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和病死率仍在升高,疾病负担下降的拐点尚未出现.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技术是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有效手段,其中药物洗脱支架及药物涂层球囊是目前临床中最常用的2种PCI器械,但仍存在再狭窄及晚期血栓事件的问题.如何在保护内皮细胞活性的同时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进而既抑制再狭窄又抗血栓形成,是研究的热点及难点.中药单体及提取物尤其是中药单体组合涂层具有多靶点潜力,是对人工合成化合物涂层的重要补充.该文综述了应用于PCI器械药物涂层的中药单体(三氧化二砷、紫杉醇、水蛭素、川芎嗪、大黄素、苦参素、姜黄素等)、中药单体组合(紫杉醇/水蛭素、栀子苷/黄芩苷)、中药提取物(莪术提取物、昆明山海棠提取物),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进行讨论,以期为研发新的PCI器械提供参考.

目的 研究血清内皮素-1(ET-1)、前列腺素E2(PGE2)与冠心病(CHD)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术后支架内再狭窄(ISR)的关系.方法 纳入2019年6月～2021年6月首次行PCI术的CHD患者162例,根据术后1年内是否出现ISR将其分为ISR组(32例)与non-ISR组(130例).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与实验室检查结果并分组进行比较.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评估血清ET-1、PGE2水平与CHD患者PCI术后ISR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估血清ET-1与PGE2水平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CHD患者PCI术后ISR发生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ET-1、PGE2对CHD患者PCI术后ISR发生的预测价值.结果 162例CHD患者ISR发生率为19.75％.ISR组合并糖尿病患者比例及血清ET-1、PGE2水平均高于non-ISR组,支架直径小于non-ISR组(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ET-1、PGE2与CHD患者PCI术后ISR呈正相关;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ET-1与PGE2水平呈正相关(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合并糖尿病、ET-1、PGE2是CHD患者PCI术后ISR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ET-1、PGE2联合预测CHD患者PCI术后ISR发生的曲线下面积(AUC)显著大于ET-1及PGE2单独预测(P＜0.05).结论 CHD患者PCI术后ISR发生时血清ET-1、PGE2水平均升高,两者联合对其预测价值更高.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一种严重影响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慢性病，其患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 [1]。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是治疗冠心病患者的主要方法之一，能有效改善患者的冠状动脉血流，缓解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2]。然而，支架内再狭窄（in-stent restenosis, ISR）一直是PCI术后无法忽视的重要并发症之一 [3]。近年来，随着药物洗脱支架（drug eluting stent, DES）的广泛应用，ISR的发生风险已明显降低 [4]。尽管如此，ISR的发生率仍在3%~10%之间，严重影响PCI的远期疗效 [5,6,7]。目前对于PCI术后ISR的管理与治疗仍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且其确切的形成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8]。因此，提早识别和控制相关的危险因素可能是减少ISR发生和改善患者预后的重要方法。

目的:探讨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治疗冠状动脉狭窄的远期临床疗效。方法:选择辽宁省金秋医院2015年8月至2017年11月行冠状动脉内超声引导下实施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治疗的冠状动脉狭窄患者8例，患者均随访观察，并于术后12～36个月[26.5(14.5～32.5)个月]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8例患者均行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成形术，术中未出现影响血流的夹层，普通球囊扩张后即刻行冠状动脉内超声检查准确测量冠状动脉血管内径及病变长度，并应用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对冠状动脉狭窄病变进行球囊扩张治疗，药物涂层球囊介入治疗的即刻成功率为100.00%，术后比术前病变狭窄程度明显减轻[20.00%(11.25%～25.00%)比90.00%(80.00%～97.75%)， H＝11.549， P<0.01]；术后比术前病变冠状动脉最小内径明显增大[2.23(2.03～2.53)mm比0.30(0.25～0.54)mm， H＝11.361， P<0.01]。术后患者住院期间无心绞痛再发、无其他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随访期间有1例患者曾再发心绞痛，程度较前减轻，经药物治疗后好转；1例患者复查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再发狭窄，于原狭窄处植入支架治疗；1例患者复查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血管闭塞侧支循环形成，未予治疗。 结论: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直接用于治疗冠状动脉狭窄病变是安全有效的，提供了一个"有介入无植入"的冠心病治疗的有效手段。冠状动脉内超声检查为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成形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保证了介入治疗的效果及安全性。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治疗的远期效果是乐观的，而对于冠状动脉出现再狭窄的患者可以直接植入药物洗脱支架治疗。

