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筋膜导向的腹腔镜侧方淋巴结清扫（LLND）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21年8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00例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9例，女31例；年龄为58（32~85）岁。患者均行腹腔镜直肠癌全系膜切除术，以筋膜为导向行LLND。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4）随访情况。采用电话、门诊、病案复查等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疾病进展、肿瘤复发和转移情况。生存时间为手术日期至死亡时间或末次随访时间。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8月。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 结果:（1）手术情况：100例患者中，44例行新辅助治疗，56例未行术前治疗。100例患者均行腹腔镜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其中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60例（单侧LLND 49例、双侧LLND 11例），直肠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20例（单侧LLND 16例、双侧LLND 4例），全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12例（单侧和双侧LLND各6例），Hartmann术5例（单侧LLND 3例、双侧LLND 2例），后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3例（单侧LLND 2例、双侧LLND 1例）。患者手术时间为258（200~325）min，术中出血量为100（50~200）mL。19例行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患者同时行回肠保护性造瘘术。3例患者术中因淋巴结侵犯闭孔神经致剥离时损伤（未离断）。100例患者中，12例（行全盆腔脏器切除术患者）切除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88例保持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完整。（2）术后情况：100例患者均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拔除尿管时间为4（3~7）d，住院时间为11（9~15）d。26例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100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为4.5（3.8~5.9）cm；肿瘤大体分型肿块型21例、溃疡型79例；肿瘤分化程度为高分化和中分化82例、低分化和未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18例；TNM分期Ⅰ期14例，Ⅱ期38例，Ⅲ期48例；T分期T0~2期16例，T3~4期84例；N分期N0期52例，N1~2期48例；清扫总淋巴结数目为23（18~27）枚/人，单侧LLND数目为5（3~9）枚/人。100例患者中，侧方淋巴结阳性36例（行新辅助治疗14例）。（4）随访情况：100例患者中，97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21（1~69）个月，2年总生存率为81.6%，2年疾病无进展生存率为70.6%。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4例骶前肿瘤复发，1例LLND清扫区域肿瘤复发；11例肝转移，5例骨转移，单侧LLND对侧侧方淋巴结转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腹膜种植转移各2例。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无瘤生存76例，带瘤生存4例，肿瘤相关死亡15例，非肿瘤相关死亡2例。结论:以筋膜导向的腹腔镜LLND运用于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鼻中隔偏曲形态的矫正方法。方法:2016年8月至2018年8月，上海玫瑰医疗美容医院对47例鼻中隔偏曲患者进行矫正，其中男11例，女36例，年龄18～43岁，平均23岁。术中保留L形支架后切取鼻中隔软骨，先通过对偏曲对侧的鼻中隔软骨进行划痕及软骨移植等措施，对鼻中隔背侧偏曲进行应力性和容积性矫正，再根据鼻中隔尾侧不同偏曲情况进行矫正。(1)Ⅰ类：前鼻嵴居中，鼻中隔后角连接在前鼻嵴上，鼻中隔尾侧向一侧弧形弯曲时，于弯曲软骨凹面作划痕，一侧放置软骨板条，形成单侧夹板矫正弯曲。(2)Ⅱ类：前鼻嵴居中，鼻中隔后角连接在前鼻嵴上，鼻中隔自后角向前角方向呈直线倾斜偏曲时，于尾侧偏曲方向的对侧将移植物自前鼻嵴向前放置，保证前角位置居中，作容积性矫正。(3)Ⅲ类：前鼻嵴居中，鼻中隔后角自前鼻嵴脱出并偏向一侧，鼻中隔尾侧直线偏曲或弧形弯曲时，将后角自错位点剥离并复位于前鼻嵴上，尾侧过长时予适当切除，根据尾侧的软骨强度及偏曲倾向行软骨加强移植。(4)Ⅳ类：前鼻嵴本身位置偏向一侧，鼻中隔后角连接于错位的前鼻嵴上时，保留约2 mm的软骨于前鼻嵴上方后，从前鼻嵴前方离断尾端并向中线复位，移位距离较大时在断端错位间隙内填充小软骨。如原前鼻嵴过于突出可予以凿除。根据尾侧端强度及偏曲倾向作软骨加强移植。观察患者术后效果。结果:本组47例，Ⅰ类8例，Ⅱ类13例，Ⅲ类5例，Ⅳ类21例。平均随访1年3个月，1例Ⅱ类、2例Ⅳ类患者在术后1～3个月内出现偏曲的复发，于术后半年进行二次调整后基本达到满意；1例Ⅲ类患者术后一侧鼻腔通气不畅，检查为该侧下鼻甲肥大，后行下鼻甲肥大矫正术后缓解；余43例术后均恢复良好，鼻背与鼻尖及鼻小柱基本居中，鼻孔双侧基本对称，无其他并发症发生。结论:将鼻中隔L形支架背侧和尾侧按不同偏曲情况进行针对性的矫正，可有效治疗因鼻中隔偏曲导致的鼻形态畸形。

