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低频咽腔电刺激联合酸刺激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康复的影响。方法:选取该院2016年1月至2019年7月收治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147例，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A、B、C组。A组给予常规吞咽训练+低频咽腔电刺激治疗，B组给予常规吞咽训练+酸刺激治疗，C组给予常规吞咽训练+低频咽腔电刺激+酸刺激治疗，比较三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效。结果:C组总有效率高于B组和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组整体吞咽功能优于B组和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治疗前表面肌电图(sEMG)最大波幅值、吞咽时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组治疗后sEMG最大波幅值高于B组和A组，吞咽时程短于B组和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治疗前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组治疗后IL-6、TNF-α水平低于B组和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组吸入性肺炎发生率、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B组和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低频咽腔电刺激联合酸刺激用于脑卒中后吞咽障碍可降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和营养不良发生率，改善患者吞咽功能，促进sEMG最大波幅的升高，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促进康复。

目的:研究儿童肺炎支原体坏死性肺炎的早期预测指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8月至2018年9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呼吸介入科住院的291例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大叶性肺炎患儿的病历资料，将其分为坏死性肺炎组(154例)和非坏死性肺炎组(137例)，比较2组患儿的一般资料、实验室检查、支气管镜检查结果，将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肺炎支原体坏死性肺炎的独立预测指标，然后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找到各指标诊断价值最大的cut off值。 结果:2组在性别及年龄分布、入院前病程、血小板计数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坏死性肺炎组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1.0(8.3～14.4)×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0.740±0.115，C-反应蛋白(CRP) 44.2(21.2～72.0) mg/L，红细胞沉降率55(35～80) mm/1 h，降钙素原0.19(0.08～0.60) ng/L，D-二聚体2.63(1.62～3.79) mg/L，血清乳酸脱氢酶456(340～665) U/L，血清白蛋白(35.6±4.3) g/L，支气管镜下黏膜糜烂121例(78.6%)，灌洗液脓性浑浊75例(48.7%)，大量分泌物栓塞119例(77.3%)；非坏死性肺炎组血常规白细胞计数8.7(6.9～11.6)×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0.660±0.127)，CRP 15.9(7.5～34.3) mg/L，红细胞沉降率45(30～60) mm/1 h，降钙素原0.10(0.06～0.20) ng/L，D-二聚体0.69(0.46～1.24) mg/L，血清乳酸脱氢酶314(250～419) U/L，血清白蛋白(38.9±3.7) g/L，支气管镜下黏膜糜烂53例(38.7%)，灌洗液脓性浑浊20例(14.6%)，大量分泌物栓塞76例(55.5%)。2组以上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红细胞沉降率、血清乳酸脱氢酶、D-二聚体、支气管镜下黏膜糜烂为肺炎支原体坏死性肺炎独立预测指标，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43、0.749、0.858、0.699。红细胞沉降率、血清乳酸脱氢酶、D-二聚体的cut off值分别为53 mm/1 h、335 U/L、1.36 mg/L。 结论:红细胞沉降率≥53 mm/1 h、血清乳酸脱氢酶≥335 U/L、D-二聚体≥1.36 mg/L及支气管镜下黏膜糜烂均是肺炎支原体坏死性肺炎的早期独立预测指标，其中D-二聚体的价值最大。

目的:分析绒毛膜羊膜炎不同分级与胎龄<34周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的关系。方法:选取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于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收治的100例患有宫内感染性肺炎且胎龄<34周的早产儿，按照患儿母亲的绒毛膜羊膜炎分级标准将患儿分为低级组( n＝34)、中级组( n＝33)、高级组( n＝33)，对比三组患儿临床相关指标、实验室指标[白细胞计数(WBC)、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及白介素[白细胞介素-6(IL-6)、白细胞介素-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绒毛膜羊膜炎分级与患儿各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三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呼吸窘迫评分、危重评分、有创通气时间、无创通气时间、并发症例数及死亡例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三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最高吸氧浓度、WBC、PCT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三组宫内感染性肺炎早产儿IL-6、IL-8及TNF-α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随着孕妇的绒毛膜羊膜炎炎症加重，其血清白介素水平升高(均 P<0.05)。绒毛膜羊膜炎分级与患儿呼吸窘迫评分、有创通气时间、无创通气时间，入院1 h最高吸氧浓度，入院1 h血清WBC、PCT、IL-6、IL-8、TNF-α及肺炎严重程度均呈正相关( r＝0.459，0.578，0.486，0.525，0.602，0.473，0.517，0.635，0.572，0.481，均 P<0.05)，与危重评分呈负相关( r＝－0.494， P<0.05)。 结论:母亲绒毛膜羊膜炎与早产儿宫内感染性肺炎关系密切，炎症越严重，早产儿感染指标如WBC、PCT炎症因子水平越高。