目的:探讨全反式维甲酸(ATRA)调控Kruppel因子5(Klf5)在预防移植静脉术后狭窄的作用及机制。方法:建立新西兰大白兔(海军军医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静脉动脉化动物模型，按完全随机分为造模组(A、B、C组分别为饲养2、4、8周)和ATRA组(D、E、F组分别为饲养2、4、8周，鼻饲ATRA10 mg/d)、空白对照组(G组)，各6只。分别获取移植静脉标本，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及免疫组化检验。建立人脐静脉平滑肌细胞(SMC)KLF5过表达细胞模型，以ATRA干预，划痕实验、细胞增殖实验(CCK-8)明确SMC增殖及迁移情况；免疫共沉淀明确ATRA对Klf5-RARa结合的阻断作用。两组间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方法。 结果:各组管径：A组(107.58±18.11) μm，B组(144.65±26.10) μm，C组(160.28±28.06) μm，D组(78.42±9.00) μm，E组(102.75±16.47) μm，F组(117.47±38.06) μm，G组(35.73±6.04) μm。组间比较，建模组各组(A、B、C各组)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G组)( t＝5.81、8.81、10.08， P<0.01)，同期建模组各组明显高于ATRA组( t＝2.06、2.96、3.03， P<0.05)。以染色指数法计算免疫组化结果，建模各组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2周3.07±0.64，4周3.67±0.81，8周1.93±0.41)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 t＝6.93、9.37、4.16， P<0.01)，也高于同期ATRA组(2周2.87±0.52，4周3.60±1.21，8周2.10±0.24， t＝4.91、6.66、2.14， P<0.05)。实验组Klf5表达(2周4.43±0.70，4周5.67±1.18，8周3.03±0.98)明显高于对照组( t＝7.27、9.09、3.83， P<0.01)，建模组与ATRA组间KLF5(2周4.43±0.70，4周5.67±1.18，8周3.03±0.98)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49、0.17、0.42， P>0.05)。CCK-8实验：72 h Klf5组吸光度( A)值(1.54±0.20)高于其余3组( t＝5.62、5.84、8.31， P<0.01)，Klf5+ATRA组(1.02±0.14)高于ARTA组(0.80±0.07， t＝2.47， P<0.05)，对照组(1.04±0.13)高于ATRA组( t＝2.70， P<0.05)。划痕实验：以迁移前后划痕距离的比值，klf5组0.098±0.006，对照组0.404±0.009，ATRA组0.597±0.014，Klf5+ATRA 0.265±0.012，组间比较ATRA组高于其余3组( t＝4.81、6.12、8.41， P<0.01)，Klf5组低于其余3组( t＝-8.37、-10.16、-12.25， P值均<0.01)。免疫共沉淀发现Klf5-RARa可以结合形成复合物，以不同浓度ATRA电泳 A值进行统计分析，50 μmol/ml组 A值(1.38±0.15)及70 μmol/ml组 A值(1.19±0.12)明显低于其余各组(对照组1.88±0.16、10 μmol/ml组1.81±0.10、30 μmol/ml组1.76±0.13， t＝-5.60、-5.10、-4.80、-7.10、-6.80、-6.40， P<0.01)。 结论:ATRA可以通过对KLF5-RARa结合的阻断作用来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及迁移，进而预防静脉移植术后血管狭窄。