目的:观察颞浅筋膜瓣联合离断耳廓组织回植急诊修复部分耳廓完全离断伤的远期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6月至2023年8月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烧伤整形科急诊收治的部分耳廓完全性离断患者资料，均采用颞浅筋膜瓣联合离断耳廓组织回植进行修复。术中先切取颞浅筋膜瓣并保留蒂部，之后剥离离断耳廓软骨作为再植支架，修剪剥离软骨后的皮肤，制成全厚皮片；参照对侧耳廓位置及角度，将软骨支架缝合固定于耳软骨残端，依次采用颞浅筋膜瓣和全厚皮片覆盖后打包、缝合。术后观察皮瓣、皮片愈合情况，以及是否出现感染、血肿等并发症。术后进行1年以上长期随访，评估再造耳廓的形态、色泽、质地及触觉恢复情况；采用温哥华瘢痕量表(VSS)评估供、受区瘢痕情况，总分0～15分，分数越高表示瘢痕程度越严重；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评估患者对手术效果的满意度，总分30分，≥27分为非常满意，24～26分为有些满意，18～23分为无所谓，15～17分为有些不满意，≤14分为非常不满意。结果:共纳入8例患者，男5例，女3例；年龄26～65岁，平均41岁；均为单侧耳部缺损，左耳3例，右耳5例；缺损面积为1.5 cm×2.5 cm～5.0 cm×4.0 cm。术中颞浅筋膜瓣切取面积为4.5 cm×6.5 cm～15.0 cm×10.0 cm。术后皮瓣、皮片均顺利成活，供区与受区均一期愈合，未见皮瓣、皮片坏死、感染、血肿等并发症。随访3～9年，平均约6.3年，除1例需行二次皮片削薄手术外，其余患者修复后的耳廓与健侧基本一致，轮廓线条流畅，皮肤颜色、质地与周围组织接近，触觉敏感度提高。末次随访时患者供、受区瘢痕不明显，VSS评分均≤3分，患者对手术效果均评价为非常满意。结论:对于没有再植条件的部分耳廓完全离断伤，采用颞浅筋膜瓣复合离断耳廓组织修复是一种可靠且有效的治疗方式，术后远期效果良好，患者满意度高。

目的:探索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黏膜下层浸润的危险因素。方法:2015年11月—2019年2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直径≥2.0 cm的侧向发育型肿瘤病例211例(221处病变)纳入回顾性分析，根据术后病理分成黏膜下层侵犯组(13例患者，14处病变)和非黏膜下层侵犯组(198例患者，207处病变)，临床特征、内镜特征、手术特征、病理特征组间比较行 χ2检验或连续矫正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多因素分析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单因素分析发现结直肠癌病史( P＝0.037)、病变直径( P＝0.036)、部位( P＝0.024)、非抬举征( P＝0.040)是黏膜下层浸润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有结直肠癌病史者较无结直肠癌病史者更易发生黏膜下层浸润( OR＝3.76，95% CI：1.338～23.768， P＝0.018)，直肠病变较右半结肠病变更易发生黏膜下层浸润( OR＝7.091，95% CI：1.437～34.274， P＝0.016)，直径≥2.5 cm病变较直径<2.5 cm病变更易发生黏膜下层浸润( OR＝6.297，95% CI：1.375～28.836， P＝0.018)，非抬举征阳性病变较非抬举征阴性病变更易发生黏膜下层浸润( P＝0.021， OR＝5.373，95% CI：1.291～22.360)。 结论:对于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患者有结直肠癌病史，以及病变直径≥2.5 cm、位于直肠、术中非抬举征阳性均是发生黏膜下层浸润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应用耳廓软骨单边切开折叠法矫正招风耳畸形的手术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至2022年4月就诊于广东省人民医院血管与整形外科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整形外科招风耳畸形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应用耳廓软骨单边切开折叠法进行手术矫正耳廓畸形：沿对耳轮外侧单边切开耳廓软骨，软骨剥离后做软骨表面划痕，折叠软骨并缝合固定形成对耳轮形态。术后定期随访，观察耳廓形态、切口愈合及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共纳入18例(22只耳)招风耳畸形患者，其中男12例(15只耳)，女6例(7只耳)，年龄18~51岁，平均25.8岁；左侧9例，右侧5例，双侧4例。术后2 d内有4例患者出现术区疼痛，口服止痛药物后缓解。术后随访1~24个月，平均13.6个月，22只招风耳畸形均获得矫正，舟甲角及颅耳角均明显减小，对耳轮形态圆润流畅，双侧对称性良好，患者均满意。术后未发生畸形复发、感染、切口愈合不良、耳廓软骨变形及瘢痕增生等并发症。结论:耳廓软骨单边切开折叠法矫正招风耳畸形，方法简单，效果自然而稳定。

