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用于治疗库欣综合征(Cushing′s syndrome, CS)的药物很少，无日常可用的抑制肾上腺类固醇生成的药物，酮康唑由于肝毒性退市无法获得，氟康唑是否为临床上可行的皮质醇生成抑制剂？本文对氟康唑用于各类内源性CS的个案疗效、作用机制的基础实验和不良反应报告等研究进行综述，并重点与酮康唑进行比较，为氟康唑应用于CS的临床治疗提供指导。虽然氟康唑降低皮质醇效果不如酮康唑，但它通过抑制11β-羟化酶和17α-羟化酶，对类固醇生成有抑制作用，可用于CS患者的短期治疗，它不良反应小、经济和普及性高。

目的:研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CAR-T)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经过以及预后，为其提供及时干预指导方向。方法:将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较为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需要转入PICU进一步治疗的重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经过和多项实验室检查资料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结果:17例患儿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CRS反应进入PICU，临床症状以呼吸窘迫(13例)和循环障碍(10例)最为常见，其中7例合并有重度ICANS。输注CAR-T细胞后，血清干扰素-γ(IFN-γ)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升高显著，在第(5.1±1.6)天达到峰值，发生重度CRS的患儿血清IFN-γ以及IL-6水平明显高于轻度CRS患儿( P均<0.05)。输注CAR-T细胞后，高肿瘤负荷患儿血清中IL-6水平明显高于低肿瘤负荷患儿( P<0.05)。出现血清TNF-α水平升高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3/11， P<0.05)。发生严重CRS反应的患儿更易发生4级ICANS(4/4比0/3， P<0.05)。氧合指数(P/F值)<2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2/12， P<0.05)，死亡组患儿的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M( Min， Max)]明显高于生存组患儿[29.5(14.0，50.0)比1.5(0，25.0)， Z＝8.000， P＝0.027]。 结论:血清IL-6和INF-γ是引起CRS的重要原因，高肿瘤负荷是引起血清高炎症因子水平的因素之一，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是最常受累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评估指标可以帮助判断患儿预后。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产科急症，其早期识别、进入重症医学科前的紧急干预和产科处理是产科医生需要重视及关注的临床问题。妊娠和产褥期生理性变化使得脓毒症临床特征不易被识别。对于可能的脓毒症，可使用简单的床边筛查工具进行早期识别。如果脓毒症筛查呈阳性，怀疑或存在感染证据时，无论是否发热，需进一步评估器官损伤的证据进行脓毒症诊断。识别脓毒症后的1 h内启动集束化治疗：疑似或确诊脓毒症的孕产妇，应尽早进行细菌培养（血液、尿液、呼吸道及其他部位体液）和血清乳酸水平测定；最好在1 h内给予经验性广谱抗生素治疗；建议在脓毒症并发低血压或器官灌注不足时尽早给予1~2 L晶体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尽管进行了液体复苏，但仍伴有持续低血压和/或灌注不足，建议使用血管升压药物以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当怀疑或确诊脓毒症时，应积极寻找感染病灶，有效控制感染源。不建议仅以脓毒症为唯一指征而立即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应依据产科指征，根据孕周、母体及胎儿情况进行个体化综合考虑。若明确存在宫内感染，应立即终止妊娠。剖宫产通常需要全身麻醉；施行椎管内麻醉是相对禁忌。妊娠和产褥期脓毒症的诊疗应在遵循指南基础上实施个体化治疗。

