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富血供腹膜播散性平滑肌瘤病(leiomyomatosis peritonealis disseminata,LPD)的临床影像特征,提高对富血供LPD的诊断及治疗水平.方法 收集 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10 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治的 4 例富血供LPD患者的病历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特征、诊治方法、术前影像学表现及术后病理诊断.结果 4 例患者均有子宫肌瘤手术史,术前 4 例患者均行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平扫及增强扫描,1 例加做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平扫及增强扫描、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检查及 3D打印.影像学表现呈多发实性结节及肿块,明显不均匀强化,瘤内及瘤周可见迂曲扩张畸形的血管,且瘤体越大越明显.4 例术前CT均误诊.4 例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其中 3 例行开腹肿瘤切除,1 例行腹腔镜下肿瘤切除,肿瘤位于腹盆腔、大网膜、肠系膜或阔韧带、骶韧带等处.结论 术前影像学检查可以准确判断富血供LPD的范围及供血血管,为治疗方案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信息.

患者女，69岁，因无明显诱因出现胸痛1个月就诊。胸、腹、盆部CT平扫检查发现双肺多发磨玻璃及斑片影，右侧腋窝、纵隔、腹膜后多发肿大淋巴结，多发颈胸腰椎椎体及双侧多根肋骨密度不均；血肿瘤标志物未见异常。患者既往有子宫肌瘤及甲状腺功能减低病史，目前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中。因发现肺、淋巴结、骨多发病变，临床怀疑恶性肿瘤可能，遂行 18F-FDG PET/CT显像以明确病变性质及分期。 18F-FDG PET/CT显像( 图1)见双肺多发代谢轻度增高的磨玻璃及斑片影，边界不清，SUV max 4.0；全身多发代谢增高淋巴结，累及左颈根部、双侧锁骨上、右腋下及胸肌深面、纵隔及双肺门、腹膜后、双侧髂血管旁，淋巴结最大者短径1.6 cm，SUV max 15.9；扫描野内骨骼大量代谢增高灶，CT上密度不均，SUV max 12.6，累及脊柱、骨盆、肋骨、胸骨、双侧肱骨、双侧肩胛骨、双侧锁骨、双侧股骨。

患者女，49岁，因"经量增多2年，白带异常伴经期延长4个月"入院。入院前实施实验室检查。血常规：血红蛋白71g/L；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检测阴性，宫颈液基细胞学检查未见上皮内瘤样病变以及恶性细胞；鳞状细胞癌抗原阴性；肿瘤标志物：铁蛋白↓，甲胎蛋白、癌胚抗原、糖类抗原(carbohydrate antigen，CA)125、CA199未见异常。入院时妇科情况检查：外阴发育正常，已婚已产式，阴道通畅，宫颈常大、轻度糜烂，前唇僵硬，范围约3 cm×3 cm×2 cm，后唇质中，双侧宫旁韧带无增厚，无压痛；子宫前位、常大，活动可，无压痛；双侧附件区未扪及异常。入院后常规超声示：子宫肌层内测及数个低回声结节，较大位于后壁，大小约32 mm×23 mm×32 mm，边界清，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显示结节内见点状血流信号；子宫内膜呈不均匀息肉样增厚，宫腔内见一稍高回声团块，大小约17 mm×12 mm×16 mm，CDFI显示团块内见少许血流信号；宫颈管内测及一低回声团块，大小约53 mm×26 mm×35 mm，CDFI可见团块粗大供血血管来自宫颈前唇(图1)。经肘静脉团注声诺维1.5 ml行超声造影示：注入造影剂后第13 s宫颈管内团块快速增强，第20 s宫腔内团块开始增强，均快于周围肌层，达峰时增强水平均高于周围肌层；后壁结节呈环状增强，与肌层同步，达峰时呈不均匀高增强，与周围肌层界限清晰；增强晚期，宫颈管内团块、宫腔内团块造影剂快速消退，与肌层界限清晰，后壁结节内造影剂消退缓慢(图2)。超声造影诊断：①宫颈管内团块，考虑宫颈癌(宫颈内膜、间质病变为主)并浸润宫颈前后唇；②子宫内膜不均匀增厚(部分区域呈息肉样增厚)，宫腔内团块，待排除子宫内膜与宫颈同源病变；③子宫肌瘤(肌壁间)。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增强结果示：子宫饱满，中央条片状低密度影，拟子宫内膜增厚；宫颈密实，密度欠均匀，增强扫描片状不均匀低强化影，可符合宫颈癌表现，未排除其他，请结合临床及超声检查；子宫后壁结节状稍低密度影，疑子宫肌瘤可能。行宫颈活检术，病理结果提示：(宫颈)癌，建议免疫组化染色进一步诊断。排除相关禁忌证后，患者在气管插管全麻下行广泛全子宫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术后剖开子宫，宫腔内见多个息肉样赘生物，宫颈管见一个菜花样肿物，切面灰白质脆易碎，肉眼观浸润纤维肌层超过其1/2，肌壁间见3个灰白结节，切面灰白质韧呈编织状(图3)。术后手术标本病理检测，子宫峡部多次病理组织切片结果均提示未见癌。术后病理回报：①宫颈HPV相关性鳞状细胞癌，Ⅲ级，肿物浸润>1/2肌壁，宫颈管可见鳞状细胞癌，神经、脉管侵犯均(－)，癌细胞P-16(+)，Ki-67(热点区约70%+)，Syn(神经纤维+)，CD31(脉管+)，D2-40(淋巴管+)；②子宫内膜样癌，Ⅰ级，肿物浸润<1/2肌壁，神经、脉管侵犯均(－)，癌细胞ER(90%强+)，PR(90%强+)，HER-2(－)，Ki-67(热点区约30%+)，Syn(－)，CD31(脉管+)，D2-40(淋巴管+)，MLH-1(－)，PMS2(－)，MSH-2(+)，MSH-6(+)，提示肿瘤微卫星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功能缺陷(dMMR)；③子宫多发性平滑肌瘤(图4)。患者出院诊断：①宫颈恶性肿瘤(ⅠB3期，T1b3N0M0)；②子宫内膜恶性肿瘤(ⅠA期，T1aM0N0)；②子宫多发性平滑肌瘤。

