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 H. pylori药物敏感试验对根除 H. pylori的经验性四联方案药物经济学的影响。 方法:基于1项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NCT02935010)的382例 H. pylori感染患者的治疗方案，进行成本-效果分析。其中药物敏感试验组(药敏组)286例，采用胃镜活组织检查进行诊断，并根据 H. pylori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给予14 d根除 H. pylori的三联或四联方案治疗；经验组96例，采用胃镜活组织检查进行诊断(96例，胃镜经验组)，给予14 d根除 H. pylori的经验四联方案治疗。同时，以经验组患者为基础设立模拟的 13C-尿素呼气试验(UBT)经验组(UBT经验组；96例，采用 13C-UBT检查首次发现 H. pylori感染)，在成本核算时去除胃镜检查、活组织检查和药物敏感试验相关费用，补充 13C-UBT的费用，其他情况保留胃镜经验组患者的信息。以 H. pylori根除率为效果指标，采用意向性治疗(ITT)分析，比较药敏组、胃镜经验组和UBT经验组的成本、成本-效果比(CER)，以及药敏组相较于胃镜经验组、UBT经验组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基于ITT分析结果进行敏感性分析，评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结果:ITT分析结果显示，药敏组、胃镜经验组和UBT经验组的成本分别为(1 747.41±149.30)、1 032.71、657.71元，药敏组较胃镜经验组和UBT经验组分别高(714.70±149.30)和(1 089.70±149.30)元；药敏组、胃镜经验组和UBT经验组的CER分别为(19.08±1.49)、12.09和7.70元/%；药敏组相较于胃镜经验组、UBT经验组的ICER分别为(115.27±1.49)和(175.76±1.49)元/%。药敏组相较于经验组的ICER受 H. pylori根除率和药物敏感试验费用的影响均较大：当经验组 H. pylori根除率降低时，药敏组的ICER随之下降；当药敏组的 H. pylori根除率增高时，ICER随之下降，反之亦然；当药物敏感试验费用下调或上调20%时， H. pylori根除率每增高1%，药敏组较胃镜经验组分别需要多支付的成本为99.15和131.40元，药敏组较UBT经验组分别需要多支付的成本分别为159.63和191.89元。 结论:对于通过 13C-UBT明确 H. pylori感染而无胃镜检查指征的患者，首选经验性四联方案；对于拟行胃镜检查明确 H. pylori感染的患者，在 H. pylori根除率每增高1%可承受额外开支115.27元的情况下，可以在进行 H. pylori药物敏感试验后根据结果制定个体化根除方案；药物敏感试验费用下降将更加有利于药物敏感试验后个体化治疗的推广。

目的:探讨国产卡介苗(BCG)膀胱灌注预防中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复发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并分析复发风险因素。方法:2015年7月至2020年6月选取32个研究中心的18～75岁且病理检查确诊为中高危NMIBC患者纳入研究，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评分0～2分。排除标准：①有免疫缺陷或损害(如艾滋病)、正使用免疫抑制药物或放疗，有可能引起全身性BCG疾病反应者、对BCG或表柔比星或两药的辅料成份过敏者，患发热及急性传染病者，包括活动性结核者或正在接受抗结核治疗者，伴有严重的慢性心脑血管疾病或慢性肾病者；②合并其他泌尿生殖系统肿瘤或其他器官肿瘤者；③肌层浸润性膀胱尿路上皮癌(≥T 2期)患者；④过去4周内接受过化疗、放疗、免疫治疗者(除外术后即刻膀胱灌注化疗)；⑤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未采取有效避孕措施的育龄期妇女、计划于试验期间受孕者(包括男性受试者伴侣受孕)；⑥已知或怀疑术中发生膀胱穿孔；⑦入组前尚存在肉眼血尿，怀疑手术创面未愈合或尿路黏膜受损；⑧伴有膀胱炎，或曾经接受过其他膀胱灌注药物治疗且膀胱刺激征严重，预期影响本研究评估者；⑨入组前3个月内参加过其他药物临床试验；⑩已知阿片类药物或酒精依赖者；?研究者认为可能存在增加受试者危险性或干扰临床试验执行的任何情况。纳入研究的患者行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或经尿道膀胱肿瘤激光剜除术，术后即刻灌注1次表柔比星50 mg。入组患者采用区组随机化方法产生随机表，按2∶2∶1比例随机纳入试验1组、试验2组和对照组。试验1组灌注BCG 120 mg/次，共19次：诱导灌注期每周灌注1次，连续6次；然后每2周灌注1次，连续3次；然后每月灌注1次，连续10次。试验2组灌注BCG 120 mg/次，共15次：诱导灌注期每周灌注1次，连续6次；术后第3、6、12个月的每月前3周，每周灌注1次。对照组灌注表柔比星50 mg/次，共18次：每周1次，共8次；然后每月1次，共10次。比较3组的复发情况和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对BCG灌注治疗失败的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32个研究中心共纳入681例患者，试验1组274例，试验2组277例，对照组130例，共脱落113例，总脱落率16.6%，3组脱落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222)。3组间患者年龄、性别构成、体质指数(BMI)、ECOG评分、危险分层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入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22.1(12.1，32.3)个月，3组的中位随访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024)。随访期间患者复发及进展116例(复发112例，进展4例)，其中试验1组、试验2组、对照组复发(进展)分别为39、41、36例；2年复发率分别为14.2%、14.8%、27.7%，试验1组与试验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464)，试验1组和试验2组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 P＝0.0017， P＝0.0020)。累计无复发生存率方面，试验1组与试验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5% CI0.57～1.46， P＝0.7173)，试验1组和试验2组均优于对照组( HR＝0.439，95% CI 0.26～0.74， P＝0.0006； HR＝0.448，95% CI 0.29～0.80， P＝0.0021)。试验1组、试验2组、对照组总体不良事件发生率分别为74.5%(204/274)、72.6%(201/277)、69.8%(79/130)，试验1组与试验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153)；对照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试验1组( P＝0.0051)和试验2组( P＝0.0167)；严重不良事件(SAE)发生率分别为13.5%(37/274)、15.5%(43/277)、12.3%(16/130)，3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5064)。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复发性膀胱癌( HR＝6.397，95% CI 1.95～20.94， P＝0.0001)是BCG灌注治疗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国产BCG膀胱灌注预防中高危NMIBC的2年无复发生存率优于表柔比星。BCG 15次和19次两种灌注方案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无明显差异。与表柔比星相比BCG并不增加SAE发生率。膀胱癌病史是NMIBC国产BCG灌注治疗失败的独立预测因素。

