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补肾活血法预防芳香化酶抑制剂(aromatase inhibitors,AIs)所致骨丢失的关键靶标和通路.方法 将小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和给药组,模型组和给药组去势后予以 10 μg/d来曲唑溶液皮下注射构建绝经后AIs所致骨质疏松动物模型,给药组同时予以黄芪补肾活血汤(HQD)19.24 g/(kg·d)灌胃预防骨丢失,假手术组与模型组予以等量生理盐水灌胃.给药三个月后取小鼠股骨进行骨密度检测验证造模效果,并借助TMT蛋白组学测序分析获取其组学特征.结果 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小鼠骨小梁结构疏松紊乱,数量减少,证明造模成功.与模型组相比,给药组骨小梁粗大致密,数量增多,证明补肾活血法预防作用显著.模型组与假手术组相比,上调蛋白 275 个,下调 189 个;给药组与模型组相比,上调蛋白286 个,下调蛋白 898 个.三组对比后共有 18 个交集蛋白,分别为 Ptbp1、Epx、Ear1、Ear2、Col6a5、Mta2、Alox15、Lztfl1、Ccl6、Diaph2、Wfdc21、Smarcb1、Strip1、C19orf12、Pex14、Akr1b7、Fahd1、Nr1d2.差异蛋白主要参与了细胞发育和分化的调节、脂质代谢、核酸内切酶活性等生物过程,并在铁死亡、花生四烯酸代谢通路、肌钙蛋白细胞骨架调节、PI3K-AKT等信号通路显著富集.结论 补肾活血法可有效预防AIs所致骨丢失的发生,其关键靶标和作用机制可能与Ptbp1、Alox15 及铁死亡、PI3K-AKT等通路相关.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是一种常见且危重的并发症之一[1,2].胱抑素C是一种新型的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也是一种非糖基化的椭圆形小分子蛋白,是反映肾脏功能的指标之一[3].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urinary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uNGAL)由中性粒细胞激活后释放,在AKI患者体内表达升高,为全身发生炎症的标志物[4,5].本文旨在研究胱抑素C、uNGAL在危重症患者AKI中的表达及意义.

目的:探讨不同内分泌治疗药物对早期乳腺癌患者肝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2013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辅助内分泌治疗的4 318例早期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年龄（51.2±11.3）岁（范围：20~87岁）。根据药物治疗方案分组，阿那曲唑组1 182例，来曲唑组592例，依西美坦组 332例，托瑞米芬组2 212例。记录患者在治疗前，服药6、12、18、24、36、48、60个月和停药后1年的肝功能水平，使用混合效应模型比较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依西美坦）和托瑞米芬对肝功能的影响。结果:4组患者用药6个月时ALT、AST均较治疗前上升（ P值均<0.01），停药1年后各组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AST较治疗前无明显差异（ P值分别为0.538、0.718、0.061）。各组间AST的变化无差异（ F=2.474， P=0.061）。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组间ALT的变化无差异（阿那曲唑比来曲唑， P=0.182；阿那曲唑比依西美坦， P=0.535；来曲唑比依西美坦， P=0.862）。阿那曲唑、来曲唑对ALT的影响高于托瑞米芬（ P<0.01、 P=0.009）。各组在用药6个月时均出现肝功能异常患者，随用药时间延长，异常例数均呈下降趋势。 结论: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依西美坦）和托瑞米芬都可使患者ALT、AST水平明显上升，停药1年后各指标可逐渐恢复至治疗前，非甾体类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对ALT的影响大于托瑞米芬。

幼年型皮肌炎(JDM)是一种儿童较为罕见的风湿免疫系统疾病。钙质沉着是JDM的标志后遗症之一，最新研究发现Janus激酶(JAK)-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信号转导途径参与调节炎症诱导的活性氧介导的线粒体钙质沉着，但目前关于JAK抑制剂治疗JDM相关钙质沉着的临床证据较少，现就其作用机制、疗效及安全性进行综述，旨在为该药治疗JDM相关钙质沉着提供依据。

