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脉粥样硬化(AS)是一种慢性血管炎性疾病,由内皮细胞损伤激活引起,随后出现脂质代谢异常形成脂质积累、内皮功能障碍,血小板活化、血管炎症反应、钙化和纤维化,触发血管狭窄和炎症途径的激活.补体系统是先天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补体C1q在AS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在经典途径中C1q激活补体系统促进AS的发展,然而C1q还可以通过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减少巨噬细胞的促炎细胞因子信号和增强巨噬细胞的存活能力等多种机制抑制AS的发展.并且C1q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新刺激风险基因,利用C1q相关基因的分子特征开发基因标记,可能有效的诊断和预测AS的发生和进展.本文就补体C1q在AS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作为预测AS的基因进行简要综述.

早期脑损伤(early brain injury, EBI)是指蛛网膜下腔出血(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后72 h内、脑血管痉挛出现前发生的一系列病理生理学改变，是影响SAH转归的关键因素。其可能的病理机制包括细胞代谢、氧化应激及免疫炎症等，其中炎症反应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免疫细胞，小胶质细胞在脑损伤后发生M1/M2极化，一方面通过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 TLR4)、钙敏感受体(calcium-sensing receptor, CaSR)和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s 1, TREM-1)等介导的信号通路分泌促炎性细胞因子，参与SAH后的神经元凋亡、血脑屏障破坏和脑水肿等过程，另一方面通过表达神经球蛋白和血红素加氧酶-1等发挥抗炎保护作用。文章就SAH后EBI中小胶质细胞的M1/M2极化过程及其双重作用机制进行了综述。

目的:构建一种太赫兹（THz）超材料传感方法用于microRNA-21（miRNA-21）的信号放大检测。方法:首先构建THz超材料传感方法，并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及zeta电位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对传感器检测条件进行优化之后，对不同浓度的miRNA-21以及其他不同的miRNAs进行检测，并与其他microRNA检测方法进行比较；最后，对该传感器的回收率进行了评价。结果:在最优实验条件下，通过双链特异性核酸酶（DSN）循环识别与滚环扩增（RCA）的双重信号放大策略，该THz超材料传感器对靶标miRNA-21的响应范围为10 fmol/L至10 nmol/L，检测限为8.49 fmol/L。并且该传感器具有较好的特异性，具备了从多种miRNAs中识别靶标miRNA-21的能力，并且在商业化人血清样本中的回收率可达94.33%到115.33%。结论:该THz传感器可以实现靶标miRNA-21的高灵敏、高特异性检测，具备了在miRNA相关疾病无标记诊断与早期预警的潜力。

炎症在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ypoxic-ischemic brain damage，HIBD）中发挥重要作用。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1 protein，HMGB1）作为神经炎症的触发器，在HIBD中具有双重作用：在急性期，加重缺血组织的损伤；在HIBD后期，参与神经血管修复重建过程。但其在HIBD中的病理生理机制仍未完全清楚。本文从HMGB1生物学功能出发，针对HMGB1在HIBD中的病理生理机制如其对于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和血脑屏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归纳，同时总结了近年来HMGB1在发育不成熟大脑中的研究进展，希望为HIBD的神经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溶瘤病毒(oncolytic virus，OVs)是一类新的治疗药物，通过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和诱导全身抗肿瘤免疫的双重作用机制实现抗肿瘤效果。OVs优先在肿瘤细胞中复制并调节肿瘤的微环境，肿瘤细胞的裂解会释放肿瘤特异性抗原，从而触发先天和适应性免疫，介导局部和全身性的肿瘤免疫根除。此外，OVs可以被工程化以优化肿瘤选择性和增强免疫刺激，并且易与其他药物组合。OVs的有效性已在临床前和临床试验中得到证明，FDA批准了美国首个OV(talimogene laherparepvec，T-vec)用于黑色素瘤的治疗。尽管目前OVs用于肿瘤治疗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OVs的功能以及与宿主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本文探讨了OVs作为肿瘤治疗药物的作用机制，总结了OVs在临床试验中的应用，并对OVs作为一种新的治疗癌症药物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前景做了展望。

目的:探讨压力支持通气（PSV）时双重触发与肺内气体异常移动的关系。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方法，选择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全麻术后接受有创机械通气且模式为PSV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电阻抗成像（EIT）对患者进行监测，同步采集患者气道压力-时间波形、流速-时间波形、总体及各个分区的阻抗值-时间波形进行离线分析。测量吸气初肺内气体异常移动的容积，并将其定义为钟摆容积。由经过培训的研究者进行双重触发的识别，观察正常呼吸和双重触发初次呼吸、双重呼吸和双重触发后正常呼吸的钟摆容积。根据双重触发的发生频次将患者分为重度（≥1次/min）和非重度双重触发组，比较两组患者各种类型呼吸的钟摆容积、呼吸力学参数以及临床转归的差异。结果:共纳入40例患者，采集分析9 711次呼吸，（243±63）呼吸/例，其中222次呼吸（占2.3%）被识别为双重触发，双重触发识别的Kappa一致性系数为0.964，95%可信区间（95% CI）为0.946～0.982。在222次双重触发中，有7次（占3.2%）无法测量钟摆容积，但EIT提示确实存在肺内气体异常移动现象。最终测量了215次双重触发的钟摆容积，同时还标识了400次有代表性的正常呼吸（每例患者随机选取10次正常呼吸）作为对照。与正常呼吸相比，在双重触发过程中，初次呼吸、双重呼吸和双重触发后正常呼吸的钟摆容积均明显升高〔mL：3.0（1.4，6.4）、8.3（3.6，13.2）、4.3（1.9，9.1）比1.4（0.7，2.8），均 P<0.05〕。重度双重触发组患者正常呼吸的钟摆容积和双重呼吸的钟摆容积均明显高于非重度组〔mL：1.8（0.9，3.2）比1.1（0.5，2.1）， P<0.001；8.5（3.9，13.4）比2.0（0.6，9.1）， P＝0.008〕，呼吸频率亦明显高于非重度组（次/min：20.9±3.5比15.2±3.7， P<0.001）。两组其余呼吸力学参数和主要临床转归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在PSV通气过程中，发生双重触发时更容易出现肺内气体异常移动现象，双重触发越频繁，这种现象越严重。正常呼吸和双重触发的高钟摆容积以及快呼吸频率与双重触发的严重程度有关。