近年来，胰腺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其死亡率居恶性肿瘤的第3位。过去十年，胰腺癌的诊治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国内不同地区水平参差不齐，其诊治现状依然严峻。2018年，中国抗癌协会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制定了《中国胰腺癌综合诊治指南（2018版）》，以期规范和提高中国胰腺癌诊治水平。2020年，专委会结合过去两年的发展现状制定了《中国胰腺癌综合诊治指南（2020版）》。其更新要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靶向和免疫治疗取得突破，遗传筛查及基因检测首次全面融入胰腺癌的综合诊治。第8版AJCC-TNM胰腺癌分期系统的实用性和准确性在国内多个中心获得验证，并用于临床实践。术前新辅助治疗成为交界可切除和局部进展期胰腺癌的标准治疗方式，并逐渐应用于可切除胰腺癌，新辅助治疗后手术探查尤为重要。以化疗为基础的系统治疗模式（包括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进入临床研究，并在晚期胰腺癌中证实了维持治疗模式的临床获益性。多学科、多区域协作诊疗模式在国内广泛普及，并贯穿诊疗全程。国内临床试验的开展和多中心跨区域合作为胰腺癌新药研发和方案优化提供了适合国人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在新的理念和临床证据支持下，该版指南有望为我国胰腺癌的综合诊治工作提供指导。

去中心化临床试验(decentralized clinical trial,DCT)作为以患者为中心临床试验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可以加快临床试验进程、改善受试者体验、提高临床试验数据质量.尽管如此,与大多数创新一样,DCT也增加了临床试验过程的复杂性,给临床试验带来额外风险.本文从DCT的特点与优势、应用的场景、设计实施需要考虑的因素、DCT元素引入、风险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以期为DCT的实践提供思路.

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是指以研究参与者需求为出发点、视研究参与者为主动参与者、以临床价值为最终目的而进行的临床试验.该理念已成为当前医药研发的核心指导思想,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模式将逐步成为医药研发的主流模式.中国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面临试验思维方式转变困难、质量控制困难、研究参与者隐私保护难度加大、研究各方培训缺乏、研究参与者招募的不公平等挑战.通过从相关部门给予更多政策支持、申办者和相关第三方及时转变研发思路、研究者和研究参与者加强认知 3 个方面对中国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提出建议,并从试验设计已囊括患者偏好信息和考虑临床结局评估、研究参与者安全和权益的保护、基于研究参与者需求的招募、易于接受的知情同意、选用去中心化临床试验元素的合理性、研究参与者的隐私保护、研究人员和研究参与者的培训和教育、研究参与者的补偿和赔偿八个方面提出了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要点,以规范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确保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试验质量.

