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立医院分院区建设与管理的政策制度体系正逐步建立,利益方的相互博弈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国家与地方卫生健康部门政策落实尺度不一、城市发展外部要求与医院自身建设目标存在偏差、一院多区一体化管理同质化发展知易行难等问题.基于公共政策执行博弈理论,从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入手,对分院区政策的影响因素与执行中遇到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公立医院提出管理建议.

目的 以多院区年度绩效考核数据为基础,剖析多院区同质化管理存在的问题,为推进公立医院分院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思路.方法 以《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手册》(2022年版)为基础,筛选出院患者手术占比、四级手术占比等10个指标,对某一医疗机构4个院区2022-2023年功能定位、质量安全、收支结构、费用控制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 主院区病例组合指数和出院手术占比等明显优于分院区,4个院区医疗质量指标无显著差异,专科特色突出的分院区运行效益优于综合性分院区.结论 公立医院在布局分院区时更加突出"大专科、小综合"模式,在医疗质量管理上更加侧重专科层面质控管理,在运营管理上加强同一专科不同院区效益分析.

目的:探讨成人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的临床特征，以及导致患者死亡和致残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静安分院出院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结核性脑膜脑炎""结核性脑脊髓膜炎""结核性脑脓肿"的患者病例资料，建立回顾性队列，分析患者临床特点，应用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RC)分期评估疾病严重程度，应用改良Rankin评分评估生活自理受损情况，并分析患者生存率和致残率。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结果:纳入最终诊断为成人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患者161例，其中确诊病例55例(34.2%)，高度疑似病例72例(44.7%)，疑似病例34例(21.1%)。治疗前MRC分期 Ⅰ 期56例(34.8%)，Ⅱ 期76例(47.2%)，Ⅲ 期29例(18.0%)。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1月1日，10例(6.2%)死亡，32例(19.9%)失访，119例(73.9%)存活。5年生存率达到92.83%。119例存活患者中，生活完全无影响者72例，中度影响者34例，重度影响者13例，致残率为39.5%(47/11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增长[比值比(odds ratio， OR)＝1.06，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00~1.13， P＝0.032]、抗结核治疗中MRC分期出现恶化( OR＝89.00，95% CI 4.46~1 779.00， P＝0.003)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以重度残疾和死亡作为不良结局进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年龄增长( OR＝1.07，95% CI1.01~1.13， P＝0.035)、抗结核治疗中MRC分期出现恶化( OR＝77.17，95% CI4.45~1 337.00， P＝0.003)是发生死亡或严重致残不良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成人中枢神经系统结核病患者病死率较低，致残率仍然较高。年龄增长及在抗结核治疗中出现MRC分期恶化是死亡及致残的独立危险因素。

多发性骨髓瘤（MM）迄今缺乏根治性手段，复发难治MM（RRMM）患者接受后续治疗的有效率低、生存期短。达雷妥尤单抗、泊马度胺、卡非佐米和塞利尼索等新药的上市使中国患者获得了更好的疗效，但新药在中国RRMM患者中的临床数据不足，合并髓外病灶的患者仍然疗效欠佳 [1]。泊马度胺作为第三代免疫调节剂，在第一代沙利度胺和第二代来那度胺的结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克服了交叉耐药性，循证医学研究证明，泊马度胺可使来那度胺难治患者获益 [2-4]。苯达莫司汀是一种氮芥类抗肿瘤药物，具有烷基化和抗代谢活性双重作用，2022年NCCN指南 [5]将苯达莫司汀纳入RRMM患者的治疗选择。目前，以苯达莫司汀为主的化疗方案多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及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而用于MM患者的报道较少。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院苏州弘慈血液病医院骨髓瘤病区应用苯达莫司汀、泊马度胺、地塞米松联合化疗方案（BPD方案）治疗RRMM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目的:探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对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发病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26 980例)、开滦林西医院(18 306例)、开滦赵各庄医院(14 469例)、开滦唐家庄医院(4 389例)、开滦范各庄医院(4 561例)、开滦荆各庄医院(7 623例)、开滦吕家坨医院(4 249例)、开滦林南仓医院(3 136例)、开滦钱家营医院(6 356例)、开滦马家沟医院(2 319例)、开滦医院分院(3 392例)行健康体检的95 780例受试者的体检资料，其中男76 491例，女19 289例；年龄为(51±11)岁，年龄范围为18～98岁。