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供肺冷缺血时间(CIT)延长对肺移植预后的影响。方法:对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接受肺移植的111例供受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供肺CIT分为CIT延长组(CIT 8~12 h，41例)和对照组(CIT<8 h，70例)，比较两组供受者最后一次血气分析、冷缺血时间等临床资料、术后并发症及短期生存情况的差异。绘制生存曲线，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两组累积存活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明确受者1年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共计纳入111例肺移植受者，CIT延长组和对照组分别为41例(36.9%)和70例(63.1%)。两组受者术后72 h内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PGD)3级的发生率分别为21.2%和16.3%，两组术后的30 d存活率分别为90.2%和94.3%，90 d存活率分别为82.9%和82.9%，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受者1年的累积存活率分别为74.6%比60.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79)。Cox回归分析显示CIT延长供肺移植与受者1年死亡风险增加无关( HR 0.691，95% CI：0.317~1.506)，但术中未使用体外膜氧合(ECMO)技术( HR 3.562，95% CI：1.061~11.959)以及术后机械通气超过3 d(HR 2.892，95% CI：1.387~6.031)会增加受者1年的死亡风险。 结论:供肺CIT延长至8~12 h进行肺移植对受者预后未产生不良影响。在权衡受者继续等待和接受移植两者的死亡风险后，接受CIT 8~12 h的供肺是可行的。

本文简要述评心脏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PGD)的风险因素以及防治策略，以期为临床防治心脏移植术后早期PGD和改善预后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肺部B型超声扫描评分(LUS)检查在肺移植术后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PGD)受者病情评估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外科重症监护病房的35例肺移植术后PGD受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受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术前24 h APACHE II评分、术后血流动力学参数、乳酸、呼吸参数。术后12 h、24 h、48 h和72 h行LUS，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LUS与氧合指数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别计算LUS对重度PGD的预测值、敏感度和特异度。结果:单肺移植受者LUS与氧合指数呈负相关( r＝-0.536， P<0.01)，双肺移植受者LUS与氧合指数呈负相关( r＝-0.518， P<0.01)；分析LUS ROC曲线下面积得出，单肺移植受者重度PGD的LUS预测值为7.0分，其敏感度86.7%，特异度为72.1%，双肺移植受者重度PGD的LUS预测值为13.0分，其敏感度为83.3%，特异度为60.0%。 结论:肺部B型超声扫描检查简单易行，LUS可以评估肺移植术后PGD受者病情，具有较高的效价。

目的:评估静脉-动脉(V-A)和静脉-静脉(V-V)转流方式的体外膜氧合(ECMO)辅助下的肺移植受者临床特征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至2018年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开展的ECMO辅助下肺移植手术220例(V-A转流147例，V-V转流73例)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受者临床资料、术后并发症及短期生存状况的差异。结果:V-A组供者性别为女性的比例、手术时间、输血量和尿量均高于V-V组( P<0.05)，但ECMO转流时间低于V-V组( P<0.001)。两组之间术后再开胸、肺部感染、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丧失及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以及输血量和机械通气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短期存活率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05)。ECMO转流时间与术后机械通气时间和短期存活率独立相关，转流时间12.0～23.9 h、24.0～47.9 h和≥48 h的受者术后机械通气时间≥3 d的风险分别是转流时间<12 h者的7.48 (95%CI：2.61～21.49)、12.30(95%CI：4.54～33.33)和16.02(95%CI：5.25～48.84)倍，术后短期死亡的风险分别是转流时间<12 h者的2.21(95%CI：1.00～4.86)、2.73(95%CI：1.34～5.56)和6.63(95%CI：3.23～13.59)倍。 结论:V-A和V-V转流方式对肺移植受者术后并发症和短期存活率无影响，但转流时间对受者短期生存状况具有预测价值。

