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几年来,高强度聚焦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HIFU)发展迅速,其作为一种无探针、非电离辐射的微无创热消融技术,可将超声波聚焦于一点并产生瞬时高温以实现靶组织热变性、凝固性坏死和凋亡的治疗目的.HIFU分为经超声引导和经磁共振引导两类,其中超声引导下HIFU应用更为广泛,其在治疗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剖宫产瘢痕妊娠、产后胎盘植入性疾病和宫颈妊娠等妇产科疾病中获得了大量的循证数据和临床经验,证实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甚至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中可替代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然而,超声引导下HIFU更多应用于病情平稳者,对于危急重症的抢救常需外科手术介入,正确认识并掌握其适应证和禁忌证,是精准治疗造福患者的必要条件.

院内心脏骤停（in-hospital cardiac arrest，IHCA）是住院患者出现心脏的血液循环停止、需要胸外心脏按压或心脏电除颤危急重症 [1-2]，发生率1‰~10‰ [3-4]，meta分析报道IHCA出院存活率17.6%、1年存活率13.4% [5]，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负担。根据2015更新的院内心脏骤停Utstein标准，研究IHCA预后的时间点包括出院时间、自主循环恢复（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ROSC）后30 d及1年 [6]。部分IHCA患者住院时间过长，可能因为多种原因放弃某些关键性治疗措施或者终止治疗从而影响IHCA长期预后的研究，因此ROSC 30 d仍然是研究IHCA不可忽视的重要时间点。IHCA预后评价工具有助于帮助临床医生或患者家属做出临床决策，目前常用的IHCA评价工具包括复苏后良好结局评分（good outcome following attempted resuscitation，GOFAR）与GOFAR2评分 [7-9]，然而这些预测工具均以出院时临床状况作为终点指标，目前尚未见预测院内心脏骤停ROSC 30 d死亡的相关预测模型报道。因此，研究团队通过双中心回顾性研究构建院内心脏骤停ROSC 30 d死亡的列线图，旨在帮助临床医生更准确预测IHCA结局指导临床工作。

急性肾损伤(AKI)是一组以肾功能急性下降及体内代谢废物蓄积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是儿科常见的危急重症，发病率高、病死率高、预后差。目前诊断AKI主要依靠肌酐和尿量变化，但二者均不敏感，无法进行早期识别。近年许多研究着重于探索早期预测AKI的新型手段，其中包括肾绞痛指数(RAI)。RAI通过患者危险因素和临床指标的乘积得出评分，阳性者发生AKI的风险高，需进行早期干预。RAI对预测AKI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现总结近年RAI相关研究进展，以期实现对AKI患儿进行临床干预从而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降阶梯思维应用于儿科危急重症患儿分诊的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1月—2020年1月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收治的儿科危急重症患儿486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243例。对照组采取传统常规分诊，观察组采取降阶梯思维进行预检分诊。观察两组患儿在分诊准确率、患儿及家长满意度以及分诊质量的差异。结果:观察组患儿病情分级和分诊去向准确率，总满意度，在服务态度、治疗及时性、健康指导、安全性等方面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降阶梯思维运用于儿科危急重症患儿分诊中具有较高准确率，能提高治疗效果，减少抢救不良结果，提高患儿及家属满意度。