依据ALT三分位水平将受试者分为3组：T1组31 859例(ALT<14.7 U/L)，T2组30 627例(14.7 U/L≤ALT<22.0 U/L)，T3组33 294例(ALT≥22.0 U/L)。由固定医师团队于2006、2008、2010、2012、2014年在相同地点按相同健康体检顺序对受试者进行体检，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内容、人体测量学及实验室检查指标。观察指标：(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采用健康体检的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肝癌新发病情况和患者生存情况。以2006年首次健康体检时间作为随访起始时间，随访终止事件为发生肝癌、失访、死亡。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发病率，累积发病率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进行检验。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RCS)计算连续变化的ALT和肝癌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而后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ALT水平分组影响肝癌发病的风险比( HR)和95%可信区间。使用似然比检验和赤池信息量准则(AIC)计算ALT对于肝癌预测模型拟合情况的影响。使用C-统计量计算不同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T1组受试者男性、年龄、收缩压、舒张压、腰围、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分别为23 516例、(53±14)岁、(130±21)mmHg(1 mmHg＝0.133 kPa)、(82±12)mmHg、(85±10)cm、(24±3)kg/m 2、(4.9±1.1)mmol/L、1.11mmol/L(0.79～1.63 mmol/L)、(5.4±1.6)mmol/L、(1.5±0.4)mmol/L、(2.3±1.0)mmol/L、478例、12 758例、2 482例、15例、5 899例、1 071例、9 553例、5 434例、5 210例；T2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 886例、(52±12)岁、(132±21)mmHg、(84±12)mmHg、(87±10)cm、(25±3)kg/m 2、(4.9±1.2)mmol/L、1.27 mmol/L(0.91～1.90 mmol/L)、(5.5±1.7)mmol/L、(1.6±0.4)mmol/L、(2.4±0.9)mmol/L、744例、13 884例、2 677例、13例、9 365例、981例、8 935例、5 216例、5 023例；T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8 089例、(50±12)岁、(132±21)mmHg、(85±12)mmHg、(89±10)cm、(26±3)kg/m 2、(5.0±1.2)mmol/L、1.45 mmol/L(1.02～2.28 mmol/L)、(5.6±1.8)mmol/L、(1.6±0.4)mmol/L、(2.3±0.9)mmol/L、1 416例、15 471例、3 583例、70例、15 277例、1 350例、10 514例、6 184例、4 447例；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 181.88， F＝350.52、148.39、417.75、948.63、1 917.20、111.60, χ2＝3 747.25， F＝133.78、18.17、14.45, χ2＝478.33、306.60、181.38、58.19、5 649.18、38.82、45.69、35.11、152.64， P<0.05)。(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95 780例受试者随访时间为9.05年(8.75～9.22年)，共有新发肝癌351例，肝癌总发病密度为3.39/10 000人年，女性肝癌发病率为1.11/10 000人年，男性肝癌发病率为3.97/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肝癌的发病密度分别为2.09/10 000人年、2.54/10 000人年和5.42/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受试者的肝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2.47‰、3.10‰和6.11‰，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50， P<0.05)。(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后，与T1组比较，T3组新发肝癌的风险增加( HR＝1.87，95%可信区间为1.40～2.49， P<0.05)。RCS结果显示：ALT与肝癌的发病风险呈非线性相关，且曲线呈上升趋势(RCS_S1_ χ2＝7.21， P<0.05)。(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建立多因素模型，将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因素共同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1、6 313.30和6 345.30。将ALT三分位数分组带入模型中，以T1组为对照组计算此时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2、6 300.48和6 328.48。多因素＋Fbg模型的C统计量和AIC数值降低，与多因素模型的-2Log L值的差值为12.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82， P<0.05)。 