目的:分析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CLST)的临床和病理特征，为CLST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行内镜下治疗的CLST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从病灶部位(右半结肠、左半结肠、直肠)、病灶分型(颗粒均一型、结节混合型、扁平隆起型和假凹陷型)方面分析CLST的临床和病理特征。统计学方法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卡方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结果:共纳入266例CLST患者，296个CLST病灶。病灶最大径以10~29 mm最多见，占85.1%(252/296)；病灶分型以颗粒型为主，占81.4%(241/296)；病理形态则以腺瘤为主，占79.7%(236/296)；组织学类型以低级别上皮内瘤变(LGIN)最多见，占81.1%(240/296)。直肠CLST的病灶最大径大于右半结肠、左半结肠[分别为(24.20±16.97)、(18.38±8.24)、(18.59±7.95)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62， P<0.001)。直肠CLST病灶中颗粒均一型的检出率低于右半结肠、左半结肠[分别为22.0%(11/50)、53.5%(69/129)、58.9%(69/117)]，而直肠CLST病灶中结节混合型的检出率高于右半结肠、左半结肠[分别为50.0%(25/50)、29.4%(38/129)、24.8%(29/1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0.06、10.67，均 P<0.01)。右半结肠CLST的腺瘤发生率低于左半结肠、直肠[分别为68.2%(88/129)、87.2%(102/117)、92.0%(46/50)]，而右半结肠CLST的锯齿状病变发生率高于左半结肠、直肠[分别为30.2%(39/129)、12.8%(15/117)、4.0%(2/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9.25、20.85，均 P<0.001)；左半结肠CLST多采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94.9%，111/117)，直肠CLST多采用内镜黏膜切除术治疗(20.0%，10/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77， P＝0.012)。假凹陷型CLST的病灶最大径大于颗粒均一型、结节混合型、扁平隆起型[分别为(24.18±14.07)、(15.96±5.70)、(23.49±13.80)、(21.21±8.02) 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3.40， P<0.001)；扁平隆起型CLST的腺瘤发生率高于颗粒均一型、结节混合型、假凹陷型[分别为92.1%(35/38)、71.1%(106/149)、86.9%(80/92)、15/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4.13， P＝0.003)；颗粒均一型CLST的锯齿状病变发生率高于结节混合型、扁平隆起型、假凹陷型[分别为28.9%(43/149)、10.9%(10/92)、5.3%(2/38)、1/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9.98， P<0.001)；假凹陷型CLST的腺癌发生率高于颗粒均一型、结节混合型、扁平隆起型[分别为1/17、0(0/149)、2.2%(2/92)、2.6%(1/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49)；颗粒均一型CLST的LGIN发生率高于结节混合型、扁平隆起型、假凹陷型[分别为90.6%(135/149)、76.1%(70/92)、65.8%(25/38)、10/17]，假凹陷型CLST的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和浸润癌发生率均高于颗粒均一型、结节混合型、扁平隆起型[分别为6/17、9.4%(14/149)、21.7%(20/92)、31.6%(12/38)和1/17、0(0/149)、2.2%(2/92)、2.6%(1/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1.58、16.81，Fisher确切概率法；均 P<0.05)。 结论:CLST的临床病理特征具有一定的特异性。直肠CLST的病变最大径、恶性潜能均大于结肠CLST；结节混合型CLST虽为颗粒型，但病灶最大径更大，恶性程度更高。

