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简称肺心病，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疾病，由于肺组织结构和功能异常，肺动脉压力增高，机体右心负荷加重，导致右心室肥大引起心脏疾病，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易发展成肺心病[1]。肺心病主要为老年人，易并发呼吸衰竭(respiratory failure)，增加病情危险性，威胁生命，常见并发症为低氧血症、酸中毒和高碳酸血症等[2]。根据病史、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是否有肺动脉高压或右心室肥厚进行诊断[3,4]。肺心病并发呼吸衰竭预后差，通过优化临床管理提高疗效[5,6]。风险预警针对治疗和管理中遇到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预报及提出针对性举措，最终达到预防和治疗目的，减少不良事件发生[7]。个性化临床管理是人性化管理的延伸，以患者为中心，以人为本的理念结合患者病情制定个性化策略，提升临床管理和救治水平[8,9]。本文对我院收治的70例无创呼吸机治疗肺心病并发呼吸衰竭患者实施风险预警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目的:调查天津市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20年8至10月，选取天津市三级医院、二级公立医院、二级民营医院、一级医院以及其他医疗机构的26 002名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和《护士工作压力源量表》调查护理人员的一般情况和工作压力情况，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结果:26 002名护理人员平均年龄（33.86±8.28）岁，平均工龄（11.84±9.12）年，女性24 874名（95.66%），男性1 128名（4.34%），工作压力总分为（79.82±21.69）分，其中工作量及时间分配维度平均得分最高，为（2.55±0.79）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 β=-0.015， P=0.014）、聘用形式为合同制（ β=0.022， P=0.001）、岗位为临床护理（ β=0.048， P<0.001）、文化程度（ β=0.024， P<0.001）、年龄（ β=0.050， P<0.001）、工作年限（ β=0.075， P<0.001）及职称（ β=0.036， P<0.001）是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可解释护理人员工作压力总变异的22.8%（ F=24.25， P<0.001）。 结论:天津市护理人员工作压力较大，相关部门以及护理管理者应根据护理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采用科学管理方法减轻护理人员工作负荷，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护理事业和护理产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肺动脉高压（PH）是多种原因引起的肺动脉压力进行性升高，肺血管重构，肺血管阻力增高的一种病理生理状态。随着肺血管阻力进行性增加，右心室后负荷增高，发生右心室重构，最终可导致右心功能衰竭。右心衰竭是导致PH患者死亡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对PH患者心室功能评价是目前临床的关注重点和研究热点。心脏MR（CMR）可以提供多种右心室结构、功能、应变、心肌组织特征及血流等多种参数，用于评估PH严重性及病因诊断、监测预后情况等，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是评估心室功能的金标准。笔者就CMR在评价PH右心室结构功能中的应用进行综述，并讨论CMR在未来评价、监测PH的一些重要发展，旨在提高对CMR评价PH的认识和应用。

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 ECMO）技术已成为急性心功能衰竭患儿的临床首选治疗手段之一 [1]，其适用的儿科病种包括暴发性心肌炎 [2]和复杂先天性心脏病术后体外循环脱机困难等引起的严重心功能衰竭等 [3]。常用的插管方式包括颈部插管和正中插管 [4]。静脉-动脉体外膜氧合（veno-arterial ECMO, VA-ECMO）能有效恢复患儿全身循环灌注，但对左心室（left ventricle, LV）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5]。主动脉插管持续泵血增加主动脉根部压力和左室后负荷，进一步加重左室缺血和室性心律失常 [6]。左心室血栓可导致脑梗等致死性并发症 [7]。左心减压能快速有效降低左心负荷，为心脏功能恢复争取更多的时间 [8]。近年来，ECMO支持下，左心减压对于严重左室功能不全的患儿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 [9]。截止2020年9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心脏中心共完成94例患儿V-A ECMO心脏支持，儿童80例（85.1%），新生儿14例（14.9%），撤机率59.6%。2010—2019年V-A ECMO支持下左心减压共完成5例，4例死亡、1例存活，现将相关临床资料和经验分析汇总如下。

