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不良事件（AE）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万方、PubMed、Embase数据库（截至2020年10月31日），收集报道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国籍，性别，年龄，体重，达比加群酯应用情况，合并疾病和合并用药情况，AE的发生、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共收集到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病例报告类文献77篇，涉及来自20个国家的101例患者，男性64例（63.4%），女性37例（36.6%）；年龄56~94岁；体重38~193 kg；用药原因87例为心房颤动预防卒中，12例为治疗静脉血栓栓塞症或预防可能发生的静脉血栓栓塞症，2例未描述；88例有合并疾病/既往史的描述，包括高血压病、肾功能不全、2型糖尿病等；67例有合并用药的描述，其中35例同时使用了增加出血风险的药物（包括非甾体抗炎药、氯吡格雷、P-糖蛋白抑制剂等），其他合并用药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等。严重AE发生时间为用药后2 min~5年，33例为患者开始服药1个月内。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中出血81例（包括胃肠道出血、脑出血和凝血障碍等），肾损伤/肾衰竭11例，食管溃疡4例，肝损伤2例，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和剧烈咳嗽并呼吸困难各1例。发生AE后采取的措施主要为停药，停药未好转者给予对症治疗，治疗无效者行血液透析。29例患者死亡，均为发生出血事件者。101例患者中43例存在达比加群酯用药错误，其中33例剂量过大，6例存在用药禁忌证，4例给药方式错误。结论: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以出血最为常见，用药后2 min~5年均可发生，严重者可导致患者死亡。用药错误是导致达比加群酯严重AE的重要原因之一，临床应用该药应严格遵循药品说明书，指导患者正确服药。

目的:探讨在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中应用主动固定电极连接体外永久起搏器（AFLEP）进行临时起搏过渡治疗的安全性。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入选2015年1月至2020年1月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电生理室就诊的因感染性心内膜炎拔除电极导线后需要进行临时起搏器过渡治疗的患者。根据过渡治疗期间使用的是临时起搏器还是AFLEP，分为临时起搏器组和AFLEP组。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入选患者的年龄、性别、合并症、电极导线年限、赘生物大小等基线临床资料，以及临时起搏器和主动固定电极连接体外永久起搏器使用的时间和围术期相关并发症。观察指标包括患者的感知、起搏功能异常，电极导线穿孔，电极导线脱位，电极导线赘生物，心脏填塞，肺栓塞，死亡和新植入起搏器再发感染，气胸，血肿，和深静脉血栓等的发生情况。结果:共入选患者44例，其中AFLEP组24例，临时起搏器组20例。AFLEP组患者57.5（45.5，66.0）岁，较临时起搏器组［67.0（57.3，71.8）岁］年轻（ P=0.023）。两组患者中男性占比以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和既往心肌梗死患者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AFLEP组电极导线植入年限为11.0（8.0，13.0）年，长于临时起搏器组的8.5（7.0，13.0）年（ P=0.292）。AFLEP组患者电极导线赘生物直径为（8.2±2.4）mm，临时起搏器组为（9.1±3.0）mm。两组所有患者起搏器及电极导线均临床拔除成功。两组均无患者发生气胸、血肿、肺栓塞、心脏填塞、电极穿孔和电极导线或瓣膜赘生物等并发症。AFLEP组无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临时起搏器组有4例（2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6）。临时起搏器组患者发生电极脱位2例（10.0%）、感知功能异常2例（10.0%）、起搏功能异常2例（10.0%）、死亡2例（10.0%），AFLEP组无患者发生上述并发症。AFLEP组过渡治疗时间为19.5（16.0，25.8）d，长于临时起搏器组的14.0（12.0，16.8）d（ P=0.001）。AFLEP组随访23.0（20.5，25.5）个月，临时起搏器组随访17.0（14.5，18.5）个月，随访期间AFLEP组无患者发生新植入起搏器再感染，临时起搏器组有2例（10.0%）患者发生再感染。 结论:应用AFLEP对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进行过渡治疗，植入过程安全，相较于临时起搏器其感知和起搏功能障碍发生率更低、更加稳定，安全可行。

本文报道1例恶性肿瘤继发皮肌炎、肿瘤相关静脉血栓栓塞症患者的诊治经过。患者女，70岁，先后出现皮疹、肌无力、腹胀及呼吸困难，伴抗小泛素样修饰物活化酶（SAE）抗体阳性，糖类抗原19-9（CA19-9）显著升高，CT提示肺栓塞、肺部占位、胆囊底壁缩窄，后PET-CT提示胆囊为恶性病变，手术病理证实为胆囊癌伴肝转移，最终诊断为胆囊癌、肿瘤相关性皮肌炎、急性肺栓塞。