本文报道了1例妊娠合并复发性子宫内膜间质肉瘤的临床特点以及诊治经过。患者2017年行腹腔镜下手术剔除子宫肌瘤，术后病理诊断为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因患者强烈的生育需求，在知情选择的情况下密切随访，病情稳定未复发的状态下备孕并成功受孕。此次妊娠期间规律产前检查，孕37周 +4常规彩超检查时发现盆腔一大小6.3 cm×4.5 cm的稍低回声光团。盆腔MRI提示右侧附件区、前盆壁、左侧盆壁髂血管旁见多发实性结节，较大者约58 mm×28 mm；弥散加权成像示盆腔多发结节、肿块，可见明显扩散受限。诊断为盆腔内多发实性结节、肿块，考虑肉瘤复发可能性大。完善颅脑CT及肺部CT，均提示未见明显转移病灶，请妇科肿瘤放化疗科会诊，产前诊断考虑妊娠合并肿瘤复发可能性大，排除手术禁忌证后，孕38周 ＋3全身麻醉下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娩出一活女婴。剖宫产术中快速冰冻病理证实切除包块为子宫内膜间质肉瘤复发，随即行筋膜外全子宫切除术+双侧卵巢及输卵管切除术+阑尾切除术+大网膜切除术+盆腔病损切除术（右侧）+盆腔粘连松解术。术后常规病理再次证实为复发性低级别子宫内膜间质肉瘤。术后恢复可，患者顺利出院。术后随访2年，未见远处转移复发病灶。

目的:分析腹腔镜手术中转开腹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妇科2017年8月至2020年8月16 203例腹腔镜手术中84例中转开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每例中转开腹患者选取2例单纯腹腔镜手术患者进行对照匹配，将患者分为中转开腹组（84例）和对照组（168例），并分析腹腔镜中转开腹影响因素。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校正的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病例对照设计的多因素分析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妇科腹腔镜手术中转开腹率0.52%（84/16 203）。84例腹腔镜手术中转开腹手术原因依次为：盆腔粘连50.0%（42/84），未预计恶性肿瘤19.0%（16/84），肿瘤过大或形态、位置特殊14.3%（12/84），止血困难7.1%（6/84），子宫肌瘤多发3.5%（3/84），需同时行外科手术3.5%（3/84），膀胱损伤1.2%（1/84），术中发生皮下气肿1.2%（1/84）。两组患者体质量指数、合并症（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甲状腺疾病史）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中转开腹组患者子宫内膜异位症病史36.9%（31/84）、盆腹腔手术史占比60.7%（51/84）高于对照组［20.8%（35/84）、30.6%（51/84）］（χ 2=7.482、21.42， P=0.006）。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手术史（ OR=3.979，95% CI 2.010~7.874， P<0.001）、甲状腺病史（ OR=15.333，95% CI 1.087~216.346， P=0.005）增加中转开腹风险；高血压病史（ OR=0.203，95% CI 0.067~0.622， P=0.005）降低中转开腹风险。进一步分析哪种手术类型影响中转开腹，发现剖宫产术（ OR=2.105，95% CI 1.109~4.351， P=0.044）、子宫肌瘤剔除术（ OR=11.605，95% CI 3.306~40.735， P<0.001）、卵巢囊肿剥除术（ OR=7.914，95% CI 2.157~21.037， P=0.002）对中转开腹有影响。 结论:妇科腹腔镜手术中转开腹的主要原因为盆腔粘连，手术史、甲状腺病史是中转开腹的危险因素，其中子宫肌瘤剔除术、卵巢囊肿剥除术是导致中转开腹的重要因素。术前应结合患者的病史和病情，选择合适的临床术式，保证患者的安全。

