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立医院分院区建设与管理的政策制度体系正逐步建立,利益方的相互博弈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国家与地方卫生健康部门政策落实尺度不一、城市发展外部要求与医院自身建设目标存在偏差、一院多区一体化管理同质化发展知易行难等问题.基于公共政策执行博弈理论,从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入手,对分院区政策的影响因素与执行中遇到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针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公立医院提出管理建议.

医疗和医保体系的良性互动对于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很难使用单一的理论方法进行全面解释。作者应用系统论、博弈论、协同论对医疗与医保体系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优化医疗和医保联动改革的政策建议，包括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加快医保立法和卫生技术评估体系建设、加强多层次医保体系建设、推进跨区域医疗与医保信息互联互通以及完善医疗与医保协作机制、谈判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等，以更好地推动"三医"联动改革，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肆虐全球，造成大面积流行和人员死亡。其病原体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机体后，机体快速动员固有免疫反应并产生Ⅰ型干扰素(IFN-Ⅰ)，IFN-Ⅰ在病程早期病毒清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病毒感染后机体的固有免疫识别以及病毒与IFN-Ⅰ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深入了解病毒的致病机制，为临床早期抗病毒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近年来，有关健康相关行为（健康行为）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慢性病）的研究视角从专注多种健康行为与某个慢性病间“多因单果”的独立效应，逐渐转向多个健康行为与慢性病“多因多果”的复杂相互作用。复杂网络理论是系统科学的重要板块，该理论考虑了众多因素在同一网络中的博弈关系，可通过一系列复杂网络模型、指标，揭示健康行为与慢性病多个因素间如何相互作用。本文对复杂网络理论定义、发展及其在健康行为与慢性病领域的常用模型和指标、案例内容进行综述，旨在打开复杂网络理论在健康领域更广阔的运用场景，为后续健康行为与慢性病关系的研究提供可参考的思路和工具。

目的:探究非自杀性自我伤害(NSSI)行为患者的社会认知特点及其与述情障碍、抑郁情绪的相关性。方法:选择2021年1月至6月期间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收治的42例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诊断标准的NSSI者作为观察组，选择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相匹配的42例非NSSI者作为对照组。两组均给予失言察觉任务测试(FPT)、爱荷华博弈任务(IGT)、多伦多述情障碍20个条目量表(TAS-20)、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心理理论、决策功能、述情障碍及抑郁情绪状况，比较两组结果，并对观察组的FPT、IGT评分与TAS-20、HAMD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观察组的FPT总分、失言故事分、失言故事问题2~6评分及IGT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TAS-20总分、各因子分及HAMD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FPT总分、失言故事分、失言故事问题2~6评分与TAS-20各项评分、HAMD评分均呈负相关( r＝－0.720~－0.402，均 P<0.01)；IGT评分与TAS-20总分、因子DIF、EOT评分及HAMD评分均呈负相关( r＝－0.654~－0.413，均 P<0.05)。回归分析显示，FPT总分、IGT评分与TAS-20总分、HAMD评分均呈负相关(均 P<0.05)。 结论:NSSI者心理理论、决策能力明显受损，且与述情障碍、抑郁情绪有关。

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医保)门诊支付方式仍以按项目付费为主，易导致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本研究采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医保经办机构与医保定点医院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构建门诊支付方式利益博弈模型和配套监管博弈模型，通过模型均衡解探索利益最优且均衡的医保支付方式及其监管机制，为推进我国医保门诊支付方式改革提供决策支持。门诊支付方式利益博弈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后付制与预付制相结合的混合制能够实现制度内总利益和各方利益最优和最大化，具体形式为采取按门诊病例组定额付费、按项目付费和按总额预算付费相结合的多元混合支付方式。通过监管博弈模型分析发现，要保障上述混合支付方式预期效用的实现，在监管时必须考量的要素包括医院不控费获得的不合理收入与控费获得的奖励之差、医院不合理收入被发现后的惩罚大小、监管成本大小以及政府和参保人群利益损失情况。建议医保定点医院门诊采取以按门诊病例组定额付费为主、按项目付费为辅加以按总额预算控制的混合制支付方式；医保经办机构可从完善处罚方式、降低监管成本、发挥政府行政权力和公众监督力量方面完善门诊医保监管机制。

