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炎症型肝细胞腺瘤(inflammatory hepatocellular adenoma，I-HCA)的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4月至2019年1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经病理及免疫组织化学证实的28例I-HCA患者28个病灶的CEUS表现，观察其动脉期增强方式、达峰时增强的均匀性、包膜下增强血管影及病灶内部灌注缺损区的显示情况。将所有病灶分为最大径>5 cm组(9个)和最大径≤5 cm组(19个)，并比较两组病灶CEUS表现的差异。结果:28个I-HCA病灶在动脉期均表现为高增强，其中39.3%(11/28)呈整体增强，39.3%(11/28)呈向心性增强，21.4%(6/28)呈离心性增强，25.0%(7/28)的病灶呈不均匀增强，10.7%(3/28)的病灶内见灌注缺损区，64.3%(18/28)的病灶见包膜下增强血管影。最大径>5 cm组的病灶动脉期不均匀增强( P＝0.020)和内部灌注缺损区( P＝0.026)比例较高，但两组在增强方式、包膜下增强血管影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门脉期及延迟期分别有42.9%(12/28)和57.1%(16/28)的病灶呈低增强。以CEUS"动脉期高增强、门脉期及延迟期持续高增强或等增强"为依据诊断良性病变，准确性为42.9%(12/28)。以CEUS"动脉期高增强、包膜下增强血管影、门脉期及延迟期持续高增强或等增强"中的任意一种征象为I-HCA的诊断依据，准确性提高至71.4%(20/28)。 结论:CEUS对炎症型肝细胞腺瘤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

结合我院3例及文献报道3例下肢软组织侵袭性血管黏液瘤的影像检查资料，总结其特点。结果显示，下肢软组织侵袭性血管黏液瘤可位于皮下、肌间或肌间隙，CT表现为团块状低密度或等密度影，增强呈明显不均匀强化，部分病例可见血管穿行、环绕。MRI表现为T 1WI等低信号、T 2WI稍高或高信号，扩散加权成像呈高信号，病变有包膜或间隔，增强呈明显强化、增强曲线呈上升型改变，1例T 2WI呈旋涡状改变，增强为环形强化。下肢侵袭性血管黏液瘤有一定的影像特征，认识该特征有利于术前诊断。

患者女，44岁，因体检发现肝占位3 d入院，无腹痛、腹胀、发热等症状。既往史：16年前因外伤脾破裂行脾切除术，术后恢复良好。入院完善实验室检查：HBV(-)、HCV(-)、甲胎蛋白4.7 mg/L、异常凝血酶原18 mAU/ml。常规超声显示肝左内叶包膜下见52 mm×33 mm(图1A)、肝右前叶膈顶见25 mm×13 mm(图1B)、肝右叶包膜下见27 mm×16 mm(图1C)低回声实质团块，内回声均匀，边界清，较大者呈分叶状，周边见包膜样回声。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显示病灶周边见短线状血流信号环绕，脉冲多普勒测及动脉频谱，阻力指数为0.42(图1D)。注射超声造影剂SonoVue (Bracco公司)2.0 ml后，肝左内叶包膜下病灶15 s开始整体高增强，病灶周边见增强血管影(图1E)20 s达峰，26 s呈等增强，门脉期及延迟期病灶呈等增强，周围见低回声环(图1F)。再次注射造影剂，肝右前叶膈顶、肝右叶包膜下病灶呈类似增强表现(图1G)，考虑良性病变，肝细胞腺瘤(hepatocellular adenoma，HCA)可能。

患者女，80岁，因“胸闷、喘息半月”2021年4月27日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住院治疗。患者半月前出现胸闷喘息，活动耐量下降，无胸痛、咯血等症状。既往有2型糖尿病病史20年余，口服降糖药，血糖控制情况不详；高血压病史10余年，自述血压控制可。既往无皮肤病及肿瘤病史，家族无肿瘤相关病史。体格检查：全身皮肤及黏膜未见色素痣、黄染、皮下结节或出血点；右侧锁骨上区可触及肿大淋巴结；左肺叩诊清音、右肺叩诊浊音，呼吸规整，右肺呼吸音低、未闻及明显干湿啰音，无胸膜摩擦音；心脏及腹部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双下肢无水肿。肝功能检查：总蛋白51.6 g/L，白蛋白33.7 g/L，球蛋白17.90 g/L，前白蛋白166 mg/L，乳酸脱氢酶 530 U/L，α-羟丁酸脱氢酶426 U/L，乳酸脱氢酶同工酶1 130 U/L；胸水常规：白细胞计数907×10 6/L，李凡他试验阳性；肿瘤标志物检查：糖链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69.37 U/mL，细胞角蛋白19片段3.64 ng/mL。