毒症患者具有良好的早期诊断效能，或许能够为早期诊断脓毒症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