目的:探讨超声二维及三维参数预测慢性肺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肺血管阻力(PVR)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及前瞻性纳入2015年11月至2022年12月在中日友好医院确诊CTEPH的患者141例。根据PVR计算公式构建反映PVR的二维超声指标：超声估测肺动脉收缩压(sPAP Echo)/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肺动脉平均压(mPAP Echo)/LVIDd；三维超声指标：sPAP Echo/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sPAP Echo/左心室心输出量(LVCO)。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二维及三维超声指标与右心导管所测PVR的相关性。采用ROC曲线分析超声心动图参数预测PVR>1 000 dyn·s －1·cm －5的曲线下面积(AUC)及临界值。分析54例进行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PEA)患者术前、术后的超声及血流动力学参数的变化，以及超声指标降低率与PVR降低率的相关性。 结果:sPAP Echo/LVIDd、sPAP Echo/LVEDV、sPAP Echo/LVCO与PVR呈中度相关( rs＝0.62、0.52、0.63，均 P<0.001)。sPAP Echo/LVEDV预测PVR> 1 000 dyn·s －1·cm －5的AUC为0.860，最佳截断值为≥1.41，敏感性为0.800，特异性为0.933。sPAP Echo/LVIDd预测PVR>1 000 dyn·s －1·cm －5的AUC为0.830，最佳截断值为≥2.14，敏感性为0.647，特异性为0.861。与术前相比，PEA术后sPAP Echo/LVIDd和mPAP Echo/LVIDd显著降低(均 P<0.001)。sPAP Echo/LVIDd降低率(ΔsPAP Echo/LVIDd)和mPAP Echo/LVIDd降低率(ΔmPAP Echo/LVIDd)与PVR降低率(ΔPVR)显著相关( rs＝0.61、0.63，均 P<0.05)。 结论:二维超声指标sPAP Echo/LVIDd及三维超声指标sPAP Echo/LVEDV可用于无创估测CTEPH患者的PVR。sPAP Echo/LVIDd更便捷，适用于监测治疗前后PVR改善情况，sPAP Echo/LVIDd≥2.14可预测CTEPH患者PVR显著升高(>1 000 dyn·s －1·cm －5)。

目的:探讨心源性栓塞（cardioembolism, CE）和大动脉粥样硬化（large artery atherosclerosis, LAA）所致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临床特点以及血管内治疗的疗效。方法:回顾性纳入2014年4月至2021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九七一医院脑卒中中心接受血管内治疗的前循环大血管闭塞性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卒中病因学分型为CE或LAA。根据发病后90 d改良Rankin量表评分分为转归良好组（0~2分）和转归不良组（>2分），比较组间人口统计学和临床资料。采用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临床转归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果:共纳入106例患者，年龄（61.39±13.73）岁，男性70例（66.0%）。CE组74例（69.8%），LAA组32例（30.2%）。66例（62.3%）转归良好。单变量分析显示，CE组与LAA组性别、年龄、吸烟、收缩压、舒张压、基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分、发病至股动脉穿刺时间、穿刺至血管再通时间以及尝试取栓次数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而转归不良、出血性转化和有症状颅内出血发生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转归良好组与转归不良组收缩压、舒张压、基线NIHSS评分、发病至股动脉穿刺时间以及治疗后血流灌注分级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收缩压较高[优势比（odds ratio, OR）1.046，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014~1.078； P=0.004]、基线NIHSS评分较高（ OR 1.117，95% CI 1.037~1.203； P=0.003）、发病至股动脉穿刺时间较长（ OR 1.008，95% CI 1.001~1.015； P=0.019）以及治疗后血流灌注较差（ OR 8.042，95% CI 1.532~42.215； P=0.014）与转归不良显著独立相关。 结论:与LAA相比，CE并不会增高出血性转化以及有症状颅内出血风险，二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相似。

脑梗死是常见的一种脑血管疾病，大部分脑梗死为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少部分为房颤导致左心耳血栓脱落等心源性栓塞。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比普通人群更容易发生脑梗死 [1]。永存左上腔静脉是一种先天血管变异，绝大部分汇入冠状静脉窦，少部分汇入左心房，导致右向左分流 [2,3]，因此有发生反向栓塞的风险。本院2023年收治１例反复脑梗死病例，临床检查后发现左上腔静脉汇入左心房，考虑反向栓塞后脑梗死。

背景与方法：利奥西呱和球囊肺血管成形术（BPA）是不能手术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的治疗方案。然而目前尚缺乏比较这两种治疗方法的随机对照试验。该研究旨在评估BPA 与利奥西呱在不能手术的CTEPH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在法国23个肺动脉高压专业中心开展了3 期多中心、开放标签、平行组随机对照试验。该研究纳入18~80岁、新诊断、肺血管阻力>320 dyn·s·cm-5的不能手术的CTEPH初治患者，通过网络随机系统，采用区组随机不分层（2或4例为1组）的方式，将患者1∶1随机分配到BPA或利奥西呱组。主要研究终点是第26周时肺血管阻力的变化，以意向治疗人群中占基线肺血管阻力的百分比表示。对所有接受了至少1 剂利奥西呱或至少1次BPA治疗的患者进行安全性分析。完成RACE试验的患者继续进行为期26周的辅助随访，在此期间，肺血管阻力仍超过320 dyn·s·cm-5的有症状的患者，可以在BPA后加用利奥西呱或利奥西呱后加用BPA中获益。 结果：2016年1月19日至2019年1月18日期间，105例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利奥西呱（53例）或BPA（52例）组。在第26周，BPA组的平均肺血管阻力降至基线肺血管阻力的39.9%（95%CI：36.2~44.0），利奥西呱组降至基线肺血管阻力的66.7%（95%CI：60.5~73.5，均数比为0.60，95%CI：0.52~0.69；P<0.000 1）。BPA组52例中22例（42%）发生了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而利奥西呱组53例中有5例（9%）发生。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严重不良事件是BPA 组的肺部损伤［18/52（35%）］和利奥西呱组的严重低血压伴晕厥（2/53，4%）。没有发生与治疗相关的死亡。在第52周，接受一线利奥西呱或一线BPA治疗的患者的肺血管阻力有类似的降低（几何平均数之比为0.91，95%CI 为0.79~1.04）。与BPA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在用利奥西呱预处理的患者中较低（5/36，14%，22/52，42%）。 结论：在第26周，BPA的肺血管阻力降低比利奥西呱更明显，但与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在BPA中更常见。与接受BPA作为一线治疗的患者相比，在后续研究中接受利奥西呱预治疗的患者，BPA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较少，这表明多模态治疗方法对不能手术的CTEPH患者具有潜在益处。今后需要进一步探索一种或两种药物联合BPA序贯治疗在不能手术的CTEPH患者中的疗效。