结论:ALT是肝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建立肝癌预测模型或评估肝癌发病风险时，ALT可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目的:构建基于医联体的互联网+联动模式并评价其实施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0月—2021年6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收治的132例恶性肿瘤行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化疗且带管出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治疗间歇期返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崇明分院PICC门诊进行PICC维护的67例患者设为对照组，采用常规维护方法。将治疗间歇期选择居住地附近维护点进行PICC维护的65例患者设为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基于医联体的互联网+联动模式维护方法。比较两组患者PICC自我管理能力、带管满意度、PICC并发症发生率、PICC维护所花的平均费用和平均时间。结果:两组患者带管日常生活、带管运动、导管异常情况处理、导管维护依从性及导管管理信心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带管满意度调查表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PICC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PICC维护所花的挂号费、维护费、交通费均低于对照组，往返时间、就诊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医联体的互联网+联动模式能够保证恶性肿瘤行PICC化疗且带管出院患者的PICC维护质量，提高其PICC自我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时间效益。

目的:探讨区域医联体网格化护理模式对慢性伤口患者生活质量与照顾行为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5月至2022年4月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崇明分院和下级卫生服务中心自愿接受治疗的慢性伤口患者179例作为研究对象，按就诊次序编号的单双号将其分为常规组89例和研究组90例。常规组接受常规护理措施，研究组接受区域医联体网格化护理措施。对照两组患者治疗护理12 w的压力性损伤愈合评估分值和愈合率、慢性创面患者生活质量评估分值及照顾行为的差异。结果:治疗护理12 w后，慢性伤口损伤面积、渗液量、创面组织类型，研究组患者的愈合分值及愈合率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护理12 w后，研究组生理维度、心理维度、日常生活维度、经济负担维度及生活质量整体评估分值与常规组相比更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比两组患者照顾行为，研究组患者主要照顾者实施照顾行为的情况更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区域医联体网格化护理模式使慢性伤口患者得到规范有效的治疗，提高了愈合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照顾者行为显著改善。

目的:严重创伤事件具有突发性、发生率低、无法预测，重症监护病房设置多少重症监护床位数量才能够满足严重创伤救治的临床需求，同时医疗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目前指南并未给出精确建议。为此，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分院区创伤重症监护病床需求数量评估为例，以期提出合理的监护床位数量。方法:提取本院某分院区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的严重创伤患者，统计每日所使用的重症监护床位数量。按照分布概率函数计算99%临床需求下的重症监护床位数量。结果: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共103名严重创伤患者接受了重症监护治疗，年龄（51.47±16.06）岁，年龄范围16~87岁，其中男性74人，女性29人。57人为车祸伤，26人为高处坠落伤，12人为跌倒摔伤，4人为重物砸伤，4人为锐器伤。ISS范围16~50。每日创伤重症监护病床使用数量为0~10张，其分布符合泊松分布。按照概率函数计算，当设置9张创伤重症监护床位时，可以满足99.19%的严重创伤的临床使用需求。结论:在严重创伤事件中，需尽快将患者转运到有空置重症监护床位的医院。对于该分院区而言，设置9张重症监护病房床位可满足99.19%的严重创伤救治临床需求。由此推论，按照创伤中心建设的基本要求，具备创伤中心的医院，重症监护病房需要至少9张床位。需要注意，严重创伤事件无法预测，故床位数量需要定期评估，以及时发现临床需求的变化。

目的:评价新型冠状病毒德尔塔变异株感染患者的新冠灭活疫苗接种情况对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影响。方法:回顾分析2021年7月至9月扬州市新冠肺炎定点医院（苏北人民医院新区分院）收治的感染德尔塔变异株病毒且年龄≥18岁的704例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的临床特征，将轻型和普通型患者归为非重症组，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归为重症组。根据新冠灭活疫苗接种情况，分为未接种组、接种1针组和接种2针组，评价疫苗接种情况对病情严重程度、抗体产生的影响，并分析导致重症新冠肺炎的影响因素。