目的:了解吉林省HIV-1（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治疗前基因型耐药及分子网络传播情况。方法:选取2022年治疗前HIV感染者228名，提取血浆RNA、反转录PCR扩增HIV-1 pol基因片段。建立进化树确定亚型、解析基因型耐药突变（drug resistance mutations，DRMs）情况并构建HIV分子网络评估传播关系。 结果:从228例样本中成功获得206条 pol基因序列，基因亚型主要为CRF01_AE（60.68%，125/206）、CRF07_BC （30.10%，62/206）和B亚型（5.34%，11/206）。总耐药率为9.22%（19/206），耐药突变以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为主，占8.25%（17/2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40~49岁和≥50岁，离异或丧偶感染人群产生耐药的风险较高（ P<0.05）。白城地区和CRF07_BC感染者入网风险更大（ P<0.05）。有63条序列入网（30.58%，63/206），形成23个分子簇。入网病例中6例携带DRMs。出现本市和跨市连接边关系。异性与同性性传播感染人群存在混合连接边。 结论:吉林省HIV感染者治疗前耐药率处于中等水平，分子网络中的毒株呈地区聚集性，加强耐药监测，对网络桥梁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减少治疗前发生耐药传播的可能性。

目的:比较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转移性肾细胞癌伴横纹肌样分化(mRCC-R)与伴肉瘤样分化(mRCC-S)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16年2月至2018年12月采用TKI治疗的5例mRCC-R和9例mRCC-S患者的临床资料。mRCC-R患者5例，男3例，女2例；年龄(60.2±7.1)岁；临床表现为腰、腹部疼痛2例，纳差、消瘦1例，体检发现2例；肿瘤位于左肾3例，右肾2例；肿瘤长径(8.8±4.1) cm；病理诊断为透明细胞癌5例；术后发生肺转移4例，肺转移合并腹膜转移1例。mRCC-S患者9例，男8例，女1例；年龄(58.0±8.0)岁；临床表现为腰、腹部疼痛1例，肉眼血尿1例，消瘦1例，体检发现6例；肿瘤位于左肾4例，右肾5例；肿瘤长径(8.9±3.5) cm；病理诊断透明细胞癌9例；术前存在肺转移1例，术后发现肺转移3例，骨转移1例，腹膜后淋巴结转移1例，脑转移1例，肺转移合并肝转移1例，肺转移合并骨转移1例。两组性别、年龄、临床表现、肿瘤位置、肿瘤大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出现转移后5例mRCC-R和6例mRCC-S应用索拉非尼，2例mRCC-S应用舒尼替尼，1例mRCC-S应用阿昔替尼治疗。比较mRCC-R组与mRCC-S组应用TKI后患者生存情况，以及同一病理类型患者术后早期(<3个月)与≥3个月后使用TKI的生存情况。对两组出现相同转移部位患者应用TKI后的生存情况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mRCC-R组和mRCC-S组总生存时间(OS)分别为(26.5±5.5)个月和(20.7±4.7)个月( P＝0.329)，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分别为(21.9±5.5)个月和(6.3±2.1)个月( P＝0.013)。mRCC-S组中术后早期和术后≥3个月使用TKI治疗患者的OS分别为(27.5±6.5)个月和(16.8±6.1)个月( P＝0.619)，PFS分别为(12.3±3.3)个月和(3.3±1.7)个月( P＝0.096)；mRCC-R组中术后早期出现转移并使用TKI治疗仅1例，最终因疾病进展后死亡，OS为3个月。mRCC-R组和mRCC-S组中单纯肺转移患者的OS分别为(33.3±2.2)个月和(19.5±8.9)个月( P＝0.118)，PFS分别为(27.3±3.1)个月和(7.8±4.2)个月( P＝0.009)。 结论:TKI治疗mRCC-R的疗效优于mRCC-S。对于单纯肺转移的患者，mRCC-R的PFS优于mRCC-S。mRCC-S患者术后早期应用TKI与术后≥3个月应用TKI，预后无明显差异。