2021年5月19日胸部CT增强扫描：右前上纵隔见团块状软组织密度影，向前侵入胸壁，向后侵及双侧头臂静脉及上腔静脉，与右肺分界不清，肿块呈轻中度不均匀强化，内可见多发迂曲血管影，胸廓入口处、纵隔内可见多发肿大淋巴结；右侧胸膜弥漫增厚并多发结节影；双侧胸腔积液，右侧较多。见图1A、1B。2021年5月8日行 18F-脱氧葡萄糖PET/CT扫描：右上纵隔软组织肿块伴液化坏死，代谢增高，考虑原发恶性病变，建议活检；右侧胸腔及心包积液，右侧胸膜多发结节样增厚伴代谢增高，考虑胸膜转移；肝包膜多发结节伴代谢增高，考虑肝包膜转移。见图1C~1E。2021年5月24日CT引导下纵隔穿刺活检：恶性肿瘤伴局灶坏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S-100、HMB45、Melan-A阳性（图1F~1H），符合恶性黑色素瘤诊断。2021年5月19日外周血基因检测：丝/苏氨酸特异性激酶（serine-threonine-threonine protein kinase，BRAF）基因V600E，NRAS和Kis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基因2、3、4外显子，以及C-KIT和PDGFRA基因均未突变。临床诊断：原发性纵隔恶性黑色素瘤。考虑到患者高龄、基础疾病多，且肿瘤已经发生转移，手术治疗指征不足；基因检测无突变，无靶向治疗适应证，与患者家属沟通后，予以胸腔引流、补充白蛋白等保守治疗。患者症状好转后出院，目前患者失访。

目的:探讨肝脏恶性血管周上皮样细胞瘤(PEComa)患者的CT表现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在浙江省乐清市人民医院、温州市人民医院和永嘉县人民医院经手术后病理确诊为肝脏恶性PEComa的9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例，女性7例，年龄47(43，56)岁。记录患者的CT表现，观察肿瘤大小、形态、界限、密度及增强后强化等情况。结果:CT平扫结果显示9例肿瘤患者均为单发病灶，其中位于右肝5例，左肝3例，尾叶1例；中位肿瘤最大径为5.7 cm，范围3.3～16.0 cm。9例患者中：肿瘤形状呈圆形3例，类圆形4例，不规则形2例；界限清楚8例，不清楚1例；密度不均匀、低于肝脏9例；肿瘤有假包膜4例，瘤内含脂肪组织1例，坏死囊变6例。CT增强扫描结果显示9例患者于动脉期中度强化2例，显著强化7例；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强化程度均明显下降，呈"快进快出"表现4例；门静脉期及延迟期仍持续强化，呈"快进慢出"表现4例；增强于动脉期、静脉期和延迟期均未见强化，病灶内见条状强化血管影1例；病灶周边可见明显增粗血管影5例。结论:PEComa的CT表现为病灶呈圆形、类圆形及不规则形，界限清楚，瘤内易囊变，多呈不均匀低密度，增强动脉期显著强化，门静脉期快速退出或持续强化。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检查对肾脏非典型占位性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19年6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44例肾脏非典型占位性病变患者的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资料。男26例，女18例。年龄(55.9±13.7)岁。44例共47个占位，均行常规超声检查观察肿物的位置、大小、回声、边界、彩色血流情况，做出常规超声诊断。行超声造影检查观察肿物增强时相、增强水平、增强模式、是否有环状增强，做出超声造影诊断。将超声检查诊断与最终病理或临床诊断进行比较。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常规超声和超声造影检查对肾脏非典型占位性病变的诊断效能。结果:本研究47个病灶中，诊断为恶性15个，良性32个。19个病灶经手术病理诊断，分别为肾细胞癌13个、肾淋巴瘤2个、肾囊肿3个、炎性肉芽肿1个；28个经增强CT或MRI检查诊断为良性肿瘤或假性肿瘤，且定期随访≥1年无变化，分别为血管平滑肌脂肪瘤5个、囊肿15个、肾连接部皮质缺损3个、肾柱肥大2个、未萎缩肾实质1个、驼峰肾1个、瘢痕1个。常规超声检查病灶最大径(2.5±1.3)cm。肾细胞癌常规超声检查以低回声多见(8/13)；超声造影检查以快进快出为主(9/13)，多为不均匀低增强(6/13)，9个发现假包膜，6个发现坏死。2个肾淋巴瘤常规超声检查均为低回声；超声造影检查均为快进快出，等增强1个，低增强1个。