新生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neonatal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NARDS)是新生儿常见的危急重症之一，有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其发生机制涉及复杂的炎症反应过程，存活患儿常伴多种并发症，远期预后不良。微小RNA(microRNA，miRNA)是一类短小的非编码单链RNA，通过负性基因表达调控细胞的病理生理过程，进而影响疾病进程。Let-7家族是继Lin-4家族之后第二个被发现的miRNA家族，在生物体内有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大量研究表明，Let-7家族参与肺的生理发育及部分肺部炎症性疾病的病理过程，进而参与NARDS的发生发展。该文就Let-7家族与NARDS相关性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NARDS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产科麻醉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流行期间临床麻醉工作的重要部分，这方面的麻醉管理面临着筛查难、病情急、变化快、需兼顾母体和胎儿/新生儿等挑战，应关注如下方面：(1)细致的COVID-19相关评估，除疫情相关评估外，还应认识到孕产妇生理特点和病情复杂与危急程度对评估的影响，同时关注孕产妇肺部状况对胎儿的可能影响，确定适当的分娩时机、分娩方式和防护等级。(2)严密的防护，应从环境、人员和物品各方面进行严格的感染控制。对于疑似和确诊COVID-19孕产妇，分娩应在隔离产房或负压手术间进行；限制进行麻醉管理的人员数量，并尽量安排经验丰富的麻醉医师；医务人员应严格按要求穿戴个人防护装备。(3)麻醉管理优化的关键在于维持氧合的充足和循环的平稳，对于椎管内麻醉应尽量避免咳嗽和低血压；对于全身麻醉应关注气道管理的感染控制。(4)实施人文关怀，对产妇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危机干预。(5)虽然尚缺乏母婴垂直传播的证据，但为降低新生儿感染的风险，对于疑似或确诊COVID-19产妇的新生儿应进行隔离，避免母乳喂养。疫情期间，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感控科和重症科应多学科联合进行感染控制和母婴管理，有利于将感染风险最小化的同时优化临床安全。

重度创伤性脑损伤（sTBI）是神经外科最常见的危急重症，患者病死率高，预后极差。去骨瓣减压术是sTBI的首选治疗方法。去骨瓣减压术一般选择反问号切口，也有部分学者建议使用三叶草切口及Kempe切口。以上切口尽管疗效显著，但术后脑脊液漏、切口愈合不良、皮瓣缺血坏死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且不同切口之间的优势及不足尚不明确。因此，有学者提出耳后切口去骨瓣减压术治疗sTBI，该切口通过新型皮瓣保留血液供应，可提供更好的减压效果并降低切口相关并发症。笔者针对耳后切口方法、适应证及其与其他切口比较的优缺点进行综述，为sTBI患者去骨瓣减压术选择切口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对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临床实习阶段进行基于置信职业行为(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EPAs)的评价，以发现临床实习教学中的不足。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选取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临床实习的2017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50名学生进行EPAs的自我评价(自评)和带教教师评价(他评)，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对自评和他评的结果进行比较，并将每个指标评价为3级及以上的比例和无法评价的比例进行统计。结果:大多数指标的自评和他评结果一致，如EPA1(接诊患者)、EPA5(医疗文书书写)、EPA6(病例汇报)的自评和他评结果均为3(3，4)；少数指标存在差异，如EPA10(知情同意)的自评和他评结果分别为3(3，4)和3(2，3)，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部分指标自评和他评为3级及以上的比例均较高，如EPA1(接诊患者)、EPA5(医疗文书书写)、EPA6(病例汇报)的比例分别为100.0%和88.2%、94.0%和91.8%、90.0%和91.8%。部分指标自评和他评为3级及以上的比例较低，如EPA8(危急重症识别与处理)、EPA9(患者转运与交接)的比例分别为30.0%和43.6%、50.0%和51.8%。 结论: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EPAs自评和他评结果基本一致，基本达到临床实习教学要求，部分EPAs指标评价结果与住院医师入职基本要求相比仍有不足，建议进一步完善临床实习教学，以促进与毕业后教育的平稳过渡。

高血糖危象酮症酸中毒（diabetic emergency-diabetic ketoacidosis, DKA）伴昏迷是糖尿病急性并发症，也是危急重症。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发生时可合并急腹症，如急性胰腺炎、肠系膜血栓形成、小肠坏死等。既往的文献病例报道中，尚无报道大面积小肠坏死。本文旨在结合文献复习，提高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合并急腹症的诊治能力。

细菌性肝脓肿是临床常见的危急重症，近年来，其致病菌谱已由过去的以大肠杆菌为主转变为以肺炎克雷伯菌，尤其是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为主。肝脓肿的临床特征、疾病转归以及治疗手段等亦有所改变。基于此，本文总结分析了近年来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性肝脓肿新的特点和变化，着重分析了该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选择，尤其指出针对药物治疗和介入治疗效果不佳而需要行外科手术的患者，射频消融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安全有效的微创治疗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