西医认为,心房颤动(简称房颤)的发病机制与心房的电重构、结构重构、炎症因子、氧化应激及分子遗传机制等因素有一定的相关性,临床治疗房颤除了使用常规抗心律失常药物外,射频消融术、左心耳封堵术等非药物疗法也有较好的疗效.中医则认为,房颤的病因病机多为本虚标实,其中本虚多以气阴两虚为主,标实多以痰浊、瘀血、水饮为主.历代医家治疗房颤是在经方、时方、验方的基础上结合临证经验而自拟方剂,可获得较好疗效.目前,关于房颤的研究仍存在以下问题:(1)缺乏从不同机制的交叉关系去研究是否存在有共同的靶点或信号通路;(2)中医证型较为繁杂,尚无统一的诊疗规范及疗效判定标准;(3)缺乏大样本、多中心、随机的双盲试验.今后,应充分利用现代药理学研究,探究中药疗效背后存在的作用机制,从而开展严谨、有效的大样本的临床试验.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各行各业带来了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变革,执行效率不断提升,运营成本不断降低.在药物临床试验研究领域,各项新型药物临床试验技术也应运而生.但药物临床研究信息化的推进,需要药物递送系统及时性、护理人员上门随访等协同,目前信息化应用方面存在系统整合、人员使用、运营管理、执行成本、数据录入等新挑战.药物临床研究信息化发展现状已不能满足当前国际国内药物临床研究发展形势,药物临床试验电子化系统标准规范亟需与国际接轨,药物临床研究信息化技术应用亟待提升,以受试者为中心开展去中心化临床试验(DCT)发展模式亟需深入探索.药物临床试验中药物直达患者(DTP)、远程监查等正在成为热门话题.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通过DCT相关方法,持续赋能药物临床试验临床研究高效实施成为未来新的方向和挑战.本研究在梳理临床研究信息化发展背景的基础上,概述其当前发展现状,重点介绍药物临床研究信息化的展开模式,旨在借助智能化临床试验管理平台及远程通讯技术,以受试者为中心开展临床试验.

背景:去骨瓣减压治疗后需进行缺损颅骨的修补.既往使用的自体骨、异体骨、有机材料等存在塑形效果不理想、感染等风险,而钛网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颅骨修补材料,数字化三维成型可以使其与颅骨缺损完好匹配,较好地还原患者缺损部位的解剖原貌.目的:探索三维塑形钛板颞肌下修补额颞区颅骨缺损修补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对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中国南通大学附属吴江医院(苏州市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进行治疗,应用三维塑形钛板颞肌下修补治疗的颅骨缺损患者38例的手术及随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主要评价指标为术后12个月内并发症发生率,次要评价指标为修复后1,6,12,18,24个月时格拉斯哥预后分级评分、卡氏功能状态评分、NIHSS评分和头颅 CT检查结果.试验方案已于2017-10-11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注册号为ChiCTR-IOC-17012947.结果与结论:目前已完成的部分数据分析结果:38例患者已进行6-24个月不等的随访,未见并发症及不良反应发生,头颅CT结果均显示钛网及钛钉固定良好,颅骨形态对称,未见皮下积液及颅内出血.通过额颞区颅骨缺损患者并发症、神经功能及影像学的结果,为临床定制三维塑形钛板颞肌下修补额颞区颅骨缺损提供了试验依据.

根据《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2017》 ,随着社会老龄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流行 ,近年来我国的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发生率逐年增高 ,且呈现低龄化和农村快速增长的趋势[1] . 至今 ,急性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仍然是冠心病患者最危险的并发症 ,而且住院期死亡率高达 5％～ 8％ [2] . 如何提高急性 STEMI 的诊治水平 、改善患者的预后 ,历来是我国基础研究工作者和临床医生面临的挑战 . 在过去的数年中 ,国内已完成了多个STEMI 相关的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和随机 、对照临床试验[3 ,4] ,2015 年 我 国 也 制 定 了 "STEMI 诊 治 指南"[5] ,这些为临床医生提供有用的信息和重要的指导 . 更为可喜的是 ,当前 ,胸痛诊治中心以及 STEMI区域协同救治网络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 ,不断提高广大患者和医护人员对 STEMI 救治理念的认识 ,进一步降低死亡率 . 2017 年欧洲心脏协会(ESC)年会上公布了"欧洲 STEMI 管理指南"(以下简称新指南) ,对 STEMI 的处理策略作了详尽和全面的阐述[6] . 在此 ,我们对这一最新指南的要点做一简介 ,为临床医生提供 STEMI 研究动态信息 ,以期提高我们救治 STEMI 患者的水平 .

难治性免疫性疾病发病机制复杂,临床治疗难度大.白细胞吸附技术通过去除血中活化的白细胞,来减轻炎细胞及其释放的物质对机体的免疫攻击,从而缓解和改善症状,可用于包括炎症性肠病、风湿性疾病及肾脏病在内的多种免疫性疾病.已有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其对多种难治性免疫性疾病疗效显著,并可减少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白细胞吸附技术在肾病领域仍处研究阶段,其适应证、临床疗效、治疗强度及安全性等需要更多大样本、多中心临床试验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