目的:探讨内镜下钕铁硼磁环预标记结直肠肿瘤病灶辅助腹腔镜定位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前瞻性纳入2020年1月—2021年10月在贵州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拟行腹腔镜根治术的结直肠肿瘤患者51例。术前1 d在内镜下给予结直肠肿瘤病灶钕铁硼磁环预标记。腹腔镜根治术中将另外1枚钕铁硼磁环经腹腔镜套管送入腹腔，与之前的磁环隔着肠壁相互吸引聚合在一起，从而实现对病灶的定位。记录患者基本资料、术前内镜下预标记情况和腹腔镜手术情况。结果:51例患者均经内镜将钕铁硼磁环顺利置于结直肠肿瘤病灶处并成功固定，其中按病变部位分为横结肠15例、降结肠12例、乙状结肠19例、直肠上段5例；按病变性质分为结肠癌21例、息肉癌变25例、侧向发育型肿瘤部分癌变5例。51例患者中有内镜黏膜切除术切缘阳性5例，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切缘阳性1例。所有病变于术中精准定位。术前标记用时（4.1±1.2）min（3~6 min），术中定位用时（1.5±1.1）min（0.9~5.3 min），标记及定位磁环均经腹腔镜取出体外。肿瘤病灶距近端、远端肠段切缘平均距离分别为5.5 cm、6.3 cm。无结肠黏膜损伤、出血、肠穿孔、局部炎症反应等并发症发生。结论:内镜下钕铁硼磁环预标记结直肠肿瘤病灶辅助腹腔镜定位具有操作简单、快速、精准、安全等优点，且术中无需额外设备、器械，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目的:探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治疗结直肠侧向发育型肿瘤(laterally spreading tumor，LST)手术时长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纳入于2013年6月—2019年3月在北京市消化疾病中心行ESD治疗的结直肠LST患者。对ESD手术时间延长(≥60 min)的影响因素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对于其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再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独立危险因素。结果:纳入了201位患者，年龄(65.05±10.44)岁，其中男性占53.73%。患者有病变213处，病变长径(2.52±1.67)cm。病变整块切除率、完整切除率和治愈性切除率分别为93.90%、84.04%和79.81%。术中穿孔率、迟发穿孔率和迟发出血率分别为1.88%、0.94%和1.41%。单因素分析显示，病变直径≥3 cm( OR＝13.48， P<0.001)、结节混合型( OR＝25.28， P＝0.002)、颗粒均一型( OR＝9.00， P＝0.045)、位于直乙部位( OR＝3.08， P＝0.002)以及抬举征阴性( OR＝3.40， P＝0.012)与ESD手术时间延长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直径≥3 cm( OR＝9.29， P<0.001)、结节混合型( OR＝8.80， P＝0.043)和抬举征阴性( OR＝3.43， P＝0.043)是手术时间延长的独立危险因素。ESD手术时间延长，病变的完整切除率(69.56%比88.55%， P＝0.003)和治愈性切除率(63.64%比85.50%， P＝0.002)显著降低，发生癌变的风险显著升高(86.96%比51.91%， P<0.001)。 结论:当LST直径≥3 cm、结节混合型或抬举征阴性时，ESD的手术时间延长。手术时间越长，ESD的切除效率越低，病变发生癌变的风险越高。

患者男，42岁，因“突发背部及腹部疼痛不适9 h”入院。CTA示：B型主动脉夹层（图1）。1周后在全身麻醉下行胸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沿左侧股动脉入路送入猪尾导管，沿途逐段造影明确位于真腔，将猪尾导管送至升主动脉（图2A），交换8F长鞘至主动脉弓部。沿长鞘送入抓捕器捕获左侧肱动脉泥鳅导丝经左股动脉鞘管引出建立导丝轨道，沿长鞘送入超硬导丝至升主动脉。沿左侧股动脉入路导入单内嵌分支覆膜支架（34-28-200 mm），紧贴左颈总动脉远心端释放，完全释放后回撤输送系统至支架下端。此时DSA透视下见支架逐渐向远端移动（图2B），支架下端移位至第一腰椎水平后支架固定。左侧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造影示：支架内血流淤滞，支架远端不显影，考虑术中主动脉内膜脱套堆积于支架下端，堵塞腹主动脉及内脏动脉（图2C）。与家属沟通后决定中转开腹，采用腹部正中切口，腹腔探查见肠管及肝脏颜色暗淡。将小肠推向右侧，打开后腹膜，显露腹主动脉，离断左肾静脉，游离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分别套带控制。将肾动脉上方、下方腹主动脉套带控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后，于腹主动脉前壁纵行切口约5 cm，可见内膜堆积，近端内膜向远心端折返，将内膜小心剥离，6-0滑线固定远心端内膜，4-0滑线缝合腹主动脉前壁切口，开放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见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搏动良好。检查剥脱内膜长度约20 cm，其上可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开口（图2D）。