目的:归纳罹患坏死性肺炎(necrotizing pneumonia，NP)患儿经可弯曲支气管镜术治疗后胸部CT影像学特点及疾病转归，以提高临床医师对本病的诊治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至2019年4月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收治的66例NP患儿的临床资料及影像学特点，其中46例行可弯曲支气管镜术(观察组)，与20例未行此术患儿(对照组)进行对照分析。结果:66例患儿病初均出现肺实变，后期在实变影内出现多发含气囊腔。观察组与对照组在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病原学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P>0.05)。观察组患儿肺部并发症发生率较低，肺部阴影完全吸收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可弯曲支气管镜术治疗儿童NP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胸部CT为儿童NP的早期识别及疾病转归提供可靠的影像学依据。

目的:总结先天性肺囊性疾病的诊断、临床表现、治疗及预后。方法:回顾分析在天津市儿童医院2010年1月至2019年3月住院治疗的96例先天性肺囊性疾病患儿（男50例、女46例）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病理、治疗及预后。结果:96例先天性肺囊性疾病患儿年龄4 d~13岁，86例（90%）患儿因咳嗽发热就诊时发现。先天性囊性腺瘤样畸形40例（42%），手术治疗30例，急症手术2例，死亡1例。肺隔离症12例（13%），手术治疗4例。先天性肺囊肿12例（13%），手术治疗4例。先天性大叶性肺气肿3例（3%），手术治疗1例，1例气胸患儿出院后2个月于外院手术治疗。未明确分类的先天性肺囊性疾病29例（30%），通过肺CT检查不能确诊，考虑"先天性肺囊性疾病"，部分病例与坏死性肺炎很难鉴别，有2例经6、10个月随访肺部病变消失诊断为坏死性肺炎。39例手术治疗患儿中37例恢复良好，无反复下呼吸道感染。结论:先天性肺囊性疾病的确诊需依靠影像学及病理检查，多数因呼吸道感染就诊时发现，以咳嗽发热为主要临床表现。诊断后尽早手术治疗，手术预后较好。

目的:探讨肺神经内分泌肿瘤（PNETs）的CT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显像特征，比较单纯PET/CT与基于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的诊断准确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9年5月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的44例PNETs患者的临床资料和CT、PET/CT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10例，年龄14~78 (57.3±10.0）岁。将PNETs患者分为类癌组（8例）、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CNEC）组（15例）和小细胞肺癌（SCLC）组（21例）。分析所有患者的CT与PET/CT表现，观察PNETs各亚型的CT与PET/CT显像特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计算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的诊断效能及临界值。以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比较单纯PET/CT与基于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的诊断准确率。计量资料的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类癌组患者的发病年龄低于LCNEC组与SCLC组患者[（46.62± 8.09）岁对（61.47±8.03）岁对（58.52±9.39）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186， P=0.004）；在性别、吸烟史等方面与LCNEC组和SCLC组患者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1.220、4.539；均 P>0.05）。类癌组、LCNEC组、SCLC组患者在肿瘤部位、有无分叶征、阻塞性肺炎或肺不张、纵隔淋巴结转移、肺门淋巴结转移、纵隔及肺门淋巴结同时转移、远处转移、周围血管侵犯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662~9.877，均 P<0.05）；而在肿瘤最大径、肿瘤形态、密度、强化程度、有无钙化、毛刺征、有无坏死和囊变、胸腔积液、支气管侵犯和胸膜增厚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0.370， χ2=0.298~8.472；均 P>0.05）。LCNEC组和SCLC组的SUV max显著高于类癌组（13.79±3.06对9.51±2.49对4.52±1.77），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2.43， P<0.01）；鉴别LCNEC和SCLC的SUV max临界值为12.25，曲线下面积为0.860 (95% CI：0.729~ 0.991， P<0.01），灵敏度为80.00%，特异度为81.00%。单纯PET/CT与基于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诊断PNETs的准确率分别为65.91%（29/44）和87.80%（36/41），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655， P=0.017）。 结论:PNETs的CT与PET/CT显像具有一定特征性，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可提高PNETs的诊断准确率。

目的:探讨肺类癌的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 PET/CT显像的影像学特点。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3月至2018年8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病理证实的16例肺类癌患者的 18F-FDG PET/CT影像学表现，包括病灶的位置、形态特征、代谢情况及全身转移情况。16例肺类癌患者包括男性6例、女性10例，年龄43~78岁，中位年龄65岁；典型类癌（AC）5例，非典型类癌（TC）11例。采用 t检验比较TC与AC两组病灶的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的差异。 结果:16例肺类癌均为单发，病灶密度均匀，均无坏死囊变和钙化，CT值为（38±7） HU. 9例中央型肺类癌中，8例可见"冰山征"，5例伴阻塞性肺炎；7例周围型肺类癌均未见阻塞性肺炎。1例AC患者可见多发骨转移，其余15例均未发现淋巴结及远处转移。16例肺类癌的SUV max为4.00±1.64，最大径为（2.59±1.00） cm，SUV max与最大径无相关性（ r=0.238， P=0.375）。TC的SUV max为3.32±1.17，AC的SUV max为5.49±1.60，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083， P=0.008）。 结论:肺类癌 18F-FDG PET/CT多表现为类圆形软组织结节或肿块，对 18F-FDG的摄取轻度增高。

