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在提高人口出生率、补充社会劳动力、延缓老龄化进程、促进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短期内出生儿童数量的迅速增加和伴随而来的出生缺陷风险必然进一步加剧儿科资源短缺。本文概述了目前儿科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改革建议，期望缓解"全面二孩"政策下儿科医疗资源供需矛盾。

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劳动力大国，职业人群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一个人的职业生涯超过预期寿命的二分之一 [1]。职业人群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是社会财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职业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宏伟目标的关键 [2]。创建健康的工作场所是"健康细胞"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健康中国"战略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目前职业健康面临着多重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新的职业健康危害因素不断出现的复杂局面 [3]，职业人群的健康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4]。

目的:了解北京市18~64岁劳动力人口经常锻炼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行为干预提供依据。方法:数据来源于2017年8-12月北京市成年人慢性病与危险因素监测，该监测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全市范围内抽取13 240名调查对象，本研究纳入其中11 604名18~64岁劳动力人口。采用问卷调查人口学基本信息、慢性病患病及各类身体活动信息。测量身高和体重。采集空腹静脉血进行FPG、血脂等生化指标的测定。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复杂抽样样本加权及数据分析。结果:北京市18~64岁劳动力人口经常锻炼率和从不锻炼率分别为23.74%（95% CI：21.51%~26.12%）和64.34%（95% CI：61.66%~66.94%）；每日锻炼时间为23.44（95% CI：21.16~25.71）min，每日总静态行为时间为6.96（95% CI：6.80~7.13）h。随年龄升高，经常锻炼率及从不锻炼率均升高（ P=0.006； P<0.001）；随文化程度升高，经常锻炼率增加（ P<0.001），从不锻炼率降低（ P<0.001）；身体活动水平越高，经常锻炼率越高（ P<0.001）；就业人群经常锻炼率低于未就业人群（ P<0.001）、女性从不锻炼率高于男性（ P=0.024）。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大、文化程度高为经常锻炼的积极因素（35~岁： OR=0.653，95% CI：0.530~0.804， P<0.001；50~64岁： OR=0.695，95% CI：0.560~0.864， P=0.001；高中/中专/技校： OR=0.679，95% CI：0.593~0.777， P<0.001；大专： OR=0.478，95% CI：0.387~0.590， P<0.001；本科及以上： OR=0.435，95% CI：0.347~0.546， P<0.001），而就业（ OR=1.631，95% CI：1.330~2.000， P<0.001）及已婚/同居（ OR=1.340，95% CI：1.093~1.644， P=0.038）是经常锻炼的消极因素。 结论:北京市18~64岁劳动力人口经常锻炼率仍待提高，年龄大和文化程度高为经常锻炼的积极因素，已婚/同居及就业为经常锻炼的消极因素。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增长引擎,城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赖于卫生资源对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维护作用.文章分析了工业增加值排名前10位的典型城市卫生资源基本情况,剖析了卫生资源配置面临的新形势,并提出对策建议.文章认为,卫生资源支撑城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面临市域内人口增减分化、跨区域就医更加频繁、劳动力老化进程加快等主要形势.

草地是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是我国主要的畜牧业资源之一.随着草地退化日益严重,草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草地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对牧区牧民带来巨大的生计压力.系统分析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草地修复政策,增强牧户的草地退化适应能力,减轻牧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内蒙古典型草原区作为研究区,利用2017年和2019年野外采样数据及2021年牧户访谈数据,构建了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草地质量对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并探究了影响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内蒙古典型草原区纯牧户、牧兼户和非牧户的草场面积、人均收入差异不大,纯牧户、牧兼户的家庭劳动力较丰富,非牧户家庭劳动力较少;纯牧户、非牧户的生计脆弱性较高,牧兼户的生计脆弱性较低;草地质量是纯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修复草地生态环境能够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发展以牧业为主的多样化生计、提高牧户家庭的健康水平和信贷资本,均有利于降低牧户生计脆弱性.

我国是从事生产劳动人数最多的国家,多数劳动者职业生涯超过其生命周期的一半.随着我国人口总数减少、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进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力量的职业人群也必然会规模缩小和老龄化.在新时期如何保持现有职业人群(尤其是中老年职业人群)的身-心-社会健康和劳动力的可持续性,让她/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乐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任务和长期任务.