目的:探讨膜诱导技术联合局部肌皮瓣修复大转子区窦腔型压力性损伤的临床疗效。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2020年1月—2023年1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烧伤与皮肤外科收治12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大转子区窦腔型压力性损伤且伴有不同程度感染的患者，其中男8例、女4例，年龄42~76岁，单侧大转子区压力性损伤者9例、双侧大转子区压力性损伤者3例，3例患者并发脓毒症。清创前压力性损伤创面外口面积为1.5 cm×1.0 cm~3.0 cm×3.0 cm，术中清创时测量的内腔面积为10.0 cm×8.5 cm~20.0 cm×10.0 cm。改善全身一般状况后，Ⅰ期行清创后抗生素骨水泥覆盖/填塞，Ⅱ期移植面积为10.0 cm×9.0 cm~22.5 cm×11.5 cm局部肌皮瓣修复创面，将供瓣区创面直接缝合。对比所有患者Ⅰ期术前与Ⅰ期术后7 d的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红细胞沉降率等炎症指标水平及创面分泌物标本微生物培养阳性比，记录并发脓毒症患者Ⅰ期术前与Ⅰ期术后3 d精神状况、体温、心率、呼吸频率，观察所有患者Ⅱ期术后局部肌皮瓣成活及创面愈合情况，随访所有患者压力性损伤复发情况及肌皮瓣外观和质地。结果:12例患者Ⅰ期术后7 d的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水平、降钙素原水平、红细胞沉降率均较Ⅰ期术前明显下降（ t值分别为6.67、7.71、2.72、3.52， P<0.05）；Ⅰ期术后7 d创面分泌物标本微生物培养阳性比为2/12，较Ⅰ期术前的11/12明显降低（ P<0.05）。3例并发脓毒症患者Ⅰ期术后3 d精神状况较Ⅰ期术前明显好转，体温恢复正常，心率<90次/min，呼吸频率<20次/min。共15个创面经局部肌皮瓣移植修复，Ⅱ期术后14个局部肌皮瓣存活良好，创面愈合；1个局部肌皮瓣远端少部分坏死，经床旁清创缝合后14 d愈合。Ⅱ期术后随访3~24个月，所有患者压力性损伤均未复发，肌皮瓣不臃肿，肌皮瓣颜色与周围皮肤组织近似且质地柔软。 结论:采用膜诱导技术联合局部肌皮瓣治疗大转子区窦腔型压力性损伤，可以通过抗生素骨水泥的覆盖/填塞降低患者全身炎症指标水平，减轻创面处的细菌负荷，形成诱导膜，为后期创面修复提供良好基础；局部肌皮瓣展现出了成活率高、并发症少、外观佳的良好临床效果，术后压力性损伤复发率低。

目的:探究冠状动脉CTA（CCTA）诊断的狭窄程度与斑块特征联合应用对冠状动脉缺血病变的诊断效能。方法:2018年11月至2020年3月，在全国5家临床试验中心纳入疑诊或已知冠心病并拟行冠状动脉造影（ICA）的患者，所有患者于1周内依次行CCTA、ICA及血流储备分数（FFR）检查。测量并收集所有病变血管的斑块特征，包括斑块负荷、钙化成分体积比、非钙化成分体积比、病变长度、斑块高危征象。以ICA引导下经压力导丝测量的心肌FFR为金标准，将所有病变血管分为FFR≤0.8（缺血）和FFR>0.8（非缺血）2组，比较上述斑块特征在2组中的分布差异；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CCTA狭窄率、斑块特征与缺血病变的关系；采用ROC曲线评估CCTA狭窄率、斑块特征相应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并采用Delong检验对各参数的曲线下面积（AUC）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本研究最终纳入患者共317例，冠状动脉病变血管366支（缺血组血管169支，非缺血组197支）。与非缺血组相比，缺血组病变血管的斑块负荷更大［缺血组34.3%（30.3%，38.8%）、非缺血组32.4%（28.5%，37.9%）； Z=-2.622， P=0.009］，CT高危斑块比例更高［缺血组26.9%（45/169）、非缺血组11.7%（23/197）；χ 2=15.311， P<0.001］，病变长度更长［缺血组22.1（14.4，35.0）mm、非缺血组17.6（11.0，26.0）mm； Z=-4.388， 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回归分析显示，CCTA狭窄率、病变长度、CT高危斑块是病变导致心肌缺血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3.794、2.461、1.027； P<0.001、 P=0.002、 P=0.002）。单独应用CCTA≥50%狭窄诊断缺血病变的AUC是0.625，联合CT斑块特征AUC为0.714（ P<0.001）。 结论:CCTA狭窄率、病变长度及CT高危斑块特征是病变导致心肌缺血的预测因素，联合应用能显著提高CCTA对缺血病变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安宁疗护护士压力负荷、不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压力反应间的现状与其相关关系，为降低安宁疗护护士的压力反应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2月选取北京市、江苏省、湖南省和安徽省的448名安宁疗护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压力负荷量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和压力反应问卷对其进行横断面调查，在分析其得分水平之后，进行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安宁疗护护士压力负荷得分为66.00（55.00，67.00）分，压力反应得分为80.00（63.00，84.00）分，压力负荷与压力反应呈正相关（ r=0.735， P<0.05），积极情绪调节策略与压力反应呈负相关（ r=-0.440， P<0.05），消极情绪调节策略与压力反应呈正相关（ r=0.747， P<0.05）。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压力负荷与压力反应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9.6%。 结论:认知情绪调节是安宁疗护护士压力负荷与压力反应间的中介变量，管理者应加强对安宁疗护护士压力水平和心理健康状态的关注，引导其选择恰当的情绪调节策略，从而降低压力反应、维持身心健康。