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poly(ADP-ribose)polymerase-1,PARP-1]是PARP酶家族最丰富的亚型.目前对PARP-1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在DNA损伤应答、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等过程的作用,而对PARP-I在自噬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较少.该文综述了 PARP-1在自噬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发现PARP-1可介导细胞自噬和凋亡之间的双重作用,即PARP-1的适度激活可能通过LKB 1-AMPK-SIRT 1-mTOR-p70S6通路促进细胞自噬,提高细胞存活率;而过度激活会触发PARthanatos,引起细胞凋亡.通过阐明PARP-1在自噬中的作用及其调控自噬的机制,为明确自噬和DNA损伤反应之间的复杂串扰作用提供新见解,并可能在未来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干预靶点.

线粒体自噬是细胞通过自噬-溶酶体途径,在自噬相关蛋白的调控下,有选择地清除受损或功能障碍的线粒体以维持线粒体质量和细胞稳态的过程,,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研究表明,线粒体自噬在乳腺癌进展中发挥着双重作用.①促进乳腺癌进展:线粒体自噬通过触发能量代谢重编,减少ROS蓄积和维持线粒体稳态来促进乳腺癌细胞的生存和侵袭;②抑制乳腺癌进展:线粒体自噬通过减轻炎症反应和引发线粒体损伤,诱导乳腺癌细胞死亡或凋亡.其相关机制包括①PTEN诱导的激酶1/E3泛素蛋白连接酶(PINK1/Parkin)途径;②自噬受体相关蛋白途径(包括BNIP3、BNIP3L和FUNDC1);③线粒体分裂途径.本综述总结了线粒体自噬在乳腺癌中的作用、机制以及化疗耐药的研究现状,旨在为乳腺癌的研究和治疗提供参考.

IL-33是IL-1细胞因子超家族的成员,是机体病理性炎症、免疫稳态和纤维化过程中的关键调节剂.IL-33受体ST2在固有免疫细胞表面均有表达,在B细胞和T细胞的部分亚型表面也有所表达.IL-33是一种双重功能蛋白.正常情况下,IL-33的N端部分驻留在其表达细胞的细胞核中,当细胞发生损伤或坏死时作为细胞因子释放到细胞外发挥免疫调节特性.IL-33不同表达形式的细胞定位不同,可能发挥的免疫学作用也不相同.IL-33的免疫学作用具有很强的多样性,细胞因子IL-33在固有免疫应答中起放大增强的作用,而细胞核内储存的全长型(FL)IL-33通过结合抑制NF-κB发挥抑制炎症的作用.IL-33/ST2轴在先天性和获得性免疫反应中都起着关键作用.在先天免疫中,IL-33和第2组先天淋巴细胞(ILC2)为快速免疫应答和组织稳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轴.在获得性免疫中,IL-33与树突状细胞、Th2细胞、滤泡辅助性T细胞(Tfh)和调节性T细胞(Tregs)相互作用.IL-33/ST2信号传导以自分泌和旁分泌方式触发不同细胞类型的促肿瘤免疫反应或抗肿瘤免疫反应.此外IL-33和细胞代谢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影响免疫系统的潜在机制之一.

背景:调查显示中国公民对器官捐献的认可程度较高而器官捐献的实际数量较低,除政策、制度等现实制约外,器官捐献仍存在着诸多未被发现的隐性影响因素,其中器官捐献涉及的文化心理因素是研究的薄弱环节,需要加以重视.目的:通过对大学生群体进行器官捐献模拟情境的现象学研究,分析中国文化背景下影响器官捐献意愿的文化心理因素,探讨促进器官捐献工作的操作路径.方法:抽取广州某高校应用心理学专业三年级学生50人,其中男女生分别为19人、31人;并与其中8名同学(男生2名,女生6名)进行了深入访谈.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运用现象学研究途径,通过有关器官捐献两难情境故事的引入,由研究者对受访对象进行调查和访谈,经过陈述和分析,探索影响大学生器官捐献意愿的文化心理因素.结果与结论:①捐献情境会影响捐献意愿,其中不同的认知、情绪和情感连接是影响捐献意愿的心理因素,死亡、丧失、避讳、意义和尊重是影响捐献意义的文化因素;②促成器官捐献意愿的文化心理因素包括:物尽其用、顺其自然、有益他人促进自我实现,赋予意义以实现个人希望;③阻碍捐献意愿文化心理因素包括畏惧死亡、文化避讳以及由双重丧失所触发的二次伤害;④捐献工作开展应重视死亡教育、注重文化引导、加强社会支持,实际工作时需尊重重要亲人的意见,尽快完善相关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