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妊娠期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vulvovaginal candidiasis,VVC)患者烯醇化酶(enolase,Eno)含量、阴道微生态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1年4月—2022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医院产科住院并分娩的77例妊娠期VVC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妊娠结局分为不良妊娠结局组49例、正常妊娠结局组28例.比较2组患者一般资料、阴道微生态指标、(1,3)-β-D-葡聚糖和Eno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妊娠期VVC患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1,3)-β-D-葡聚糖、Eno对妊娠期VVC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诊断价值.结果:不良妊娠结局组抗感染治疗患者比例低于正常妊娠结局组(x2=4.270,P=0.039).不良妊娠结局组阴道菌群密集度Ⅱ～Ⅲ级、菌群多样性Ⅱ～Ⅲ级、清洁度Ⅰ～Ⅱ度、pH值3.8～4.5、过氧化氢阳性和白细胞酯酶阴性患者的比例均低于正常妊娠结局组(均P＜0.05).不良妊娠结局组(1,3)-β-D-葡聚糖和Eno水平均高于正常妊娠结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1,3)-β-D-葡聚糖和Eno升高均是妊娠期VVC患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P＜0.05),阴道菌群密集度为Ⅱ～Ⅲ级是保护因素(P＜0.05).(1,3)-β-D-葡聚糖、Eno两者联合诊断妊娠期VVC患者不良妊娠结局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高于单一指标,联合诊断的敏感度为 95.92％,特异度为 82.14％,二者联合优于(1,3)-β-D-葡聚糖(Z=2.092,P=0.036)、Eno(Z=2.703,P=0.007)各自单独诊断.结论:(1,3)-β-D-葡聚糖和Eno水平升高、阴道微生态发生异常均可增加妊娠期VVC患者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可利用(1,3)-β-D-葡聚糖和Eno联合对妊娠期VVC患者进行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筛查.

目的 探讨原发性胸下段和腹部食管腺癌患者生存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并构建列线图模型进行分析与验证.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接受治疗的1 537例原发性胸下段和腹部食管腺癌患者资料,按7∶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n=1 076)和验证集(n=461).描述训练集的生存状况,并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针对训练集数据,建立生存预测列线图模型,并进行内外部验证.结果 训练集和验证集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集中,5年生存率为17.19％(185/1 076),平均生存期为38.00(22.00～56.00)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确诊时的年龄、组织分化程度、TNM分期、手术、放化疗情况以及淋巴结病理活检结果与患者的生存状况有关(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确诊时的年龄、组织分化程度、TNM分期、手术、放化疗情况是生存状况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基于训练集构建的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C值为0.735±0.014,患者1年、3年、5年生存情况预测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20、0.740、0.765.结论 基于原发性胸下段和腹部食管腺癌患者生存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患者的生存预测具有良好的效能.

目的 探讨心脏代谢指数(CMI)、血尿酸(SUA)水平与2型糖尿病(T2DM)患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CAN)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9年5月～2021年5月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215例T2DM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根据Ewing试验明确CAN诊断,并将所有患者分为非CAN组(112例)和CAN组(103例).同时根据CMI、SUA水平的三分位分别分为3组,即低SUA组(35例)、中SUA组(132例)及高SUA组(48例),低CMI组(108例)、中CMI组(93例)及高CMI组(14例),分析各组患者CAN发生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T2DM患者合并CAN的影响因素.结果 低、中、高SUA三组与低、中、高CMI三组患者组间CAN发生率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SUA、CMI增高,CAN发生率均升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MI、SUA、糖尿病病程、FPG、腰围、HDL-C均为T2DM患者发生CAN的影响因素(P＜0.05).校正相关混杂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MI、SUA仍为T2DM患者发生CAN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高SUA水平T2DM患者发生 CAN 的风险是低 SUA 的 10.978 倍(95％CI3.921～30.733,P＜0.001),高 CMI 水平 T2DM 患者发生 CAN 的风险是低 CMI 的 5.333 倍(95％CI 1.406～20.227,P＜0.05).结论 SUA、CMI 均为T2DM患者发生CAN的危险因素,随着SUA、CMI增高,T2DM患者CAN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对SUA、CMI较高的T2DM患者,应尽早行Ewing试验明确诊断,以预防和延缓CAN的发生与发展.