目的:省域内欠发达地区由于劳动力外流面临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城乡医疗保险基金负担较重,研究旨在探究城乡居民医保财政的负担水平与区域差异特征.方法:收集广东省内欠发达的非大湾区城市人口、财政预算、医保支出与财政补贴数据,测算城乡居民医保支出增长率、财政补贴压力及各级政府责任实际分担比例.结果:2014～2020 年期间,广东省内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超过 88%,而职工医保参保率不到 12%,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支出年均增长 15.44%,2020 年财政补贴占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总支出的比重达74.35%;财政补贴占该欠发达地区财政预算收入比重达24.75%,部分城市市级补贴压力远超预设值.结论:欠发达地区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贴压力持续增大,各级财政补贴预设值难以达到预设效果.需强化依法依规参保,优化两类医疗保险参保结构,合理划分各主体的筹资责任,加强区域医疗保险精算与风险评估研究,促进医疗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行.

目的 人口老龄化基本国情下,探讨老年人再就业与死亡风险的关联.方法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与家庭幸福调查数据(CLHLS 2008-2018),构建倾向性得分匹配和时依协变量Cox风险回归联合模型,探究老年人就业对死亡风险的影响.结果 退休老年人再就业能降低17.9％的死亡风险;亚组分析中高龄、低受教育水平、较差经济状况的老年人再就业能降低死亡风险;男性、女性再就业均能降低死亡风险,且不同性别群体再就业的健康效应差异不显著.结论 适当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可以缓解劳动力市场,降低退休老年人死亡风险,促进健康老龄化战略目标实现.

目的 估计危险因素控制对2030年中国慢性病死亡、期望寿命和劳动力人口损失的影响.方法 利用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中国的结果 ,根据慢性病死亡风险与危险因素暴露的相关性和比较风险评估理论,计算危险因素的人群归因分值,将慢性病的死亡例数分成可归因和不可归因两部分.采用比例变化模型估计出2030年危险因素暴露和慢性病的不可归因死亡例数,进而获得2030年慢性病的死亡例数.以WHO提出2025年全球主要慢性病危险因素控制目标设置场景假设,计算各类危险因素控制对慢性病死亡、期望寿命和劳动力人口损失的影响.结果 如果危险因素暴露按1990—2013年的变化趋势发展,相比2013年中国慢性病的死亡例数(849.9万例)和死亡率(613.5/10万),2030年死亡例数(1216.1万例)和死亡率(859.2/10万)将分别增长43.1%和40.0%,其中,缺血性脑卒中(死亡例数增长103.3%,死亡率增长98.8%)和缺血性心脏病(死亡例数增长85.0%,死亡率增长81.0%)增长速度最快.2030年如果危险因素均实现控制目标,可避免263.1万例死于慢性病;如果仅单个危险因素控制达标,血压、吸烟和BMI是对慢性病死亡的影响最重要3个因素,可分别减少死亡148.4万例、71.7万例和27.4万例;其中,血压控制对缺血性心脏病(减少死亡66.2万例)和出血性脑卒中(减少死亡44.9万例)死亡影响最大,吸烟控制对肺癌(减少死亡25.1万例)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减少死亡20.1万例)死亡影响最大,BMI控制对缺血性心脏病(减少死亡8.6万例)和高血压心脏病(减少死亡4.5万例)死亡影响最大.如果危险因素暴露按1990—2013年的变化趋势发展,到2030年,中国居民期望寿命将达到79.0岁,比2013年增加3.3岁;15~64岁劳动力人口损失为193.2万名;如果危险因素暴露均达标,期望寿命将增至81.7岁,劳动力人口损失将降至146.7万名;血压、吸烟和BMI控制对提高中国期望寿命(分别为4.9、4.0和3.8岁)、减少劳动力人口损失(分别为63.0万、49.6万和44.0万名)影响最大.结论 危险因素控制对于降低慢性病死亡,提高居民期望寿命,降低劳动力人口损失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对于血压升高、吸烟和BMI升高的控制对人群健康状况改善有较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迁,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束缚不断弱化[1],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经济发达的城市,将子女留守农村由长辈或他人照看.近年来,农村留守学生群体规模不断扩大[2],全国妇联2008年统计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总数约5 800万,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留守儿童约3 000万;环球网2015年6月19日报道中国约有6100万留守儿童.农村留守学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