目的:探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IVAS）细胞毒性药物用药错误（ME）的发生情况。方法:通过医院信息系统调取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PIVAS所有含细胞毒性药物的处方，筛选出药师审核处方时发现的ME（定义为处方错误），并翻阅PIVAS"用药错误记录本"筛选出同时段PIVAS内部发生的ME（定义为调配错误），对所有细胞毒性药物相关ME的分级、分类、发生环节、引发人员、错误内容和涉及的药物进行描述性分析。另将在PIVAS未被发现而传递至下一环节的ME定义为出门错误。结果:设定时段我院PIVAS共收到细胞毒性药物处方347 367例，发现1 080例ME，ME发生率为0.31%。1 080例ME均为未造成患者伤害的B级错误，其中处方错误841例（77.87%），调配错误239例（22.13%）；调配错误中有5例未被拦截而导致出门错误，出门错误发生率为0.01‰（5/347 367）。错误内容排在前5位者分别为溶媒错误（63.15%，682/1 080）、处方不完整（11.67%，126/1 080）、数量错误（8.80%，95/1 080）、用量错误（6.11%，66/1 080）和静脉给药方法错误（4.35%，47/1 080）。1 080例ME共涉及细胞毒性药物32种，排名前5位者依次为紫杉醇（23.24%，251/1 080）、氟尿嘧啶（12.59%，136/1 080）、多柔比星（6.39%，69/1 080）、顺铂（5.46%，59/1 080）和依托泊苷（5.37%，58/1 080）。结论:我院PIVAS细胞毒性药物ME发生率为0.31%，均为B级错误。ME分类主要为处方错误，内容主要为溶媒错误，涉及的药物主要为紫杉醇、氟尿嘧啶、多柔比星、顺铂和依托泊苷。

目的:系统评价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的心脏毒性。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19年3月2日），收集PD-1/PD-L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比较PD-1/PD-L1抑制剂（试验组）与安慰剂或其他抗肿瘤药物（对照组）心脏毒性的发生率。结果:共纳入了10项随机对照试验（RCT），9项为PD-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的研究，1项为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的研究，共包括5 291例患者，其中试验组3 022例，对照组2 269例患者。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0项RCT中4项为高偏倚风险，6项为低偏倚风险。meta分析结果表明，试验组心脏毒性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13%（34/3 022）比0.22%（5/2 269），相对危险度=2.38，95%置信区间：1.19~4.78，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PD-1/PD-L1抑制剂有导致心脏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临床应用中应警惕。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是现今肿瘤治疗的一项重要的方法，包括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抑制剂，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益处，但是其不良反应值得关注。这些药物引发的免疫应答增强会导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s），对药物使用和患者预后很有影响。其可以发生在全身任何系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急性肾损伤（ICI associated acute kidney injury，ICI-AKI）是其中一种。其机制包括对自身抗原的耐受性丧失、药物特异性效应T细胞的再激活以及肾脏特异性自身抗体的产生。最常见的病理表现为急性肾小管间质性肾炎，只有少数ICIs相关性肾小球肾炎病例被报道。ICI-AKI通常对早期应用皮质类固醇治疗反应良好，大多数患者可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我们对ICI-AKI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方式以及管理策略的相关研究和进展进行综述，特别对其危险因素、ICIs的再启动及预后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有助于采取管理措施来降低ICI-AKI发生，改善肿瘤患者预后。

目的:掌握上海市腹泻病例致泻性大肠埃希菌（DEC）的感染情况、流行病学特征及耐药情况，为后续监测和防控提供数据支撑。方法:基于上海市腹泻病综合监测系统收集2016-2022年肠道腹泻门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资料，采集粪便标本，开展DEC检测。基于国家致病菌识别网系统收集2016-2022年药敏监测数据。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在24 883例感染性腹泻患者中，DEC阳性率为9.13%（2 271/24 883），其中单一致病型DEC阳性率为8.83%（2 197/24 883），混合致病型DEC阳性率为0.30%（74/24 883）。DEC阳性主要型别为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33%（1 077/24 883）］，以≤5岁组人群的DEC阳性率最高［18.48%（22/119）］。2016-2022年DEC阳性率最高月份为7-9月［5.91%（1 470/24 883）］。2016-2022年市区和郊区的DEC阳性率分别为9.47%（554/5 847）和9.02%（1 717/19 036），市区和郊区的DEC主要型别分别为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3.98%（233/5 847）］和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56%（868/19 036）］。2016-2019和2020-2022年DEC阳性率分别为9.42%（1 821/19 330）和8.10%（450/5 553），主要型别分别为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4.87%，941/19 330）和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4.70%，261/5 553）。耐药菌株的多重耐药率为40.21%（618/1 537）。耐药率较高的前三位药物依次为氨苄西林［64.74%（995/1 537）］、萘啶酸［58.49%（899/1 537）］和四环素［45.09%（693/1 537）］。结论:相比于2016-2019年，2020-2022年DEC阳性率下降，主要型别由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转变为肠黏附性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现象较严重，建议应加强DEC的耐药性持续监测，同时规范临床抗生素的使用。