为缓解供器官短缺这一全球性问题，边缘供肝逐渐应用于临床肝移植，但同时也增加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原发性移植物失功等并发症的风险。如何有效提升边缘供肝质量是目前移植界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机械灌注是目前提升供肝质量的关键手段，在提升扩大标准供肝质量、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优势。近年来，细胞与基因治疗技术飞速发展，联合机械灌注的优化策略实现了针对人体局部脏器的精准定向干预，在优化边缘供肝质量、提升受者长期存活率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有望成为推动机械灌注和器官修复再生技术发展的全新引擎。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联合瞬时弹性成像检查在C-I类器官捐献供肝术后早期移植物功能不全（early allograft dysfunction，EAD）预测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75对肝移植供、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受者术后是否发生EAD将其分为EAD组（16例）和非EAD组（59例）。所有供者肝脏均进行超声造影和瞬时弹性成像检查，并应用QLAB分析软件对超声造影结果进行分析。选取肝被膜下3 cm处肝实质作为感兴趣区绘制时间-强度曲线（time intensity curve, TIC），记录并对比两组间的超声造影参数。使用瞬时弹性检测仪FibroScan在供者肝右叶有效测量12次，记录相关定量参数指标。结果:EAD组和非EAD组供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ICU住院时长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 05）；供者术前24 h血小板计数[（122. 44±85. 82）×10 9/L比（197. 22±140. 93）×10 9/L]、胆碱酯酶水平[（3 473. 44± 1 368. 54) U/L比（4 252. 93±1 365. 37) U/L]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7和0.047）。EAD组超声造影检查峰值强度（peak intensity，PKI）、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分别为（16. 46± 4. 70）dB和（1 366. 76±508.10）dB·s，均低于非EAD组的（19. 85±4. 39）dB和（1 675. 23± 498. 77 ）dB·s，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09和0. 032）；EAD组肝动脉-门静脉到达间隔时间（arterial-portal arrival interval，APAI）及肝脏硬度测量值（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LSM）分别为6.50 (5.00，10.75) s和8. 60 (6.32，11.65）kPa，均高于非EAD组的5.00 (4. 00, 7. 00) s和6. 10 (5. 40，7. 90) kPa，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24和0. 014）。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显示，超声定量参数PKI、AUC、APAI及LSM预测术后发生EAD的AUC分别为0. 703、0. 664、0. 683、0. 702。四者联合预测术后发生EAD的AUC为0. 776，约登指数为0. 508，其截断值、敏感度、特异度分别为0. 800、0. 813、0. 695.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PAI与AUC值存在负相关（ r=–0. 404， P< 0. 001）。 结论:超声造影联合瞬时弹性成像可综合评估C-I类器官捐献供肝的微循环灌注、纤维化及脂肪变程度，在术后是否发生EAD中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目的:分析及探讨心脏移植术后早期原发性移植物衰竭的处理方法、疗效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3月至2019年9月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4例心脏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所有受者均采用巴利昔单抗免疫诱导，手术采用经典的双腔静脉吻合原位心脏移植。其中14例受者在术后早期出现原发性移植物衰竭，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采用体外膜氧合(ECMO)、ECMO＋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ABP)以及单纯IABP的机械辅助循环支持。14例受者中13例为男性，女性1例；年龄为(51.1±9.5)岁(30～63岁)；供者年龄为(42.7±6.5)岁(29～53岁)；供受者体重比为0.91±0.12(0.73～1.27)；供心缺血时间为(251.2±117.5)min(62～370 min)。所有受者均在术中行经食道超声心动图(TEE)检查发现移植物功能衰竭(5例表现为右心室功能障碍，9例双心室功能障碍)，故在术中体外循环停机前给予机械辅助循环支持，其中ECMO辅助2例，ECMO＋IABP辅助8例，单纯IABP辅助4例。结果:心脏移植术后早期发生原发性移植物衰竭者占18.9%(14/74)。出现原发性移植物衰竭受者5例(35.7%)住院死亡。ECMO脱机率为80%(8/10)，IABP脱机率为100%。余9例存活受者，机械辅助循环时间：ECMO为(154.2±46.5)h(104～216 h)，IABP为(176.2±64.5)h(78～288 h)。随访24个月，9例受者健康存活，门诊定期复查心脏超声多普勒检查提示心脏收缩功能良好，无明显排斥反应及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结论:机械辅助循环(ECMO和/或IABP)支持是其治疗心脏移植后原发性移植物功能衰竭的有效手段；经机械辅助循环救治成功后，受者远期存活率及疗效满意。

