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童年应激和成年应激的关系以及对成年精神健康状况的叠加影响。方法:通过网络和电话访谈，采用童年创伤问卷、自编终生应激事件表、DSM-5一级跨界症状量表(DSM5-L1CCSM)和抑郁自评量表(SDS)测量成年健康志愿者( n＝239)和精神障碍志愿者( n＝387)的童年应激、成年应激和成年精神健康状况；依据童年-成年应激匹配情况分组：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组( n＝108)、童年-成年应激阳性非匹配组( n＝240)、童年应激阴性成年应激阳性组( n＝100)，童年应激阳性成年应激阴性组( n＝79)和童年-成年应激均阴性组( n＝99)；比较分析不同分组的应激水平和精神健康状况差异，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因素协方差分析童年应激、成年应激和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 结果:童年应激阳性比例为68.2%(427/626)，成年应激阳性比例为71.6%(448/626)，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比例为17.3%(108/626)。不同应激分组在除性别外的所有其他测量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年龄、受教育年限、童年应激阳性和情感虐待是成年应激发生的影响因素( P<0.01)，成年应激阳性数与童年应激阳性数的交互作用( P<0.001)、成年应激阳性数与童年创伤因子的交互作用( P＝0.001)和应激分组( P＝0.002)对DSM5-L1CCSM总分和SDS总分有影响。 结论:童年应激对成年应激有易化作用，重复经历与童年应激同类型的成年应激会显著恶化成年精神健康预后，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是重要的不良预后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和结核病是两种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力极强的呼吸道传染病，发病率高，均可导致患者免疫力下降，CD4 +T细胞降低。COVID-19可以在结核病诊断之前、同时或之后发生。而肺结核病患者有COVID-19流行病学接触史时，也更容易再合并感染，目前国内外已相继报道多起结核病院因院感防控措施不力引起COVID-19院感事件，故加强结核病院院感防控工作刻不容缓。二者叠加感染会导致预后恶化，加重患者病情，给治疗带来更大的困难。另外，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当胸科医院的肺结核患者出现聚集性发热等症状或病情进展时，应尽早识别是否合并新冠病毒感染。同时注重识别结核病和COVID-19叠加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等。目前关于COVID-19合并肺结核的研究相对匮乏，且在多方面存在争议，我国作为结核病高发国，明确两种传染病的临床特点、转归、治疗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为探究长江江豚种群分布与水下噪声的关系,研究于2021年江苏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针对长江江豚自然种群和水下噪声进行了3个水期连续调查.结果表明保护区目视调查长江江豚数量共计46头次,声学拖曳式水下高频声音事件记录仪记录数量共33头,固定式水下高频声音事件记录仪记录发声事件共2253次,其种群分布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水下噪声强度较高,均方根声压级(SPLrms)中值为133.80 dB re 1 μPa,90%声压级在125.77-137.42 dB re 1 μPa,比水下背景噪声平均高11.50 dB,差值最大可达31.12 dB,水下噪声也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将长江江豚种群分布与水下噪声强度叠加分析,显示二者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此外人类活动产生的水下噪声24h累计加权声暴露级(SELcumw)超过长江江豚暂时性听力阈移(TTS)的阈值,长时间暴露在高强度噪声下,可能会使其听力下降,甚至造成永久性的损伤.研究可为减缓水下噪声污染提供数据指导,为保护区长江江豚保护和栖息地修复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目的·探讨临床衰弱指数(Clinical Frailty Scale,CFS)对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患者在院心脏康复(cardiac rehabilitation,CR)后远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序贯纳入2020年5月至2022年5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接受诊治的501例AMI患者.采集患者基本临床信息,制定分级在院CR方案.根据患者出院前的CFS等级将患者分为3组,即正常(norm)组、脆弱(vulnerable)组和衰弱(frail)组,比较3组患者1年主要心血管事件率,包括全因死亡率及心力衰竭(心衰)再住院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影响主要心血管事件率的危险因素,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各危险因素对主要心血管事件率的预测价值,建立最佳风险预测模型.结果·AMI患者在院CR后衰弱程度与高龄、B型利钠肽前体峰值(peak pro-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peak proBNP)呈正比,与性别差异呈反比(P<0.05).随患者衰弱程度增加,两种事件率均增高;其中全因死亡率(分别为2.6%、5.6%、15.2%)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心衰再住院率(分别为19.6%、22.2%、24.2%)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两比较,frail组全因死亡率显著高于norm组(P=0.004),但vulnerable组与norm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FS分级能够敏感预测AMI患者1年后的全因死亡风险(β=1.89,OR=6.61,P=0.001),且叠加CFS分级的风险模型预测效应最佳(AUC=0.845,P=0.000).结论·接受在院CR的AMI患者出院前进行CFS分级,有助于识别1年内全因死亡风险较高的人群.