结果:接种2针疫苗新冠肺炎患者的重症比例均明显低于接种1针组和未接种组〔3.02%（7/232）比9.48%（22/232）、15.83%（38/240），均 P<0.05〕，而发病至就诊时间（d：1.97±1.66比2.66±2.70）、年龄（岁：45.3±12.2比63.6±17.0）、直接胆红素〔DBil（μmol/L）：3.70±1.83比5.30±5.13〕、乳酸脱氢酶〔LDH（U/L）：240.69±74.29比256.30±85.18〕、血肌酐〔SCr（μmol/L）：63.38±19.86比70.23±25.43〕、白细胞介素-6〔IL-6（ng/L）：7.32（1.54，17.40）比18.38（8.83，33.43）〕、肌酸激酶〔CK（U/L）：66.00（43.00，99.75）比78.00（54.50，144.00）〕、D-二聚体〔mg/L：0.30（0.08，0.49）比0.41（0.23，0.69）〕均明显低于未接种组，血小板计数〔PLT（×10 9/L）：176.69±60.25比149.25±59.07〕、白细胞计数〔WBC（×10 9/L）：5.43±1.77比5.03±1.88〕、淋巴细胞计数〔LYM（×10 9/L）：1.34±0.88比1.17±0.50〕均明显高于未接种组（均 P<0.05）。接种2针组入院10 d免疫球蛋白G（IgG）滴度显著高于接种1针组和未接种组〔U/L：130.94（92.23，326.31）比113.18（17.62，136.20）、117.85（33.52，156.73），均 P<0.05〕，入院16 d IgG滴度显著高于未接种组〔U/L：156.12（120.32，167.76）比126.52（61.34，149.57）， P<0.05〕。重症组患者2针疫苗完全接种比例〔10.45%（7/67）比35.32%（225/637）〕、LYM（×10 9/L：1.09±0.32比1.25±0.56）、PLT（×10 9/L：138.55±68.03比166.93±59.70）均明显低于非重症组，而发病至就诊时间（d：3.01±2.99比2.25±2.09）、住院时间（d：28±18比16±6）、男性比例〔77.61%（52/67）比34.54%（220/637）〕、年龄（岁：69.13±12.63比52.28±16.53）、DBil〔μmol/L：4.20（3.18，6.65）比3.60 （2.80，4.90）〕、LDH（U/L：310.61±98.33比238.19±72.14）、SCr（μmol/L：85.67±38.25比65.98±18.57）、C-反应蛋白〔CRP（μmol/L）：28.12（11.32，42.23）比8.49（2.61，17.58）〕、IL-6〔ng/L：38.38（24.67，81.50）比11.40（4.60，22.07）〕、CK 〔U/L：140.00（66.00，274.00）比72.80（53.00，111.00）〕、D-二聚体〔mg/L：0.46（0.29，0.67）比0.35（0.19，0.57）〕均明显高于非重症组（均 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与未接种组相比，接种1针组和接种2针组发生重症的风险为0.430倍（ P＝0.010）。再将年龄纳入回归分析，与未接种组相比，接种2针组发生重症的风险为0.381倍〔优势比（ OR）＝0.381，95%可信区间（95% CI）为0.121~1.199〕，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LT为保护因素（ OR＝0.992，95% CI为0.986~0.998）；年龄>60岁（ OR＝3.681，95% CI为1.637~8.278）、CK（ OR＝1.001，95% CI为1.000~1.001）、IL-6（ OR＝1.006，95% CI为1.002~1.010）、SCr（ OR＝1.020，95% CI为1.007~1.033）均为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针对德尔塔病毒感染，与未接种新冠疫苗患者相比，完全接种2针新冠灭活疫苗新冠肺炎患者的IL-6、SCr、CK和D-二聚体水平降低，PLT、LYM和IgG抗体滴度更高，发生重症比例降低，2针疫苗完全接种更具有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初检孕妇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的血糖对孕中期妊娠期糖尿病（GDM）的预测作用。方法:招募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上海朱泾地区）妇产科门诊产检孕妇840例，所有研究对象均在孕初检（8~16孕周）时行75 g OGTT，并在孕中期（24~28孕周）接受GDM筛查。将GDM分为仅以空腹血糖（FPG）诊断的GDM（F-GDM）和以OGTT 1h血糖（1hPG）、OGTT 2hPG诊断的GDM（P-GDM）；分析孕初检FPG、OGTT 2hPG和GDM筛查的FPG、OGTT 1hPG、OGTT 2hPG的相关关系；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用孕初检FPG预测F-GDM，以孕初检OGTT 2hPG预测P-GDM，分别找到最佳切点，再以该切点作为孕初检GDM诊断标准，用四格表分析初检GDM和中期GDM诊断特性。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采用Fisher Z变换法，比较采用 U检验。 结果:（1）孕初检FPG和孕中期FPG、OGTT 1hPG和2hPG均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r1=0.461、 r2=0.146、 r3=0.087，均 P<0.05），但孕初检FPG和孕中期FPG相关性更好（ r1与 r2、 r3比较 P值均<0.05， r2与 r3比较 P>0.05）；孕初检OGTT 2hPG和孕中期FPG、OGTT 1hPG和2hPG均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r4=0.201、 r5=0.425、 r6=0.436，均 P<0.05），但孕初检OGTT 2hPG和孕中期OGTT 1hPG、2hPG相关性更好（ r4与 r5、 r6比较 P值均<0.05， r5与 r6比较 P>0.05）。（2）孕初检FPG预测F-GDM的ROC曲线下最大面积0.781（95 %CI：0.734~0.829， P<0.001），最佳切点4.95 mmol/L，敏感性67.3%，特异性74.4%；孕初检OGTT 2hPG预测P-GDM的ROC曲线下最大面积0.790（95 %CI：0.742~0.839， P<0.001），最佳切点7.595 mmol/L，敏感性67.9%，特异性80.8%。（3）用孕初检FPG≥5.0 mmol/L和OGTT 2hPG ≥7.6 mmol/L为切点诊断GDM，与孕中期诊断GDM比较：敏感性78.0%，特异性60.7%，阳性预测值33.2%，阴性预测值91.7%。 结论:建议在孕初检用OGTT筛查GDM，FPG ≥5.0 mmol/L和OGTT 2hPG ≥7.6 mmol/L可作为孕初检血糖异常参考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