目的:探讨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MPP)患儿肺泡灌洗液中肺炎支原体(MP)-DNA载量检测在病情评估中的临床意义。方法:选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呼吸内科2018年5月至2018年11月确诊为难治性MPP的98例住院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留取肺泡灌洗液，对灌洗液中MP-DNA进行定量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分为高载量组(>10 6/ml，28例)，中载量组(10 3～10 6/ml，54例)，低载量组(≤10 3/ml，16例)。比较不同载量组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数据、影像学资料、纤维支气管镜的镜下表现。 结果:高载量组患儿C-反应蛋白水平较中载量组和低载量组明显增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患儿乳酸脱氢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高载量组患儿镜下见结节样突起及黏膜糜烂坏死、支气管开口炎性狭窄及黏液栓堵塞的比例分别为35.7%、32.1%、64.3%，明显多于中载量组(13.0%、5.6%、38.9%)和低载量组(0、0、1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高载量组患儿影像学表现为大片肺实变/肺不张及胸腔积液的比例分别为100%和60.7%，明显高于中载量组(61.1%、27.8%)和低载量组(25.0%、1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低载量组和中载量组相比，高载量组患儿的住院天数更长，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后热退时间也更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难治性MPP患儿其MP-DNA载量的高低与临床特征密切相关，高载量组患儿临床表现更为严重。局部载量的高低可以指导临床医师合理用药，更好地预测疾病的转归。

我国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经过迅速发展已对全国造成严重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理变化和发病机制却知之甚少。该文总结重症流感病毒H1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SARS-CoV、MERS-CoV及2019-nCoV几种引起重大疫情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病理改变，尸检肺组织均表现为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DAD），但不同病毒引起的病理表现存在差异，重症流感病毒2009 H1N1病毒与受体α-2，6-SA及α-2，3-SA结合，除DAD病变外，常伴有上呼吸道、气管、支气管和细支气管的炎性病变，且较易合并细菌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主要结合α-2，3-SA受体，主要累及肺泡上皮及细支气管，少见上呼吸道及气管、支气管病变，常伴局灶肺出血及肺组织坏死，机化及纤维化较少见。SARS-CoV通过结合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进入细胞，病变与病程相关，DAD渗出期一般见于病程10~14 d死亡患者。病程大于10 d患者表现为DAD机化期，并常伴有闭塞性细支气管炎伴机化性肺炎样改变及肺泡腔内显著多核巨细胞。SARS-CoV及H5N1感染患者肺外器官均可见脾和淋巴结内淋巴细胞耗竭、急性肾小管坏死、骨髓内噬血细胞现象。

目的:探讨脑缺血再灌注小鼠诱导免疫抑制与肺部感染易感性的关系。方法:取32只体重20～25 g的C57BL/6J雄性小鼠，按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CON组)、肺部感染模拟组(SP组)、脑缺血再灌注组(MCAO组)、脑缺血再灌注后肺部感染模拟组(SAP组)，每组各8只。通过线栓法建立MCAO模型及向气管内定量注入致病菌模拟肺部感染的发生。24 h后收集各组外周血及肺泡灌洗液(BAL)并检测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干扰素-γ (IFN-γ)、白细胞介素-10 (IL-10)表达量，计算BAL、血标本、肺匀浆中的菌落计数(CFU)；72 h后观察肺和脾组织的病理改变并统计肺组织病理评分、脾指数，计算MCAO组及SAP组脑梗死体积。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SAP组外周血TNF-α、IFN-γ低于CON组[(87.20±4.37) ng/L比(112.96±9.91) ng/L、(86.71±11.25) ng/L比(126.42±14.61) ng/L， t＝5.320、4.81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IL-10水平高于CON组[(192.36±20.23) ng/L比(148.85±22.35) ng/L， t＝-3.227，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AL中SAP组除TNF-α高于SP组[(47.13±3.84) ng/L比(64.31±11.25) ng/L， t＝-3.236， P<0.05]外，其余炎性因子水平与CON及SP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AP组外周血、BAL及肺匀浆中的荷菌量明显高于SP组[(6.77±16.79)×10 4 CFU/ml比0 CFU/ml、(14.07±7.59)×10 5 CFU/ml比(7.69±14.74)×10 4 CFU/ml、(5.03±2.85)×10 6 CFU/ml比(9.76±9.24)×10 4 CFU/ml]。光镜下显示SAP组肺部炎症严重程度高于CON组，但低于SP组，与肺组织病理评分相一致(9.00±2.27比0.53±0.30、15.20±2.52比0.53±0.30， t＝-8.264、3.203， P<0.05)。SAP组与MCAO组存在脾细胞凋亡现象，但两组的脑梗死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5.80±11.74)%比(32.43±11.43)%， t＝-0.435， P>0.05]。 结论:卒中诱导的免疫抑制增加发生肺部感染的易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