5个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常规超声检查为高回声；超声造影检查以慢进慢出为主(4/5)，低增强2个，高增强2个，等增强1个。肾囊肿常规超声检查以无回声多见(16/18)；超声造影检查，单纯性肾囊肿无增强，复杂性肾囊肿囊壁或分隔薄且均匀强化，呈慢进慢出、等增强或低增强。炎性肉芽肿常规超声检查呈囊实性；超声造影检查实性部分与肾实质同步强化，呈低增强。肾柱肥大、驼峰肾和局限性未萎缩肾实质常规超声检查为低回声；超声造影检查为与肾实质同进同出的均匀等增强，无明显包块轮廓出现。肾连接部皮质缺损和瘢痕常规超声检查为高回声，超声造影检查自始至终无增强。常规超声检查将1个炎性肉芽肿、1个未萎缩肾实质、2个复杂肾囊肿误诊为恶性，2个高回声肾细胞癌误诊为良性；超声造影检查仅将1个炎性肉芽肿误诊为恶性。常规超声检查对良恶性病变诊断的敏感性为86.7%，特异性为87.5%，准确性为87.2%，ROC曲线下面积0.871。超声造影检查对良恶性病变诊断的敏感性为100.0%，特异性为96.9%，准确性97.9%，ROC曲线下面积为0.984。常规超声与超声造影检查的ROC曲线下面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 结论:超声造影检查对肾脏非典型占位性病变的诊断效能优于常规超声检查，对于常规超声检查诊断困难的肾肿瘤，以及酷似肾占位病变的良性病变和解剖异常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优势。

目的:探讨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磁共振成像(MRI)征象和扩散加权成像(DWI)对肝细胞癌(HCC)患者病理学微血管侵犯(pMVI)的联合预测价值及其预测结果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2012年1月至2018年6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181例初诊HCC患者，评估病灶的影像学特征并测量表观扩散系数(ADC)。分析影像学特征和ADC值在不同pMVI组中的差异，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和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有意义的参数对pMVI预测的价值。分析MRI预测的结果(mrMVI)与患者无复发生存时间(RFS)的关系。结果:pMVI阳性组51例，pMVI阴性组130例。pMVI阳性组的ADC值为(1.10±0.17)×10 -3 mm 2/s，明显低于pMVI阴性组[(1.27±0.22)×10 -3 mm 2/s， P<0.001]。不完整的增强假包膜、肿瘤边缘不光滑、动脉期瘤周强化、马赛克征和肝胆期瘤周低信号的发生率在pMVI阳性组明显高于pMVI阴性组(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肿瘤边缘、动脉期瘤周强化、肝胆期瘤周低信号和ADC值与pMVI独立相关(均 P<0.05)。ROC分析显示，联合上述参数预测pMVI的曲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30、76.5%和81.5%。mrMVI阳性组患者的中位RFS为23.6个月，明显低于mrMVI阴性组(38.2个月， P＝0.004)。 结论:肿瘤边缘、动脉期瘤周强化、肝胆期瘤周低信号和ADC值是HCC发生pMVI的独立预测因素，且mrMVI与患者的RFS有关。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在炎症性肝细胞腺瘤（inflammatory hepatocellular adenoma，I-HCA）临床诊断中的价值。方法:在2018年3月至2021年3月浙江衢化医院肿瘤内科收治的I-HCA患者中选取100例，将入选患者按照瘤体最大径进行分组，最大径 < 5 cm的列为对照组（65例），最大径 ≥ 5 cm列为观察组（35例），对比两组常规超声与超声造影的表现。结果:经手术病理切片及免疫组织化学证实患者均为I-HCA，其中对照组65例瘤体最大径 < 5 cm，观察组35例瘤体最大径 ≥ 5 cm。常规超声检查两组内部回声、边界、形状、血流分布对比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45、0.08、3.12、3.54，均 P > 0.05），对照组回声均匀表现有56例（86.15%）、不均匀有9例（13.85%），观察组回声均匀表现有19例（54.29%）、不均匀有16例（45.71%），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2.32， P < 0.05）。