新医改以来,我国各级各类公立医院规模迅速增长,衍生出财政负担持续加重、卫生费用过快增长、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资金分布严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囿于对我国公立医院规模内涵和增长根源性动力认知的含混,传统经济学有关对我国公立医院规模增长的解释缺乏说服力.鉴于此,从新的经济学角度揭示我国公立医院规模增长的本质性驱动框架已成为指导我国公立医院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采用复杂系统建模法测度了新医改以来我国公立医院规模增长状况;归纳了当代公立医院日渐复杂的制度谱系;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制度自身成本和制度变迁成本的观点,从制度成本分析入手,提出在价格规制的前提下,公立医院通过规模增长补偿制度性成本是最佳策略;最后,围绕新医改以来,公立医院经历的囚徒困境博弈、猎鹿博弈、守规博弈三重情境,探明了我国公立医院规模从单体规模增长到延伸性规模增长、再到协同性规模增长的演进路径.

目的 厘清国家医保谈判药品(简称"国谈药")落地难的制度逻辑,促进国谈药在医疗机构落地使用.方法 基于医疗机构所处的复杂制度环境,以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构建医疗机构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阐明国谈药落地过程中多重逻辑的互动与冲突,揭示国谈药落地难的机制,并提出应对措施.结果与结论 国谈药落地存在国家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及专业逻辑四者间不同程度的矛盾与耦合.在多重逻辑博弈中,市场逻辑与专业逻辑倾向规避风险、国家逻辑的"压力型体制"失效、社会逻辑的作用不具有强制性,共同造成了当前医疗机构以完成绩效考核为目标而配备使用国谈药的行动力不足的局面.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及医疗机构应以政策松绑解除国谈药落地的隐形限制、以激励约束形成医疗机构压力与动力、以绿色采购通道及时回应临床需求、以社会力量构建多方参与国谈药落地监督等,从而改善国谈药的落地效果.

传统就医过程中存在报销流程烦琐、就医看诊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医保信用无感支付成为医保部门和定点医疗机构提高支付效率、改善患者医保服务利用便捷性的方式之一.然而,现阶段医保信用无感支付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关系仍处于普遍公私合作的"合作博弈"模式,影响医保信用无感支付实施的效果.因此,文章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间合作博弈关系的分析,基于激励相容理论构建医保信用无感支付多元利益主体从合作博弈到激励相容的实现路径,形成"合作约束、激励分配、监督问责"的三维机制,促进医保信用无感支付体系的构建及政策目标的实现.

目的 对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非自杀性自伤(NSSI)行为、心智理论、风险决策能力及其与抑郁情绪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方法 选取38例伴NSSI行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研究组,42 例无NSSI行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对照A组,42名健康青少年为对照B组.三组均给予爱荷华博弈任务(IGT)、失言识别测验(FPT)评估心智理论、风险决策功能状况,研究组、对照A组给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抑郁情绪状况,研究组给予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评估自伤状况.结果 三组间IGT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后续两两比较,研究组IGT总分低于对照A、B组,对照B组IGT总分低于对照A组(P<0.05).三组间IGT模块1～模块5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模块 1 两两比较,研究组得分低于对照A、B组,对照B组得分低于对照A组(P<0.05);组间模块 2、3、4、5 两两比较,研究组得分低于对照A、B组(P<0.05).对照B组的组内各模块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内两两比较,对照B组的模块 3、4、5 得分均高于模块1及2(P<0.05).三组间FPT总分及失言故事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后续两两比较,研究组FPT总分、失言故事分均低于对照A、B组,对照A组FPT总分、失言故事分均低于对照B组(P<0.05).研究组IGT总分、FPT总分及失言故事分与HAMD、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评分均呈负相关(P<0.001).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心智理论、决策能力明显受损,存在NSSI者损害更为严重,其心智理论、决策能力受损程度与自我伤害程度、抑郁情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