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妊娠合并梅毒产妇的妊娠期驱梅治疗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探索妊娠期驱梅治疗与妊娠结局的关系。方法:通过国家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母婴传播信息系统收集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广州市分娩的1 614例妊娠合并梅毒产妇的人口学资料、妊娠期驱梅治疗情况和妊娠结局。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妊娠期治疗和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因素。 结果:1 614例妊娠合并梅毒产妇中，妊娠期接受规范治疗、一般治疗和未治疗者分别有600例(37.17%)、658例(40.77%)和356例(22.06%)。多因素分析发现，外地非广州市户籍[调整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0.670，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523～0.858， P＝0.002]，非在婚( aOR＝0.582，95% CI 0.393～0.863， P＝0.007)，文化程度为高中( aOR＝0.691，95% CI 0.507～0.943， P＝0.020)、初中及以下( aOR＝0.607，95% CI 0.459～0.803， P<0.01)，在孕28周之后确诊( aOR＝0.088，95% CI 0.062～0.125， P<0.01)，确诊时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为效价不详( aOR＝0.459，95% CI 0.297～0.710， P＝0.001)的梅毒产妇的规范治疗率较低。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与接受规范治疗的产妇相比，接受一般治疗、未治疗的产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增加( aOR＝1.553，95% CI 1.079～2.234， P＝0.018； aOR＝2.097，95% CI 1.347～3.267， P<0.01)；与确诊时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效价≤1∶4的产妇相比，确诊时效价≥1∶8的产妇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增加( aOR＝1.542，95% CI 1.105～2.152， P＝0.011)；与妊娠期末次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效价为阴性的产妇相比，妊娠期末次效价≥1∶8的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增加( aOR＝2.063，95% CI 1.151～3.700， P＝0.015)。 结论:早期确诊梅毒，并规范开展妊娠期驱梅治疗和随访，能有效改善妊娠合并梅毒产妇的妊娠结局。

梅毒性冠状动脉口狭窄是心血管梅毒的表现形式之一，常引起严重临床后果。临床通常根据是否具有丰富的冠状动脉侧支循环，是否合并需处理的主动脉瓣反流以及患者耐受性等综合因素决定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或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由于梅毒性主动脉炎的持续存在，两种疗法具有移植物吻合口处狭窄和支架内再狭窄的风险，密切随访至关重要。现对近年来国内外梅毒性冠状动脉口狭窄的诊疗进展进行了综述。

乌梅丸为经典的驱虫剂，用于蛔虫证、蛔厥和久利，被认为是治疗寒热错杂证的代表方，其组方以酸味药（乌梅、苦酒）与辛味药（附子、桂枝、蜀椒、当归、干姜、细辛）为主，以苦味药（黄连、黄柏）与甘味药（人参、蜂蜜）为辅。从“汤液经法图”角度看，肝德在散，虚则四肢厥逆，实则胁满腹痛，以辛补之、以酸泻之、以甘缓之；脾德在缓，虚则倦怠乏力，实则腹满吐利，以甘补之、以辛泻之、以苦燥之。故乌梅丸作用定位于肝脾，兼顾心肺，功效以泻肝泻脾为主、补泻兼施，用于肝木脾土之虚实夹杂证，以胸胁腹痛、四肢厥冷、呕吐下利、筋脉拘挛等肝木或脾土病证特点及经脉循行部位症状为主，临床常用于蛔厥、腹泻、阳痿、抑郁等疾病的治疗。同时兼顾心肺，也可用于咳嗽、焦虑等疾病的治疗。

目的:分析蛋白尿合并梅毒患者血清抗M型磷脂酶A2受体(phospholipase A2 receptor，PLA2R)抗体的表达水平，并探讨其在诊断肾脏病理类型及治疗预后中的临床价值。方法:纳入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宁波市泌尿肾病医院肾内科收治的临床表现有蛋白尿同时合并梅毒的患者共20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血清抗M型PLA2R抗体的表达，并将患者分为血清抗M型PLA2R抗体阳性组和阴性组，比较两组间的驱梅治疗前后24 h尿蛋白定量和血白蛋白水平，观察患者肾脏病理组织改变特点，以及驱梅治疗预后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20例患者中，15例符合膜性肾病的病理变化，2例符合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的变化，3例符合IgA肾病的变化。血清抗M型PLA2R抗体表达阳性和阴性的患者各10例。阳性组患者病理诊断为膜性肾病的比例(10/10)高于阴性组(5/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630， P＝0.003)。阴性组患者行驱梅治疗1个月后，24 h尿蛋白定量水平为(269.4±212.6) mg，血白蛋白为(39.4±4.0) g/L；阳性组分别为(4 988.5±2 706.9) mg和(26.2±7.3)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5.496、5.008，均 P<0.01)。阴性组中5例临床诊断为梅毒相关性膜性肾病的患者，经治疗后均完全缓解，均未使用糖皮质激素。而阳性组患者临床诊断均为原发性膜性肾病，除苄星青霉素治疗外，6例联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1例联用糖皮质激素，该例患者出现满月脸，治疗后病情均有所缓解。 结论:梅毒相关性肾病的病理类型以膜性肾病为主，血清抗M型PLA2R抗体检测可初步预测该类患者的肾病病理类型；膜性肾病且血清抗M型PLA2R抗体表达为阴性的患者，在及时行驱梅治疗后，可促进肾病的缓解，避免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