超声造影检查两组动脉期增强方式、门脉期增强表现、延迟期增强表现、包膜下有无血管造影情况对比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65、0.40、1.75、2.07，均 P > 0.05）。对照组动脉期达峰均匀有55例（84.62%）、不均匀有10例（15.38%），观察组均匀有16例（45.71%）、不均匀有19例（54.29%），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6.52， P < 0.05）。对照组患者均无内部灌注缺损区，而观察组有12例（34.29%）存在内部灌注缺损区，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5.32， P < 0.05）。两组动脉期增强表现均为高增强。 结论:在I-HCA检验中，应用CEUS可以显示清晰的影像学特征，反映出不同大小病灶的血流动力学差异，有助于临床对CEUS的诊断及治疗。

目的:构建基于术前增强CT检查的联合影像组学模型，预测肝细胞癌微血管侵犯（MVI）状态，对影像组学模型进行生物学解释。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癌症基因组图谱数据库建库至2023年1月纳入的424例肝细胞癌患者的mRNA数据，癌症图像档案馆数据库建库至2023年1月纳入的39例肝细胞癌患者和甘肃省人民医院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53例肝细胞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92例肝细胞癌患者通过随机数字表法按7∶3分为训练集64例和测试集28例。分析动脉期及门静脉期CT检查图像及临床资料。使用3Dslicer软件（5.0.3版本）进行动脉期和门静脉期图像配准和三维感兴趣区勾画。使用开源软件FAE（0.5.5版本）对原始图像进行预处理并提取特征。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等方法筛选特征，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并计算影像组学评分（R-score），通过Logistic回归整合临床参数、影像学特征及R-score构建列线图。通过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和相关性分析获取影像组学模型相关的基因模块并进行富集分析。观察指标：（1）不同MVI性质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2）MVI风险模型的建立。（3）MVI风险模型的评估。（4）基因模块聚类。（5）特征相关基因模块功能富集。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组内和组间相关系数（ICC）评估影像组学特征提取的观察者间的一致性。ICC>0.75表示特征提取的一致性良好。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以曲线下面积（AUC）、决策曲线、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诊断效能及临床实用性。 结果:（1）不同MVI性质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92例肝细胞癌患者中，MVI阳性47例，MVI阴性45例，两者肝炎、肿瘤长径、瘤周增强、瘤内动脉、假包膜及瘤周不光滑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5.308，9.977，47.370，32.368，21.105，31.711， P<0.05）。（2）MVI风险模型的建立。在动脉期及门静脉期的瘤内和瘤周分别提取了1 781个特征，经过特征降维后，从动脉期及门静脉期中确定8个影像组学特征构建联合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瘤周增强、瘤内动脉、假包膜、瘤周不光滑及R-score是肝细胞癌患者MVI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0.049，0.017，0.017，0.021，2.539，95%可信区间（ CI）为0.005~0.446，0.001~0.435，0.001~0.518，0.001~0.473，1.220~3.283］。纳入瘤周增强、瘤内动脉、假包膜、瘤周不光滑及R-score构建列线图模型。（3）MVI风险模型的评估。