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保留了部分滤泡细胞的特征，使得放射性碘(radioactive iodine, RAI)成为术后一线治疗手段，但高达2/3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DTC在初始或治疗中逐渐呈现RAI难治性(RAI－refractory, RAIR)状态。RAIR－DTC治疗手段相对有限，患者的10年生存率仅10%，是甲状腺癌死亡病因最主要占比人群 [1]。相对明确的RAIR－DTC概念于2012年被提出，从病灶的核医学分子影像学特征可以将RAIR分成4种情形：(1)病灶在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后，首次RAI治疗即不摄碘；(2)起初摄碘，逐渐不摄碘；(3)部分病灶摄碘，部分病灶不摄碘；(4)病灶虽然摄碘但仍呈现临床进展 [2]。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DTC病灶的失分化倾向，但4种情形背后的分子生物学背景及机制可能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RAIR－DTC患者进行个体化诊断治疗。2015年美国甲状腺学会(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ATA)指南沿用了RAIR－DTC最初的界定，针对这类患者不推荐后续 131I治疗，并建议在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下主动监测随访。针对随访中出现进展或伴有局部症状的RAIR－DTC患者，探索新的治疗手段以阻止病情进展、改善生存是目前临床诊疗管理的重中之重。

在抗生素耐药的感染病灶中存在一类被称为持久性细菌的细菌亚群，以生长和代谢停滞作为主要机制以逃避抗生素的杀伤，若条件适合存活，持久性细菌将从暂时休眠状态中激活，感染可再次发作 [1]。相似地，持久性肿瘤细胞指常规抗肿瘤治疗难以消除的一类肿瘤细胞亚群，这群细胞可通过进入一种可逆的缓慢增殖状态逃避化疗、放疗或某些靶向治疗导致的细胞凋亡，在抗肿瘤治疗中持续存活，形成化疗耐药储存库或微小残留病（MRD），介导抗癌治疗数年后肿瘤复发和转移 [2,3,4]。

腹膜转移是胃癌最常见的转移形式，是主要致死原因之一。部分患者在手术时往往存在腹腔微小转移灶，这会导致胃癌患者术后的复发转移，因此要积极开展胃癌腹膜转移的防治。分子残留病灶是指经过治疗后，传统影像学或其他实验室方法不能发现，但可通过液体活检发现的肿瘤来源分子异常，代表肿瘤持续存在和临床进展的可能。近年来，基于循环肿瘤DNA检测分子残留病灶逐渐成为了腹膜转移防治领域的研究热点。本课题组建立了胃癌分子残留病灶分子诊断的新方法，并对该领域研究成果进行了评析。

手术是早期肺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但术后仍有复发转移风险。随着分子生物学和检测手段的进步，检测患者术后外周血微小残留病灶（MRD）水平，可以动态监测复发和判断预后。由于MRD检测方法繁多，检测效能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和前瞻性研究验证，临床应用仍有争议。早期非小细胞肺癌MRD检测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技术的进步、检测标准的规范和可信的临床数据。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占80%~85%。Ⅲ期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表现差异性大、病理类型异质性强，导致其多组亚群之间在治疗方式和疾病预后上存在不同。在真实世界中，Ⅲ期非小细胞肺癌高度依赖医生主观经验和患者依从性开展诊治工作，尚缺少精准客观的标志物用于指导治疗方案、评价预后以及预测复发。近5年来，循环肿瘤DNA(ctDNA)与肺癌微小残留病灶(MRD)已成为胸外科前沿热点，ctDNA检测技术因可实现无创监测肺癌患者分子病理学改变，展现出巨大临床转化潜力。本文就ctDNA如何应用于Ⅲ期非小细胞肺癌预后评估、复发预测以及疗效评价等临床难题进行总结与展望。