肠道微生物群被认为是维持人类宿主健康状态的基石，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从摄入的食物中获取营养和能量，还可以通过产生的代谢物调节宿主的能量代谢，对多种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起到作用。近年来，糖尿病的治疗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推进，安全有效的降糖药物不断涌现，国内已上市了包括磺脲类、双胍类、格列奈类、糖苷酶抑制剂、二肽基肽酶Ⅳ抑制剂、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和各种胰岛素类似物等在内的多种降糖药物。大量研究证明，肠道菌群可能为降糖药物控制血糖的作用靶点之一。该文针对目前降糖药物对肠道菌群的构成及其营养、能量代谢调节的影响进行综述，为未来新型降糖药物的机制研究及作用靶点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达沙替尼相关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0年12月31日），收集报道达沙替尼相关PH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达沙替尼剂量、PH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干预措施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纳入分析的文献为24篇，报道患者25例，男性16例，女性9例；年龄23~73岁，平均50岁；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2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3例；达沙替尼剂量为140 mg/d者14例，100 mg/d者7例，70 mg/d者2例，不详2例；开始服用达沙替尼至发生PH的时间为10 d~144个月，中位时间37个月；出现不同程度呼吸困难症状者24例，水肿8例，肝肿大5例，颈静脉扩张5例，咳嗽、胸闷各3例，胸痛2例，乏力1例；胸部CT、胸部X线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出现胸腔积液和/或心包积液者20例；WHO功能分级为Ⅳ级者8例，Ⅲ级9例，Ⅱ级4例，不明4例。右心导管和/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25例患者肺动脉平均压和/或肺动脉收缩压均升高。诊断PH后，24例患者遵医嘱停用达沙替尼，其中22例给予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利尿剂、糖皮质激素等治疗，2例未予特殊干预；1例自行间断服用达沙替尼。19例患者换用其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停用达沙替尼并对症治疗1周至36个月（平均7个月）后，好转17例，部分好转7例，不详1例。结论:达沙替尼相关PH多见于CML患者，男性多见，中位发生时间为用药后37个月，临床表现多为呼吸困难，多合并胸腔积液或心包积液，停药及予特异性治疗后多数患者可好转。

目的:探究肺腺癌转化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的多线治疗方案效果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讨论。方法:结合肺腺癌经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against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TKIs）治疗后转化SCLC的临床实例，对转化性SCLC的诊断过程、多线治疗方案进行分析，并对治疗效果进行影像学评价；同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讨论。结果:血清学肿瘤标志物对肺腺癌EGFR-TKI治疗后转化SCLC的诊断有提示意义，病理仍为其诊断金标准；SCLC的多线治疗方案对于转化性小细胞肺癌有一定效果。结论:肺腺癌EGFR-TKIs治疗后转化SCLC总体预后不佳，须尽早进行诊断、治疗，并及时进行影像学评效，迅速做出治疗调整。

报道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既往使用口服药控制不佳的2型糖尿病（T2DM）患者进行胰岛素优化治疗的案例，旨在对临床合理启用胰岛素的时机和方案优化进行探讨。患者为中年男性，因“发现血糖升高10年，血糖控制不佳2个月”入院。入院后完善各项检查，诊断为T2DM合并视网膜病变、T2DM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肾脏病、高脂血症。患者10年前体检发现血糖升高，当时测空腹血糖（FPG）8.2 mmol/L，餐后2 h血糖（2hPG）13.8 mmol/L，在当地医院明确诊断T2DM，给予口服二甲双胍0.5 g（2次/d）治疗。其间因血糖控制不佳，加用α-糖苷酶抑制剂治疗。近2个月患者自觉乏力加重，测FPG 8.9 mmol/L，2hPG 10.5 mmol/L，糖化血红蛋白（HbA 1c）7.7%，考虑患者空腹、餐后血糖均升高明显，HbA 1c不达标，血糖波动大，已经出现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同时合并高脂血症，需要启用胰岛素使用方案，尽快帮助患者控制血糖到正常状态，减少血糖波动，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和合并症，故改用德谷门冬胰岛素早12 U、晚12 U+二甲双胍（0.5 g，2次/d）+阿卡波糖（50 mg，3次/d）治疗。3个月后复测FPG 5.8 mmol/L，2hPG 7.8 mmol/L，HbA 1c 6.0%，血糖平稳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