目的:分析郴州地区人群常见单基因遗传病致病变异的携带情况，为开展携带者筛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目标区域捕获联合高通量测序的方法，针对88种基因型-表型联系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相关的79个基因进行扩展性携带者筛查，分析目标疾病的类型及变异位点，为高风险夫妇提供必要的产前诊断。结果:在1 314例样本中，共检出携带者355例，检出率为27.02%。携带率超过1%的疾病有8种，携带率最高的疾病为地中海贫血11.72%(154/1 314)和常染色体隐性耳聋5.48%(72/1 314)。10对受试者为高风险夫妇(5例为X隐性遗传病女性携带者)，7例接受了产前诊断，确诊患儿3例。结论:本地区常见的单基因隐性遗传病的类型及变异位点与既往报道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以确定适合本地人群的筛查类型及变异位点。

目的:探索不同认知风格、气质类型的医学生在儿科学翻转课堂中的表现。方法:选取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85名学习《儿科学2》课程的2018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进行儿科学翻转课堂集体教学。采用认知方式镶嵌图形测验（cognitive style figure test）调查学生的认知风格，采用气质自我测试问卷调查学生的气质类型，通过聚类分析、ANOVA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卡方分析等方法，探究不同认知风格、气质类型学生翻转课堂成绩的分布及差异。结果:气质类型可分为胆汁多血混合型、多血黏液混合型、少抑郁型、少胆汁型4类，占比分为28.24%、23.53%、27.06%、21.18%。认知风格分为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占比分别为51.76%和48.24%。在分类比较上，不同认知风格学生翻转课堂的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8， P<0.05），但不同气质类型学生翻转课堂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38， P>0.05）。在测试各维度得分相关性上，黏液质类型得分（ r=-0.283， P<0.05）和认知测验得分（ r=0.346， P<0.05）与翻转课堂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儿科学翻转课堂教学中，对于不同气质类型和认知风格的学生可灵活运用互动及评价方法；需注意把握好合作学习与独立自主学习的关系；儿科学翻转课堂不同环节设计需进一步改善。

目的:探讨精准切除外鼻恶性肿瘤以及准确评估、合理修复组织缺损的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2010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收治的48例外鼻恶性肿瘤患者，其中男性28例，女性20例，年龄36~86岁。肿瘤病理类型包括基底细胞癌29例，鳞状细胞癌11例，外毛根鞘癌6例，腺样囊性癌1例，非霍奇金淋巴瘤1例。肿瘤切除以传统的安全缘扩大切除为主，对于明显影响修复效果的切缘，即病变邻近鼻翼缘、鼻小柱或深部易贯通切缘采用Mohs显微描记手术原理，尽可能缩小切除范围。全部病例均采用肿瘤全切及一期/分期皮瓣修复方法完成，以皮瓣转移为主。结果:根据病理类型和肿瘤大小，肿瘤安全切缘以4~10 mm为主，其中24例采用了Mohs手术方式。外鼻局限缺损38例，选择邻近双叶瓣、风筝瓣、鼻背眉间皮瓣以及鼻唇沟瓣或游离组织修复；多解剖亚区、全层或累及鼻中隔的复合缺损共10例，有8例选择额瓣修复，包括单纯额瓣修复4例、额瓣+钛网支架重建2例、双岛瓦合额瓣修复2例。随访1~10年，所有皮瓣均成活，没有发生坏死的病例，绝大多数患者对术后鼻外形及鼻通气情况满意。1例患者在术后18个月肿瘤复发，2例患者随访期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其余患者均无瘤生存。结论:有限度地应用Mohs手术原理基本能够满足外鼻恶性肿瘤精准切除的需求，个体化应用邻近组织瓣以及多种形式的额瓣，是达到外鼻修复满意、兼顾手术复杂性的合理选择。