目的:探讨药物离子导入技术对病毒性或细菌性角膜炎患者治疗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到我院眼科治疗病毒性角膜及细菌性角膜炎的患者各200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双盲前瞻性随机对照的方法将患者均分为两组，即对照组给予药物进行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之上，采用药物离子导入技术进行治疗。观察两组患者出院时疗效有效率，视力的治疗效果，住院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半年复发率以及护理满意度。结果:试验组的治疗有效率100%、视力治疗有效率100%、护理满意度93%，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χ2＝4.082， P＝0.043； χ2＝4.082， P＝0.043； χ2＝59.282， P<0.001)。试验组患者住院时间(8.93±1.69)d、住院费用(5627.12±482.34)元、半年复发率2%、并发症发生率4%，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t＝6.522， P<0.001； t＝10.985， P<0.001； χ2＝5.674， P＝0.017； χ2＝10.010， P＝0.002)。 结论:药物离子导入技术对治疗病毒性、细菌性角膜炎效果优于常规的药物治疗，且治疗操作较方便，无不良反应，是在眼科治疗中值得推广的一种治疗手段。

目的:探讨针灸联合高压氧治疗对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神经功能及脑血流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8月至2018年12月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收治的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10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增加高压氧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针灸治疗，疗程3周。比较2组临床症状及体征恢复时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分、格拉斯哥昏迷指数(Glasgow coma scale，GCS)评分、脑血流指标。结果:观察组退热时间、头痛呕吐消退时间、意识清醒时间、脑电图好转时间均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NIHSS评分低于对照组，GCS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2组收缩期血流速度、平均血流速度、搏动指数水平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针灸联合高压氧治疗重症病毒性脑炎患儿，能有效改善其临床症状及体征，降低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加快意识恢复状态，改善脑血流指标，从而使康复进程得到有效提高。

目的:探讨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体质量指数（BMI）的变化（ΔBMI）对左心功能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0月在连云港市东方医院就诊的170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心脏彩色超声检查结果。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患者化疗后发生心脏毒性的危险因素。计算ΔBMI，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测量ΔBMI的截断值并得出诊断精度。结果:与化疗前比较，化疗后的BMI、左室舒张末期容量（EDV）、左室收缩末期容量（ESV）、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S）的均值均升高，左室射血分数（LVEF）值降低，其中BMI化疗前后[（22.30±1.88）kg/m 2比（23.59±2.32）kg/m 2]及LVEF化疗前后[（63.69±4.69）%比（59.08±4.28）%]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40、4.98，均 P<0.05）。ΔBMI范围为0~41.3%，LVEF的变化（ΔLVEF）范围为0~15.9%。ΔLVEF与ΔBMI存在显著相关性（ r=0.709， P<0.001）。心脏毒性发生率为21.2%（36/170）。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MI（ OR=1.639，95% CI 1.263~2.127， P=0.000）与ΔBMI（ OR=1.147，95% CI 1.071~1.228， P=0.000）是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心脏毒性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心脏毒性情况，计算ΔBMI与BMI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57和0.687。当ΔBMI值为4.28%时，Youden指数最大为0.399，灵敏度为0.750，特异度为0.649。 结论:对于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ΔBMI可作为预测心脏毒性的有效指标，当ΔBMI超过4.28%时，患者发生心脏毒性风险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