直肠梅毒的症状不典型，容易误诊、漏诊，临床上缺少检测组织梅毒螺旋体的商品化试剂。现报道2例直肠梅毒病例，患者均以消化道症状起病，肠镜检查提示直肠病变，但病理检查未能明确性质，通过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在直肠组织中查见大量梅毒螺旋体片段，结合患者梅毒血清学检测为阳性，近期有同性无保护肛交史，支持直肠梅毒诊断，驱梅治疗后病情缓解。提示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技术可以作为特殊组织和器官感染梅毒螺旋体的补充检测手段。

作为治疗梅毒的替代药物之一，菝葜类中药材以“中国根”作为商品名并在16世纪初次贩运到欧洲。中国根在西方古典医药学或称盖仑医药学体系中的定位是干热药物，有疏通、净化、缓解能力，具有利尿发汗、愈创通痹等多种功用。治疗梅毒的机理据认为是通过发汗驱逐败坏的体液成分。配制方法是西医从公元1世纪起便常常采用的水煎法。治疗过程结合药疗和食疗，并须考虑到体液论的六“非自然”因素和疾病的关键日期。中国根的多种用法可以按照盖仑医药学的逻辑推论而得，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特效药”或“万灵药”。正统的学院派西医对中国根不十分推崇，这种态度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一场有关外来药物价值的论战的影响。中国根在16世纪欧洲的用药思路完全出自西方古典医药学。此例体现出药学实践与医学理论之间的张力。

目的:分析妊娠合并梅毒孕妇不同治疗时机与新生儿不良结局（早产、死亡、先天性梅毒）的关联。方法:利用国家“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监测收集的2011年10月至2021年12月广东省妊娠合并梅毒孕妇及其所生新生儿检测治疗等信息。根据梅毒孕妇首次进行青霉素治疗时所处孕周，分为孕早期治疗、孕中期治疗、孕晚期治疗和孕期未进行治疗4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梅毒孕妇不同治疗时机与新生儿不良结局的关联。结果:共纳入22 483例梅毒孕妇，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启动治疗和孕期未进行治疗的孕妇分别为4 549例（20.23%）、8 719例（38.78%）、2 235例（9.94%）和6 980例（31.05%）。与孕早期启动治疗的孕妇相比，孕期未进行驱梅治疗的孕妇，其所生新生儿早产（ OR=1.42，95% CI：1.24~1.62）、死亡（ OR=4.27，95% CI：1.64~14.69）和先天性梅毒（ OR=12.26，95% CI：6.35~27.45）发生风险均增加，孕中期（ OR=2.68，95% CI：1.34~6.16）、孕晚期（ OR=6.27，95% CI：2.99~14.80）启动驱梅治疗的孕妇，其所生新生儿罹患先天性梅毒的风险增加。 结论:对妊娠合并梅毒孕妇，孕期应尽早启动驱梅治疗，以减少新生儿不良结局的发生。

目的:探讨神经梅毒患者脑脊液(CSF)中的视黄酸受体应答基因2(RARRES2)、微管微丝交联因子1(MACF1)和核心蛋白多糖(DCN)的表达及其对神经梅毒的诊断价值。方法:纳入2020年6月至2022年9月期间南京市第二医院收治的64例非神经梅毒的梅毒患者(梅毒组)和78例神经梅毒患者(神经梅毒组)。神经梅毒患者中包括48例早期神经梅毒患者(早期组)和30例晚期神经梅毒患者(晚期组)。神经梅毒患者均给予常规对症治疗及抗生素驱梅治疗。通过qRT-PCR检测各患者治疗前及神经梅毒患者治疗前后的CSF中RARRES2、MACF1和DCN mRNA水平。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估神经梅毒患者治疗前后的神经功能。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指标对神经梅毒的诊断价值。结果:神经梅毒组患者CSF中的RARRES2、MACF1和DCN mRNA水平均高于梅毒组(均 P<0.001)。晚期神经梅毒组患者CSF中的RARRES2、MACF1和DCN mRNA水平均高于早期组(均 P<0.001)。与治疗前相比，神经梅毒患者治疗后的NIHSS评分以及RARRES2、MACF1和DCN mRNA水平均降低(均 P<0.001)。CSF中RARRES2、MACF1和DCN mRNA联合诊断神经梅毒的曲线下面积(AUC)、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995、100.00%和93.75%，AUC和灵敏度高于单独诊断。 结论:神经梅毒患者CSF中RARRES2、MACF1和DCN表达升高，并且与疾病严重程度和治疗反应有关，这三种基因可能是诊断神经梅毒的候选生物标志物。