目的:分析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患者CT肺血管造影（CTPA）的特征。方法:对2015年12月至2019年12月在中日友好医院完成CTPA并确诊的CTEPH患者的临床资料、CTPA影像学直接和间接征象进行总结，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分析CTEPH患者CTPA影像学特征，并根据血栓起始部位分为近段病变组和远端病变组，比较不同部位病变患者之间的影像学征象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共纳入135例CTEPH患者，CTPA显示血栓病变分布上，133例（98.5%）为双肺分布，血栓起始部位分级以Ⅰ、Ⅱ和Ⅲ级为主，Ⅳ级病变仅8例（7.3%），无0级病变。CTEPH患者慢性血栓在CTPA上最常见的直接征象为血管闭塞（134例，99.3%），其次是偏心附壁充盈缺损（111例，88.2%）、蹼样征（80例，59.3%）、血管狭窄/纤细（41例，30.4%）。近段病变与远端病变组患者比较，偏心附壁充盈缺损、血管壁不规则更常见于近端病变者，而血管狭窄/纤细更常见于远端病变组患者（ P值均<0.05）。肺实质与胸膜腔继发改变在CTPA上最常见的征象为马赛克征（104例，77.0%），其次是肺梗死灶（79例，58.5%），肺梗死的表现形式包括胸膜下斑片状实变密度影（35/79，44.3%），其次为索条影（23/79，29.1%），斑片状实变密度影与索条影并存（13/79，16.5%）。心脏与大血管异常的最常见CTPA征象为肺动脉增宽（132例，97.8%）和右心室肥大（130例，96.3%），其他包括下腔静脉造影剂逆流（70例，51.9%）、支气管动脉扩张（68例，50.3%）。所有继发征象在近段病变与远端病变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CTEPH患者CTPA最常见直接征象为血管闭塞、附壁充盈缺损及蹼样征，常见间接征象包括肺内马赛克征、肺梗死灶、右心室肥大、肺动脉扩张、体循环动脉扩张等，而附壁充盈缺损更常见于近端病变患者。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21年12月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15例急性肾梗死（ARI）患者的临床资料。病因为心源性肾梗死14例，抗磷脂综合征1例；合并心房颤动12例，房性早搏2例，D-二聚体水平升高12例，乳酸脱氢酶（LDH）水平升高15例，尿潜血阳性和尿蛋白阳性11例。治疗方式为导管接触性溶栓4例，静脉溶栓2例，抗凝治疗9例。随访发现6例再发栓塞，其中2例死亡。对于存在血栓高风险因素的急性发作、持续性腹痛患者，若合并高水平LDH、尿潜血（+）和/或尿蛋白（+）提示可能为ARI，增强CT或CT血管造影可辅助早期确诊。即使存在长时间的肾动脉栓塞也应尽可能尝试重建血流，后期规范化抗凝治疗至关重要。

目的 探讨胃肠癌患者行腹腔镜术后发生肺栓塞(PE)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胃肠癌患者852例为研究对象,根据其术后是否发生PE分为PE组和非PE组.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胃肠癌患者腹腔镜术后发生PE的危险因素.结果 852例胃肠癌患者中共有68例发生PE,PE发生率为7.98％(68/852).PE组年龄≥60岁、术中气腹压力＞15 mmHg、术后卧床时间≥3 d、有脑梗死病史、合并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者占比高于非PE组及手术时间长于非P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手术时间长、术中气腹压力＞15 mmHg、术后卧床时间≥3 d、有脑梗死病史、合并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均是导致胃肠癌患者腹腔镜术后发生PE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年龄≥60岁、手术时间长、术中气腹压力＞15 mmHg、术后卧床时间≥3 d、有脑梗死病史、合并糖尿病、合并冠心病、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均是导致胃肠癌患者腹腔镜术后发生PE的危险因素,临床应加大对具备上述特征的胃肠癌患者关注度,及早做好干预治疗,以预防或减少PE发生,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