目的: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探讨儿科护士使用血管可视化设备的行为意向。方法:本研究为质性研究。于2023年3—11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20名儿科护士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并提炼主题。结果: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儿科护士血管可视化设备应用行为意向可归纳为9个主题，行为态度包括正性评价、负性评价、信息不清，主观规范包括同伴态度、患方的期望与压力，知觉行为控制包括工作负荷、知识掌握程度、设备性能局限较多、外部资源支持。结论:儿科护士血管可视化设备应用行为意向受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因素的影响。护理管理人员应开展血管可视化设备规范化培训，提升护士知识技能水平，同时重视多种支持的来源，营造护士应用血管可视化设备的支持性环境，从而改善儿科护士的使用体验，促进血管可视化设备在儿科临床护理工作中的使用。

目的:观察双水平正压通气（BiPAP）对稳定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患者呼吸生理学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一项小样本、探索性、干预性研究，选取2018年1—12月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门诊就诊的稳定期慢阻肺患者10例。呼吸机采用BiPAP模式，调整吸气相正压从10 cmH 2O（1 cmH 2O=0.098 kPa）开始逐渐递增至24 cmH 2O，每次增加2 cmH 2O，呼气相正压保持4 cmH 2O不变。正式试验和调节压力水平前记录各项指标并进行比较，包括呼吸方式：总呼吸周期（T tot）、吸气时间（T i）、呼气时间（T e）、吸气潮气量（V Ti）等；呼吸压力：口腔压（P mo）、食道压（P eso）、跨膈压（P di）；呼吸做功：食道压力-时间乘积（PTP es）、跨膈压力-时间乘积（PTP di）；中枢驱动及中枢驱动效率：膈肌肌电的均方根（RMS）、通气-中枢偶联（V e/RMS）以及深吸气量（IC）、呼气末肺容量差值（ΔEELV）、动态内源性呼气末正压（PEEPi dyn）等。 结果:10例稳定期慢阻肺患者全部完成试验。与平静呼吸相比，V Ti、V e、P mo、IC、ΔEELV、V e/RMS随着压力水平升高均显著上升（均 P<0.05），T e只在20~22 cmH 2O压力水平显著上升（ P<0.05）。P di、PTP es、PTP di、RMS、RMS/RMS max随着压力水平升高均显著下降（均 P<0.05），PTP es、PTP di在18 cmH 2O压力水平后均趋近于稳定并未出现明显变化，RMS、RMS/RMS max在压力水平大于16 cmH 2O后趋于平稳。T i/T tot只在20 cmH 2O压力水平时显著降低。PEEPi dyn随着压力水平的升高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结论:BiPAP在合适的压力水平上能明显改善稳定期慢阻肺患者的肺通气障碍，减轻呼吸肌肉负荷。

机械通气自引入临床实践以来，经历了从完全控制通气到各种辅助通气的重大演变，传统的呼吸机依靠气动压力、传感器和控制器来完成呼吸周期；而神经调节辅助通气（NAVA）作为一种近年来新兴起的辅助通气形式，通过监测膈肌电信号（EAdi）向患者提供适当比例的辅助支持水平。EAdi是感知呼吸中枢驱动进而触发呼吸机辅助送气的最佳可用信号。与其他通气模式不同，NAVA呼吸指令来源于中枢，因此NAVA具有良好的人机同步性和患者自主调节性。与传统通气模式相比，NAVA可以降低呼吸负荷，减轻呼吸肌相关性肺损伤（VILI），改善人机协调性，改善气体交换，提高脱机成功率等。本文就NAVA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