目的:探讨成人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MOG)抗体病和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脑炎叠加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及愈后.方法:报导1例成人MOG抗体病和抗NMDAR脑炎叠加综合征病例,并以"MOG、NMDAR"为关键词在CNKI、Sinomed数据库及PubMed(建库至2021年4 月)检索中英文文献,结合既往文献报道病例总结分析.结果:共收集到15例成人病例,男性9例,平均始发年龄34.7岁,13例呈复发缓解病程,平均复发间隔时间14.4月;首发症状以头痛、抽搐、发热多见.15例患者共有39次发作事件,急性发作临床症状以头痛、视力下降、精神行为异常最常见.根据抗NMDAR脑炎及MOG抗体病的诊断标准,39次发作临床分型为:MOG抗体病1例次,抗NMDAR脑炎4例次,未定型10例次,重叠型24例次.共收集到急性发作期头颅MRI影像33次,异常32例次.皮质受累32例次、脑干12例次、放射冠8例次、视神经7例次.所有患者对一线免疫治疗均敏感,5例患者在激素减量过程中出现复发,8例患者加用二线免疫抑制剂.15例患者中有2例中断治疗,1例遗留双眼视物模糊及被害妄想,1例遗留右眼视力下降,其余13例中,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0～1分11例,2分2例.结论:成人MOG抗体病和抗NMDAR脑炎叠加综合征并不少,多见于男性,大多呈复发缓解病程,发作期症状以头痛、视力下降、精神行为异常多见,头颅MRI阳性率高,主要累及皮质、脑干、放射冠、视神经,所有患者对一线免疫治疗敏感但大多需要2种以上的免疫治疗且易反复,可能需要更强或更长时间的免疫治疗.建议抗NMDA受体脑炎或MOG抗体病患者同时进行自身免疫性脑炎相关抗体及MOG抗体的检测,以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减少复发.

目的 探讨并分析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HDP)患者随访访5～8年发生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并分析相关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我院诊治的32孕周以上妊娠者,根据是否合并妊高症,分为HDP组(320例)和对照组(320例).采集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入院后相关实验室指标及超声心动图指标,并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截至2021年12月,主要观察脑血管事件,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发生情况.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各组的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Cox回归分析评估发生脑血管事件的相关因素.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HDP组慢性高血压率更高(16.9％ 比2.8％,χ2=21.347,P<0.001),收缩压(146.2 mmHg比118.5 mmHg,t=21.293,P<0.001)、舒张压(86.9 mmHg比80.3 mmHg,t=7.761,P<0.001)、血肌酐更高(62.1μmol/L比59.4μmol/L,t=4.346,P<0.001),而血红蛋白(118.5 g/L比120.1 g/L,t=2.013,P=0.045)更低.随访5～8年,共有28例脑血管事件病例,其中,HDP组和对照组发生脑血管事件分别为20例和8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分别为11、6、3例和5、2、1例.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HDP组的脑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显著高于对照组(6.25％ 比2.50％,Log-rankχ2=5.869,P=0.008).此外,与对照组比较,HDP组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3.44％ 比1.56％,Log-rankχ2=5.162,P=0.013)、缺血性脑卒中(1.89％ 比0.63％,Log-rankχ2=4.016,P=0.022)和出血性脑卒中(0.94％ 比0.31％,Log-rankχ2=3.508,P=0.037)的发生风险均明显增高(P<0.05).多元Cox回归结果显示,HDP、妊娠糖尿病、高血脂以及收缩压、总胆固醇和血肌酐升高均是随访发生脑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P<0.05).不同HDP亚型中,慢性高血压并发子痫前期发生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最高(HR=1.705,P=0.019),其次为子痫前期/子痫(HR=1.573,P=0.005)、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HR=1.506,P=0.025)和妊娠期高血压(HR=1.482,P=0.002).结论 妊高症患者长期随访发生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显著增加,且慢性高血压与叠加的子痫前期亚型的发生风险最高.