患者女，45岁，20年前行剖宫产术，3年前因左卵巢囊肿行左卵巢囊肿剥除术，否认吸烟、饮酒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13岁初潮，平素月经规律。本次首发症状为右下腹痛和右下肢进行性疼痛。增强CT示右卵巢可见不均匀强化肿块，大小3.5 cm×1.5 cm，腹腔、盆腔内见多个轻度强化肿物。颈部超声示甲状腺结节。行全子宫＋双附件＋大网膜切除术＋盆腹腔肿瘤切除术。病理报告提示：恶性卵巢甲状腺肿(malignant struma ovarii, MSO)，滤泡型，伴子宫、腹膜、肠系膜和网膜转移；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细胞角蛋白19(＋)、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1(human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marker－1, HBME－1；＋)、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 Tg；＋)、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 TTF－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hyroid peroxidase, TPO；部分＋)、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指数(约1%～2%)、高相对分子质量细胞角蛋白34βE12(－)、CD56(－)、突触素(synapsin, Syn；－)、嗜铬素A(chromogranin, CgA；－)。后患者接受6周期化疗(卡铂500 mg＋紫杉醇240 mg)。化疗期间血清Tg水平持续缓慢上升(从204.3 μg/L升至281.0 μg/L)，癌胚抗原、肿瘤糖类抗原－125变化不明显。6周期化疗后复查CT示：腹盆腔多发肿物，结合病史考虑为残留的肿瘤转移灶，最大径较前变化不明显。化疗结束后行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组织检查，病理证实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后行甲状腺切除术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示：右叶DTC(典型乳头状癌)，左叶结节性甲状腺肿，中央区淋巴结未查见癌(0/3)，pT1N0M0，Ⅰ期。术后患者服用左旋甲状腺素(每日100 μg)行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后行2次 131I治疗，每次剂量为7 400 MBq，治疗间隔6个月。首次 131I治疗后全身显像(post－therapy whole－body scan, 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残余甲状腺(图1A)；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图1A～1C)。第2次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清除手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图1D)；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摄取值及摄取灶数目均明显小于第1次显像，多数转移灶最大径缩小，部分病灶完全缓解(图1D～1F)。此外，抑制性Tg水平从第1次 131I治疗前的110.0 μg/L降至第2次 131I治疗后的1.3 μg/L。经过2轮 131I治疗后，解剖学和血清学均取得了明显缓解，没有监测到明显不良反应。目前该患者在TSH抑制下积极随诊监测。对DTC病灶和MSO病灶分别进行二代测序，以下基因突变均为阴性：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基因、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TERT)启动子、转染重排(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 RET)、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KRAS)、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neuroblastoma RAS viral oncogene homolog, NRAS)、肿瘤蛋白53(tumor protein 53, TP53)、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 PIK3CA)。

胃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异质性强、侵袭性高和分子分型复杂等特征。尽管手术、放化疗、靶向和免疫治疗等多种综合治疗手段改善了胃癌患者生存状况，但隐匿的转移或复发常无法及时发现，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基于循环肿瘤DNA检测技术评估分子残留病灶（MRD）已初步应用于多种实体肿瘤，并在临床研究中证实其具备良好预测复发风险和预后能力。目前国内对于胃癌MRD检测和临床应用了解不足，尚未建立统一共识。因此，本共识的制订旨在推动胃癌MRD检测与临床应用的规范化，为胃癌患者制订更加精准的临床治疗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规范操作流程。

目的:探讨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癌残留病灶中Plakoglobin蛋白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09年1月至2017年12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新辅助化疗后行手术的174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免疫组化方法评估癌残留病灶中Plakoglobin蛋白的表达水平，分析Plakoglobin蛋白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相关性，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影响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174例患者中，Plakoglobin蛋白低表达140例，Plakoglobin蛋白高表达34例。Plakoglobin低表达组患者的中位无病生存时间(DFS)和总生存时间(OS)分别为59.46和71.68个月，均高于高表达组患者(分别为36.58和47.26个月，均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lakoglobin的表达、病理N分期、淋巴血管浸润状态、组织学分级、Ki-67和分子分型与OS有关(均 P<0.05)，病理N分期、组织学分级和Ki-67与DFS有关(均 P<0.05，表2)。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lakoglobin的表达( HR＝2.438，95% CI：1.256~4.735， P＝0.008)是OS的独立影响因素，Ki-67( HR＝2.228，95% CI：1.316~3.773， P＝0.003)是DFS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仍有癌残留病灶的患者中，Plakoglobin低表达患者的OS和DFS相对较长，Plakoglobin是OS的独立影响因素。

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来源于患者体内的肿瘤细胞,可以综合地反映肿瘤患者体内的肿瘤负荷,相较于单个部位的肿瘤组织活检取样偏差,血浆ctDNA可以即时反映患者体内的整体分子改变情况.目前检测ctDNA突变有两种常见方法,一种是在无肿瘤组织的情况下用高频突变基因探针进行靶向捕获,分析ctDNA突变,另一种是对肿瘤组织测序后,选取多个突变位点,定制个体化检测试剂盒,追踪ctDNA突变以评估突变负荷,即肿瘤特异性突变检测.ctDNA检测在胃癌的早期诊断、疗效评估和预后预测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利用胃癌患者的ctDNA特征进行胃癌诊断,另一方面是通过检测ctDNA突变评估患者体内的微小残留病灶,预测患者的复发和预后以及对患者进行分层,筛选出需要进行后续治疗的患者等.综上所述,本文将对ctDNA检测在胃癌诊断和疗效预测中的应用作一概述.

脑胶质瘤恶性程度高,患者预后差,胶质瘤的标准化治疗是最大限度地手术切除及放化疗.由于开颅术中"脑漂移"的存在和保护脑功能区的需求,术中超声多种新技术可发挥实时导航定位、协助判断肿瘤边界和识别残留病灶的作用;此外,超声造影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为快速分子病理学诊断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超声响应性纳米体系具有临时打开血脑屏障和精确控制药物释放的双重效应,并呈现出优异的生物相容性和针对胶质瘤的高度特异性.本文对上述临床和基础两个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述评,旨在为脑胶质瘤的诊疗提供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