目的:探讨N1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肺内转移淋巴结解剖部位与疾病复发风险及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5年12月就诊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二科并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的138例N1期NSCLC患者资料，男79例，女59例，年龄26~81（59±10）岁。分别依据以肺内淋巴结的解剖部位定义的改良N1分期方案及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第八版肺癌N1站淋巴结分期方案进行分期，其中改良N1站淋巴结分期分为肺门组（第10、11组，mN1b）（36例）及肺内组（第12~14组，mN1a）（102例）。采用Kaplan-Meier法比较复发风险及生存分析，并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的方法比较两种分期方法在无病生存期（DFS）及总生存期（OS）的差异，评估两者对具有不同疾病复发和生存风险的患者进行分期的有效性。结果:根据改良N1站淋巴结分期，其亚组间（mN1a组比mN1b组）5年DFS及O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9.5%比35.7%、81.2%比56.0%，均 P<0.05），而根据AJCC第八版肺癌N1站淋巴结分期方案，其亚组间DFS及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分期提示改良N1分期对于DFS（ HR=1.814，95% CI：1.005~3.275）及OS（ HR=3.919，95% CI：1.918~8.009）均为独立预后因素（均 P<0.05）。多因素分析提示第八版肺癌N1站淋巴结分期方案并非DFS（ HR=1.360，95% CI：0.767~2.412）及OS（ HR=1.620，95% CI：0.839~3.131）的独立预后因素（均 P>0.05）。 结论:依据N1期NSCLC患者肺内转移淋巴结的解剖部位定义的改良N1站淋巴结分期方案可以有效预测疾病复发风险及预后，且优于AJCC第八版N1站淋巴结分期方案。

目的:基于数据挖掘探讨大椎主治优势病症与配伍规律。方法:检索2012年1月1日－2022年8月15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重庆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和PubＭed发表的大椎相关文献，归纳其主治病症和腧穴配伍，采用Gephi 0.9.5软件进行复杂网络分析，对比大椎单穴和配伍主治优势病症；采用SPSS Modeler 18.0软件，基于Apriori算法对腧穴组合进行关联规则分析；采用SPSS Statistics 26.0软件对高频腧穴进行聚类分析。结果:纳入文献722篇，涉及处方732首，单穴主治优势病症为颈椎病、痤疮、和感冒；配伍主治优势病症为颈椎病、变应性鼻炎、缺血性卒中后遗症等14类；经脉配伍以足太阳膀胱经为首，阳经频次高于阴经；腧穴配伍以下合穴、背俞穴、八会穴等特定穴为主，高频腧穴有肺俞、百会、风池、足三里等33个穴，得到4系8类大椎配伍组合。结论:大椎广泛应用于内科病症，长于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及椎动脉型颈椎病，倾向于特定穴多重配伍与聚类组合灵活运用。

江浦丁氏是南京地区从明初开始传承延续，贯穿明清两朝的士人家族，科第繁荣，医风尤著，历经十余代，各领域人才辈出。丁氏行医自初代丁仲宝始，第二代丁毅由医入仕，业医之风初现，经数代积累，至丁凤医名大盛。但其整个世系专职业医者也仅丁毅、丁凤二人，本质上仍是一个传统士人家族。其特别之处在于，明中期丁凤之后，虽无专职医者，但后代医风未有衰减，家族仍将医术作为家族子弟必修技能。其家亦有《医方集宜》《痘科玉函集》《行医八事图》等医著传世。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目前已造成世界大流行，国内已八万余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合并高血压和高血压控制不良是导致重症的重要危险因素。因此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应加强高血压人群自主管理和互联网线上管理，在高血压药物选择方面尤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与新型冠状病毒是否相互影响尚无明确证据，应该遵循现行高血压指南原则用药，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减少高血压合并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重症和死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