森林冠层绿度和树木年轮宽度是描述森林生长过程的重要指标,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稳定性如何目前还没有清晰的回答.森林冠层绿度通过遥感影像计算,在空间上连续,而树木年轮宽度是树木健康的综合指标,样点上具有代表性.森林冠层绿度和树木年轮宽度的关系的研究能增进对森林生长的多角度理解和森林生长状况的尺度转换.在山东蒙山地区采集了4个赤松(Pinus densiflora)林样点的树木年轮样本,获得了树木年轮宽度数据,分析了增强型植被指数(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EVI)与树木年轮宽度的关系.结果显示:1)对于健康森林,4月和6月的冠层绿度与树木年轮宽度存在因果关系;森林不健康时,两者关系较为复杂;2)其他月份冠层绿度与树干径向生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共同受其他环境因子,如气候因子的驱动;3)弱冠层绿度降低后5年内有显著的径向生长恢复,但是恢复年份少;强冠层绿度降低之前,树干径向生长已经开始降低,之后的5年内有着持续的径向生长降低.这些结果表明森林冠层绿度的降低并不能反映树干径向生长降低的开始,只有健康的森林冠层绿度和年轮宽度有相关关系.冠层绿度的降低对森林健康有强烈的影响,冠层绿度降低导致的径向生长的降低很难恢复.

Meta分析含川草乌中药复方联合西药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RA)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以期为临床提供RA治疗用药参考与依据.系统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以及PubMed、Cochrane Library等期刊文献数据库,时间从建库截至2017年7月.依据既定的纳入标准,共获得含川草乌中药复方联合西药治疗RA的随机对照试验(RCT)8项.按照川草乌入药种类不同,分为川乌亚组(6RCTs)、草乌亚组(1RCT)、川草乌叠加亚组(1RCT).结果显示,较西医常规用药,联合应用含川乌、草乌、川草乌叠加的中药复方均可提高RA临床疗效总有效率,结果分别为(6RCTs,RR=1.19,95％ CI[1.10,1.28],P＜0.000 01),(1RCT,RR=1.43,95％ CI[1.18,1.73],P=0.000 2),(1RCT,RR=1.27,95％ CI[1.02,1.58],P=0.03).联合用药对患者关节肿胀数、晨僵时间、双手握力以及血沉、C反应蛋白、类风湿因子等均有改善作用,但对关节压痛数的作用不显著.同时,纳入RCT中联合应用川草乌不良反应/事件(ADR/ADE) 34例,常规西药治疗ADR/ADE 86例,川乌、川草乌叠加用药亚组ADR/ADE发生率更低,草乌亚组则与常规西药对照组无异.现有临床研究显示,含川草乌中药复方与西药联合应用治疗RA的疗效与安全性均较单独应用西药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受RCT质量不高、缺少大规模多中心研究等局限,该结果还有待临床进一步验证.

高龄老人由于身体各项机能的不断衰退,抵抗力逐渐下降,导致多种疾病的侵蚀,加之各种负性生活事件时有发生,多种因素叠加,最终会相互影响,严重损害到老干部的身心健康.大量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脆弱性导致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多,成为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1-2].军队干休所在躯体医疗保健方面已经走在了社会的前列,纵观多年的老年保健工作体验,发现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总体说来,影响老年心理健康的因素可概括为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3].生理因素主要包括性别、认知、健康状况等方面;心理因素主要包括文化程度、性格、不良生活事件、婚姻、参与文体活动等方面;社会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支持、居住情况、体育锻炼等方面.本文主要从一般特性(性别、性格、文化程度、认知、婚姻)、健康状况、重大不良事件、居住状况和社会支持等几个常见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寻找干预的办法.

目的 针对神经及精神障碍性老年住院患者跌倒事件发生原因,进行全面、跨学科的系统分析,探讨老年住院患者发生跌倒的危险因素,为预防跌倒的发生,降低跌倒发生率提供实践依据.方法 实时收集2017年该院发生跌倒的≥65岁神经及精神障碍性老年住院患者,并按照1 ∶ 3的比例进行匹配,抽取与跌倒患者疾病诊断类似、年龄相仿( ±3岁)的未发生跌倒患者,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老年患者住院期间发生跌倒的相关因素.结果 行走能力、睡眠、巴氏评分、依从性及跌倒危险因素认知是神经及精神障碍性老年住院患者是否发生跌倒的影响因素.结论 神经及精神障碍性老年住院患者发生跌倒是多因素叠加效应,因此预防老年住院患者跌倒应针对危险因素进行个体化评估,制定相应的跌倒管理模型,做到有效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