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贵生""仁爱""修身"思想为中医伦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儒家"孝悌"思想在中医的传统医德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易经》中的阴阳被中医用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发展为中医的阴阳学说;《尚书》中的五行学说被吸收利用为中医的五行学说;中医学理法方药各环节的思维方式都受到了儒家中庸观的影响;中医学基本特点之整体观念受到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儒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使得医儒融合成为必然,医儒融合造就了古代医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中医药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医儒融合帮助中医摆脱了巫术和迷信的束缚、提高了医家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医学教育的发展和医学文献的整理.

道德韧性为面对道德困境的情况时积极应对的能力,其构成要素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融洽的关系和平和的内心.中华民族是有韧性的民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了丰富的道德韧性思想,比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苟志于仁,无恶也".古人认为人的韧性可以端正道德动机,让人在逆境中排除万难,奋勇向前.古人的思想智慧可为今天培塑道德韧性提供建议咨询.因此,需要借鉴传统文化,强化道德韧性.

"儒家家庭主义"的孕生具有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和价值论上的信念体系支撑.但是,小家庭的"儒家家庭主义"过分强调家庭的整体性,建立在具有普遍抽象且平等的家庭成员之上,未对家庭本身的内部结构作充分论证.相较于大天下的"儒家家庭主义",它关注的视角局限在个体利益的范畴,缺乏对公共利益的关照.此外,其适用场景无法有效涵盖精神障碍领域,忽视了精神障碍患者自身与家庭成员关系的复杂性,而导致的家庭内部具有层级性的差序格局构造.基于反思平衡、监护和代理制度、精神病学等方法论、理论和医学基础,提出精神障碍领域下基于差序格局的儒家家庭主义医学伦理分析框架.通过该框架对精神障碍领域发生的"税会梅诉白云康复站"案作出适用,发现该分析框架尽管存在不足,但具有有效性,是一次医学伦理分析框架建构上的有益尝试.

简要介绍了"医养结合"的概念,总结了目前"医养结合"的三种形式.强调目前"医养结合"模式发展应将政策重点放在签约家庭医生形式,并分别由老年人需求、经济与传统文化伦理角度阐释为何签约家庭医生形式是最好的"医养结合"形式.在上述基础上,提出目前签约家庭医生形式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所面临的基层医疗机构人力及物力资源缺乏,激励机制效果较差,政策配套不足以及宣传力度不够的问题.同时针对以上几方面提出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改变现有激励机制,加大宣传力度及建立信息化平台的问题解决建议.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医学伦理学》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 三十年的坚守、发展和取得的成就,可喜可贺! 记得十几年前杂志主编王明旭教授第一次访问香港时,我们曾就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自觉、文化回归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非常愉快地得到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其实是文化事业的一部分,而不是零打碎敲的所谓"前沿"研究或"时髦"话题. 如同拙作《当代儒家生命伦理学》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研究、教学和发展,只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建构成为一门扎实的、综合的中国文化学科,才能为日新月异的"前沿"研究和层出不穷的"时髦"话题提供根基深厚的道德观点和开辟具有源头活水的创新论证.[1]

传统保健体育是我国一项极其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是中医药院校的开设的体育课程.本文主要从仁、义、礼、智、信、和、勇等方面探讨儒家思想对中医药院校传统保健体育发展的积极影响.研究认为儒家思想为传统保健体育的发展奠定了伦理道德基础.

儒家伦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具有丰富的化解医疗决策中利益冲突的理论资源.其一,在儒家看来,医之仁道的体现是"生",当维系患者的生命权与自主权相冲突时,儒家认为生命权更具重要性和优先性.其二,儒家主张先义后利、舍利取义,这要求医生等医疗群体在遵循义的前提下求利,同时,患者也不应吝惜必要而合理的医疗支出.其三,儒家之礼的精神体现为敬、让、和.在医疗决策中,医生要敬畏生命、态度恭敬,允许患者充分表述病情,容让患者的不专业询问.为了保证全体患者的利益,"和"必须通过礼的规范来实现.其四,儒家伦理中的"信",就诚信而言,医患双方都应如实告知病情;就信任而言,患者不应无根据地怀疑医生,医生也要提高医疗水平以获取患者信任;就信仰而言,信仰医理是化解利益冲突的重要条件.其五,儒家强调"智"的变通性,医生既要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和道德观念,又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变通,使之能更好地处理医疗决策中的各种问题.

传统医德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具有“人德”的内涵和理论形态.近代,随着中国医学在理论和社会存在形态两方面的巨大变化,以《医业伦理学》为代表,在“伦理学”的基础上更多地关联着医学职业来把握对医德的认识,从而实现了中国医德从“人德”到“医德”的转变.这些转变主要有三方面表现.第一,医学职业由“道德化”到“职业化”.第二,医德机制由“体仁”到寻求制度与组织.第三,理想人格由“仁人”到“良医”.在中国医德的历史上,近代医德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

阿育吠陀是印度的传统医学,三德学说是其重要哲学基础.阿育吠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印度主流文化婆罗门教的影响,显示出自然与人合一、身体和灵魂合一的特点;形成了种姓分工的伦理观;塑造了舍身救人的崇高医德观.中医则主要受儒家与道家影响而表现出环境与人合一的特点;主要受儒家影响形成入世救人的医学伦理观;受儒家和佛教影响形成仁爱慈悲的医德观.阿育吠陀是偏于宗教化的医学,中医是巫医分离后偏于理性化的医学,宗教对其影响相对较弱,这是两者的最大文化分野.

早在远古时期,面对疾病死亡,人们由最初的束手无策到后期随着对疾病不断的定位、认识,人类开始意识到采取一定的外部干预技术可以改善人体的机能、延长寿命,减少疾病所带来的痛楚.中国古代早就著有《易经》,旨在通过太极阴阳图、八卦和六十四卦[1]三方面来阐释自然界的种种变化规律,包括人体的构成、生长、疾病与衰老之间的关系,道家的“道法自然”与儒家的“中庸之道”皆来源于此.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在人类物质欲望的催使下,曾有学者指出制药行业为永远的朝阳行业,可见医药的发展对于人类进步的重要性.历史上曾不乏济世救人的医药大家,东汉末期华佗生活的战乱时期,瘟疫四起,华佗奔走于民间,为百姓解除疾病所带来的痛苦,那时他即提出合理应用药物的重要性;明代的李时珍为研究清楚药物的性质,曾亲自试药探明其疗效、不良反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