目的:分析先天性梅毒病例报告的准确性及发生先天性梅毒的高危因素，为临床医师准确诊断先天性梅毒提供依据。方法:以2016年至2019年广州市"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中上报的所有疑似、确诊先天性梅毒个案，以及2012年至2019年广州市"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中的确诊先天性梅毒个案、排除先天性梅毒个案为研究对象，对其人口学、梅毒血清学检测结果、上报医师信息和治疗等进行分析。采用 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先天性梅毒发生的影响因素。 结果:"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上报的95例先天性梅毒中，35例(36.8%)报告准确。患儿年龄<30 d的报告错误占比[73.3%(44/60)]高于报告准确的51.4%(18/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679， P＝0.031)；而报告准确与否在不同报告医院级别、报告医师专业、报告医师职称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283、0.483、3.681，均 P>0.05)。母亲分娩时年龄≤24岁[调整的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4.62]、治疗前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学效价≥1∶8( aOR＝7.56)、产时启动驱梅治疗( aOR＝25.43)、妊娠期未进行驱梅治疗( aOR＝14.12)、早产( aOR＝8.97)等均可增加先天性梅毒的发生风险(均 P<0.01)。 结论:先天性梅毒病例报告的准确率较低。母亲年龄小、治疗前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学效价高、产时治疗或妊娠期未进行治疗、早产为先天性梅毒发生的高危因素，临床医师可重点收集这些信息以协助临床诊断。

目的:探讨树胶肿型神经梅毒的临床表现、血清及脑脊液梅毒抗体检测结果、影像学特征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报道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2023年3月收治的1例树胶肿型神经梅毒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检索国内外数据库，对已报道的54例树胶肿型神经梅毒患者及本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汇总分析。结果:55例患者主要表现为头痛（32例，58.2%）、偏侧肢体/面部乏力（25例，45.5%）、恶心呕吐（14例，25.5%）、头晕（11例，20.0%）、感觉障碍（10例，18.2%）、视物模糊（7例，12.7%）、癫痫发作（5例，9.1%）、听力下降（5例，9.1%）、耳鸣（5例，9.1%）、记忆力下降（3例，5.5%）、失语（3例，5.5%）、构音障碍（2例，3.6%）、跌倒发作（2例，3.6%）、睁眼乏力（2例，3.6%）、反应迟钝（1例，1.8%）、阿罗瞳孔（1例，1.8%）、脊髓痨步态（1例，1.8%）及发热（1例，1.8%）。51例具备完整血清学试验结果患者中，45例（88.2%）血清梅毒非特异性抗体检测阳性，51例（100.0%）血清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阳性。行脑脊液检查的34例患者中，25例（73.5%）脑脊液梅毒非特异性抗体检测阳性，32例（94.1%）脑脊液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测阳性。55例患者的颅内病灶以单发为主（43例，78.2%），累及的部位依次为额叶（14例，25.5%）、顶叶（14例，25.5%）、颞叶（5例，9.1%）、额颞叶（3例，5.5%）、额顶叶（2例，3.6%）、顶枕叶（2例，3.6%）、豆状核（1例，1.8%）、斜坡（1例，1.8%）及中脑大脑脚（1例，1.8%）。30例（54.5%）患者被误诊为其他颅内占位性疾病，误诊情况依次为胶质瘤（11例，36.7%）、转移瘤（5例，16.7%）、脑膜瘤（4例，13.3%）、其他不明原因颅内占位（4例，13.3%）、脑脓肿（3例，10.0%）、海绵状血管瘤（1例，3.3%）、颅内淋巴瘤（1例，3.3%）、听神经瘤及垂体腺瘤（1例，3.3%）。42例报道了驱梅治疗预后情况的患者中，41例有不同程度的好转，1例死于脑疝。结论:树胶肿型神经梅毒因临床表现不典型且无明确诊断标准而常被误诊为颅内肿瘤。血清及脑脊液梅毒非特异性抗体/特异性抗体阳性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及颅内占位病灶时应首先考虑树胶肿型神经梅毒的可能。经及时诊治，树胶肿型神经梅毒患者大多预后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