目的:比较体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不同转流方式在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合并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受者肺移植(lung transnsplantation，LTx)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经静脉-静脉ECMO(VV-ECMO组，68例)或静脉-动脉ECMO(VA-ECMO组，44例)辅助下行LTx手术的112例IPF合并PH受者的临床资料。对两组供者性别、年龄、机械通气时间、氧合指数和冷缺血时间；受者性别、年龄、吸烟史、术前PO 2、PCO 2、PH程度、NYHA心功能分级、右心功能、射血分数(ejection fraction，EF)和合并症(高血压和糖尿病)，术中手术类型、手术时间、ECMO转流时间、失血量、输血量、尿量及术后输血量、机械通气时间、ICU滞留时间、再次开胸手术、肺部感染、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PGD)、肾功能不全等行单因素分析。再将单因素分析结果进一步纳入多因素分析，比较两种不同转流方式对LTx术后早期并发症和短期结局的影响。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比较VV-ECMO和VA-ECMO转流方式与移植术后受者生存相关的因素。 结果:VV-ECMO转流组术前PO 2为58.3(51.3，72.0)mmHg显著低于VA-ECMO组73.2(63.3，96.8)mmHg，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6)。VA-ECMO组NYHA Ⅲ级、重度PH及术前右心增大者分别有24例(54.5%)、15例(34.1%)和22例(50.0%)，与VV-ECMO组17例(25.0%)、6例(8.8%)和16例(23.5%)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两组移植术后PGD、术后机械通气时间(≥3 d)、肺部感染、术后再开胸比例、术后肾功能不全、ICU滞留时间、住院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VV-ECMO组和VA-ECMO组受者术后6个月生存率分别为80.9%和61.4%，经多因素Cox回归模型校正后，两组之间短期存活率(6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统计结果显示，VV-ECMO组术后延迟撤机的风险是VA-ECMO组的14.452倍，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5% CI：2.448~85.323， P＝0.03)。 结论:合并轻度PH的IPF受者采用VV-ECMO模式与合并重度PH的IPF受者采用VA-ECMO转流方式相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短期存活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VV-ECMO转流可延迟移植术后撤机时间。

目的:分析严重爆炸伤临床特点及对重症的监护与救治。方法:选取2011年9月至2022年8月我院收治的9例严重爆炸伤患者为对象。收集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致伤机制、诊断、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APACHE Ⅱ)、伤害严重程度评分(injury severity score, ISS)、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ore, GCS)、ICU住院时间、损伤部位、手术方式和时间、血液制品使用、机械通气、血管活性药物和抗凝药物使用、肾脏替代治疗和感染情况，比较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结果:9例患者平均重症医学科(intensive care unit, ICU)住院时间(32.0±24.9)d。有创呼吸支持7例(77.78%)，呼吸机使用时间(21.4±20.9)d。使用血管活性药物5例(55.56%)，使用时间(7.4±6.6)d。有创动脉血压(invasive arterial blood pressure, IABP)和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监测8例(88.89%)。不同程度凝血功能障碍9例，成分输血6例(66.67%)，早期使用肝素(heparin, Hep)或低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LMWH)抗凝治疗8例(88.89%)。使用抗生素9例，使用时间(17.3±12.7)d。连续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4例(44.44%)，CRRT治疗时间(7.2±5.1)d。早期(48 h)行肠内营养支持6例(66.67%)。治疗后D-二聚体(D-Dimer, D-D)、K值、肌酸激酶同工酶杂合体(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s-MB, CK-MB)、肌红蛋白(myoglobin, MYO)、心肌肌钙蛋白I(cardiac troponin I, cTnI)、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 TBil)、间接胆红素(indirect bilirubin, IBil)、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乳酸(lactic acid, Lac)、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中性粒细胞计数(neutrophil count, NE)、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和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较治疗前降低(P<0.05)。治疗后血细胞比容(hematocrit, HCT)、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s, PLT)、α角(angle)、MA值和淋巴细胞计数(lymphocyte count, LY)升高(P<0.05)。康复出院8例(88.89%)，持续性植物状态ICU长期治疗1例(11.1%)。结论:严重爆炸伤经历复杂情况和挑战性治疗。ICU内实施全面、系统救治可改善严重爆炸伤实验室指标和预后。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一种挽救生命性方法，术后往往会出现移植物早期功能不全（障碍）。早期肝功能不全已成为肝移植术后的一种严重并发症，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本文通过对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不全的诊断、病理生理、影响因素以及预测模型等进行综述，以期通过早期发现、诊断并处理干预影响其发生的因素，从而提升肝移植成功率，不断改善肝移植患者的生存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