R-score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AUC分别为0.923（95% CI为0.887~0.944）和0.918（95% CI为0.894~0.945）；联合R-score及影像学特征构建的列线图在训练集和测试集中AUC分别为0.973（95% CI为0.954~0.988）和0.962（95% CI为0.942~0.987）。决策曲线显示：列线图的临床效益优于R-score。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和R-score预测状态与实际观察结果间一致性良好。（4）基因模块聚类。经加权基因共表达网络分析后获取8个基因模块。（5）特征相关基因模块功能富集。4个基因模块与影像组学特征显著相关。预测MVI的影像组学特征可能与细胞周期、中性粒细胞外陷阱形成及PPAR信号通路有关。 结论:基于术前增强CT检查的联合影像组学模型可以预测肝细胞癌MVI状态。通过获取影像组学特征相关的mRNA基因表达谱，为影像组学模型提供了生物学解释。

目的:探讨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术前诊断粗梁-团块型肝细胞肝癌（MTM-HCC）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诊断性试验方法。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50例肝细胞肝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16例，女34例；年龄为（53±10）岁。150例病人中，38例MTM-HCC，112例非粗梁-团块型肝细胞肝癌（nMTM-HCC）。病人均行Gd-EOB-DTPA增强MRI检查。观察指标：（1）MTM-HCC和nMTM-HCC的临床病理特征。（2）MTM-HCC和nMTM-HCC的影像学特征。（3）诊断MTM-HCC相关的影像学特征。连续变量的正态性检验采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P25， 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指标诊断价值，并应用Delong检验进行比较。 结果:（1）MTM-HCC和nMTM-HCC的临床病理特征：MTM-HCC病人甲胎蛋白和微血管侵犯分别为329 μg/L（20 μg/L，1 034 μg/L）和24例，nMTM-HCC上述指标分别为25 μg/L（8 μg/L，200 μg/L）和31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306， χ2 =15.380， P<0.05）。（2）MTM-HCC和nMTM-HCC的影像学特征：MTM-HCC病人肿瘤形态规则、瘤内脂肪、动脉期瘤周异常强化、包膜完整、瘤内坏死或缺血、肝胆期瘤周低信号分别为6、4、20、5、28、17例，nMTM-HCC上述指标分别为44、40、21、43、26、11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7.049、8.684、16.399、8.303、31.368、22.783， P<0.05）。（3）诊断MTM-HCC相关的影像学特征：①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瘤内脂肪、瘤内坏死或缺血是诊断MTM-HCC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4.033、0.215，95%可信区间为1.196~13.603、0.079~0.588， P<0.05）。②诊断效能：瘤内脂肪、瘤内坏死或缺血联合诊断MTM-HCC的ROC曲线下面积、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0.799（95%可信区间为0.718~0.880， P<0.05）、73.7%、76.8%；瘤内脂肪上述指标分别为0.626（95%可信区间为0.530~0.721， P<0.05）、89.5%、35.7%；瘤内坏死或缺血上述指标分别为0.752（95%可信区间为0.659~0.845， P<0.05）、73.7%、76.8%。Delong检验瘤内脂肪、瘤内坏死或缺血联合诊断MTM-HCC效能分别与瘤内脂肪、瘤内坏死或缺血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Gd-EOB-DTPA增强MRI检查中瘤内脂肪和瘤内坏死或缺血是诊断MTM-HCC的独立影响因素，两者联合诊断效能更高，可术前鉴别诊断MTM-HCC和nMTM-H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