目的:对比吲哚布芬与阿司匹林预防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2月—2018年12月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152例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治疗的患者，根据术后抗血小板方案分为吲哚布芬组及阿司匹林组。吲哚布芬组患者术后接受吲哚布芬及氯吡格雷治疗，阿司匹林组患者术后接受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治疗。收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临床资料。术后随访1年，比较两组患者术后1年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再狭窄的发生情况、心脏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及术后1年凝血指标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血清血栓调节蛋白（TM）及凝血酶激活纤溶抑制物（TAFI）水平。结果:吲哚布芬组76例，男性57例（75.0%），年龄（60.3±6.6）岁；阿司匹林组76例，男性62例（81.6%），年龄（59.7±7.2）岁，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随访期间失访3例，吲哚布芬组完成随访的有74例，阿司匹林组75例。吲哚布芬组共移植268条桥血管，阿司匹林组共移植272条。术后1年，吲哚布芬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4.5%（189/200）和97.1%（66/68），阿司匹林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1.3%（189/207）和96.9%（63/65）；两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82、0.345， P>0.05）。吲哚布芬组和阿司匹林组心脏不良事件总发生率分别为5.4%（4/74）和6.7%（5/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26， P>0.05）。吲哚布芬组术后1年胃肠道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4.1%（3/74），低于阿司匹林组的13.3%（10/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547， P<0.05）。两组患者FIB、D-D、TM及TAFI水平均低于术前（ P<0.05），术前及术后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吲哚布芬与氯吡格雷联用预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疗效与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联用基本相当，且吲哚布芬引起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安全性可能更高。

梅毒性冠状动脉口狭窄是心血管梅毒的表现形式之一，常引起严重临床后果。临床通常根据是否具有丰富的冠状动脉侧支循环，是否合并需处理的主动脉瓣反流以及患者耐受性等综合因素决定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或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由于梅毒性主动脉炎的持续存在，两种疗法具有移植物吻合口处狭窄和支架内再狭窄的风险，密切随访至关重要。现对近年来国内外梅毒性冠状动脉口狭窄的诊疗进展进行了综述。

目的:探讨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联合冠状动脉搭桥术(CABG)治疗合并严重颈动脉狭窄的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至2019年19例合并严重颈动脉狭窄的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患者中位年龄69岁。手术均采取先CEA后CABG策略，使用传统剥脱法，颈动脉转流管快速建立体外转流。手术成功率100%。围手术期内没有心肌梗死发生；2例患者出现脑梗塞，1例为CEA同侧，另一例为双侧颈动脉狭窄的CEA对侧脑梗塞，2例患者均未遗留后遗症。围手术期无死亡。成功随访17例(1～103个月，中位数24个月)。随访期内，1例患者术后8个月出现脑梗塞；1例患者术后43个月再发心肌梗死。没有颈动脉再狭窄或二次手术病例。5年总体生存率为91%。结论:CEA联合CABG治疗合并严重颈动脉狭窄的冠心病患者无围手术期心血管事件或死亡发生，围手术期脑梗塞发生较少，远期生存率高，是一种有效、安全的手术方法。

目前，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仍是治疗冠心病(尤其是严重冠状动脉多支狭窄病变)的首选治疗方法之一。可用于CABG术的旁路移植血管选择多样，其中大隐静脉因获取难度低、长度足够、对获取位置肢体血供影响小的特点，成为术中最常用的旁路移植血管。然而，相对于动脉旁路移植血管，大隐静脉远期通畅率低，存在更多致管腔狭窄因素。内膜损伤、急性血栓形成和平滑肌细胞增生是早期血管再狭窄的风险因素，也为远期狭窄奠定了基础。本文对CABG术后大隐静脉再狭窄早期机制、预测及预防的最新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已经成为冠心病的主要血运重建方法之一。随着药物洗脱支架的应用，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成为了晚期和极晚期支架内再狭窄、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发展与多种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有关，涉及原有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范围、支架置入术后血管内皮愈合反应、反复的炎症反应、血小板活化和不良的免疫反应。探讨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对预防支架内再狭窄、改善临床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正在研究的多种技术方法，包括新型支架、介入器械、药物输送方式、药物疗法和策略、影像学指导下的支架置入术，可以用来改善药物洗脱支架相关的不良结果。该综述旨在提供防治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进展，重点讨论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机制及防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