沿左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至支架内造影，可见：支架内及腹主动脉血流通畅，腹腔干未见显影，肠系膜上动脉显影，但支架下端覆盖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双侧肾动脉显影良好。于小肠系膜游离显露肠系膜上动脉，直视下逆行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置入鞘管，将导丝沿鞘管送至腹主动脉建立通路，沿导丝送入8 mm×80 mm自膨式裸支架，精确定位后于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处释放。再次造影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重建左肾静脉。术后给予禁饮食、抗感染、抗凝、补液等治疗，患者康复出院。术后6个月复查CTA：主动脉及支架内血流通畅，锁骨下动脉远心端残留少量内膜组织，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

目的:探讨多普勒超声在全动脉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术前评估桡动脉及左侧乳内动脉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1月—2020年1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60例冠心病患者，其中男34例、女26例，年龄44～76岁。患者术前均使用多普勒超声检查左侧乳内动脉及双侧桡动脉。(1)分别采用超声和Allen试验检测60例患者两侧手掌侧支循环类型，初步筛除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桡动脉依赖型血管或血管异常的患者。在行全动脉搭桥的患者中，以术中检测结果为依据，比较Allen试验和超声检测判断手掌侧支循环类型的差异。(2)测量并比较桡动脉桡骨茎突处、肘关节下5 cm处(肘关节下段)及二者中点处(中段)血管内径。(3)观察在按压和放松桡动脉状态下不同侧支循环类型尺动脉的血液峰值速度(PSV)变化及增长情况。(4)记录左侧乳内动脉第二肋间水平的血管内径及PSV，观察起始部血流方向、有无狭窄及乳内动脉下端是否在第四肋间分叉。(5)分析全动脉搭桥的患者桡动脉桥血管血流量与术前桡动脉内径之间的关系。(6)观察全动脉搭桥患者术后胸闷、心绞痛症状改善情况，以及心肌梗塞等急性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术后3个月行冠脉CTA和手部超声检查，观察桥血管通畅情况及桡侧手掌血供情况。结果:(1)60例患者经过初步筛查后纳入44例患者进行全动脉搭桥手术，术中剥离78条桡动脉，术中检测均为非桡动脉依赖型，其中Allen试验检测桡动脉依赖型10条、非桡动脉依赖型68条，多普勒超声检测桡动脉依赖型3条、非桡动脉依赖型75条，超声测量判断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正确率为96.2%，高于Allen试验的8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000, P<0.05)。(2)120条桡动脉桡骨茎突处、中段及肘关节下段血管内径分别为(2.06±0.44)、(2.38±0.43)、(2.37±0.43)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1.542, P<0.05)。(3)术前超声检测手掌侧支循环为桡动脉依赖型17条，压迫桡动脉前后尺动脉PSV变化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手术证实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78条，压迫桡动脉后尺动脉PSV为(69.8±13.6)cm/s，明显高于压迫前的(42.0±7.4)c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346, P<0.05)。(4)60例患者左侧乳内动脉检测均未发现存在起始段狭窄、变异、反向血流等异常情况，其中7例患者左乳内动脉在第四肋间水平分支为肌膈动脉和腹壁下动脉。60例患者第二肋间左乳内动脉血管内径(2.29±0.38)mm，PSV (67.8±15.9) cm/s；其中仅1例患者血管内径为1.5 mm，PSV为12.2 cm/s，其他患者血管内径>1.5 mm、PSV>40.0 cm/s，均在正常范围。(5)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显示：77条桡动脉桥血管，术中桡动脉桥血管血流量与术前测量的桡动脉内径呈正相关：?＝18.503 X-4.471, R2＝0.499。(6)4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全动脉搭桥手术。住院期间临床症状改善，未发生围手术期心肌梗死。出院后44例患者均随访3个月，随访期间患者无胸闷、心绞痛，无手部缺血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冠脉CTA显示桥血管通畅，无明显异常；手部超声检查显示桡侧手掌血供正常。 结论:多普勒超声可以测量桥血管的内径，判断桥血管有无狭窄等异常情况，在CABG术前可精准、高效地完成对桡动脉及乳内动脉的评估；同时，多普勒超声判断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的正确率高于Allen试验，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