目的:探讨肺良性转移性平滑肌瘤（PBML）合并原发性肺腺癌的临床、影像及病理学特征，提高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5月滨州医学院附属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收治的1例PBML合并肺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检查结果、诊疗经过，同时进行相关文献的复习。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华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SpringerLink等数据库中，以“肺良性转移性平滑肌瘤AND肺腺癌”，以及“pulmonary benign metastatic leiomyoma AND lung adenocarcinoma”或“PBML AND lung adenocarcinoma”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到文献报道PBML合并肺腺癌患者共3篇3例。结合本例资料，分析PBML合并肺腺癌患者的临床、影像及病理学特征，及其可能的发病机制和有效的治疗方法。结果:本例患者为44岁女性，有2次子宫肌瘤手术史。胸部CT提示双肺多发大小不等实性结节，右肺中叶较大结节直径1.5 cm，右肺上叶2个磨玻璃结节直径分别为1.5 cm、0.7 cm；术前能谱CT提示肺内多发病灶的同源性。行胸腔镜右肺中叶楔形切除+右肺上叶楔形切除+淋巴结采样术，结合既往史和病理学检查证实为PBML合并原发性肺腺癌（pT 1bN 0M 0，IA 2）。结合文献报道的3例，共4例PBML伴原发性肺癌患者，均为女性并有子宫平滑肌瘤手术史，年龄为38~51（45.8±5.2）岁，均行手术治疗并经术后病理检查得以确诊，均获临床治愈。 结论:PBML合并原发性肺腺癌临床罕见，缺乏临床及影像学特征性表现，需结合病史、组织形态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进行诊断。PBML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可能由手术或者外力诱发致使良性平滑肌瘤细胞经静脉系统转移至肺部；手术为其主要治疗方法，内分泌治疗可能有效。

播散性腹膜平滑肌瘤病（LPD）虽为良性病变，但具有侵袭能力。妊娠合并LPD罕见，孕期高激素水平可促进LPD的进展或复发。本病的影像学检查缺乏特异性。可予对症支持治疗延长孕周，提高新生儿存活率，但需同时兼顾母儿利益。LPD术中应多处活检送快速冰冻病理检查，无明确恶性证据时，可暂不行范围广泛的手术，术后应长期随访。本文描述1例妊娠合并复发性LPD的患者，妊娠前5个月曾因LPD行开腹直肠切除肠吻合术。妊娠期反复发作腹痛、发热、贫血、腹泻，超声检查示多发性子宫肌瘤变性伴出血，肿物进行性增大。予对症支持治疗，并延长孕周至36周行剖宫产术，术中发现左侧卵巢实性增大至23 cm，盆腹腔器官表面见广泛播散的肿瘤结节，术中出血多，术后患者恢复良好，无瘤生存至今已有11个月。

患者女，49岁。2020年6月19日因盆腔包块3年余入院。患者自述3年前发现下腹部包块，无腹痛、腹胀等不适，就诊于当地医院，诊断为卵巢囊肿，建议手术，患者拒绝治疗，之后亦未定期复查。2020年4月16日，患者因急性脑梗死( 图1)于我院行急诊左侧大脑中动脉M2段鼻支架取栓术，过程顺利，术后抗凝治疗。住院期间阴道少量出血，持续10余天，病情稳定后收入妇产科进一步诊治。既往史：孕2产1，剖宫产1次，48岁绝经，绝经后有潮热盗汗。家族史：母亲因肝癌病故，具体不详，哥哥、姐姐及父亲体健，否认其他疾病家族史。入院妇科检查：外阴已婚式，阴道畅，有少许白色分泌物；宫颈轻度糜烂样改变，无举痛；子宫前方扪及胎儿头大小肿物，质韧，与宫体分界不清，无压痛；宫体及双侧附件触诊不清，无压痛。4月23日行全腹CT平扫+增强示，脾梗死；双肾斑片状低强化区，考虑为缺血改变，右侧肾动脉起始处狭窄；子宫稍高密度灶，考虑为肌瘤；右侧附件区囊实性病灶，考虑为卵巢来源浆液性囊腺癌或交界性囊腺瘤( 图2)。5月9日头颅CT平扫示，左颞叶、两侧顶叶及右侧枕叶多发梗塞灶，与4月16日头颅CT图像对比，原来的少许蛛网膜下腔出血和左侧颞叶血肿基本吸收。5月12日3.0T盆腔MR平扫+增强示，腹盆腔巨大占位，考虑为右侧卵巢浆液性囊腺癌，腹膜转移可能，子宫肌瘤，盆腔少量积液( 图3)。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 CA125)为69.3 U/ml，糖类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为44.42 U/ml。超声检查示，双下肢广泛动脉血栓形成，双侧颈动脉、足背动脉未见明显异常。考虑到围手术期血栓及出血风险大，故使用低分子肝素预防性抗凝治疗，患者双下肢穿弹力袜。6月25日经腹行全子宫并双附件切除术+大网膜切除术+盆腔及腹主动脉淋巴结清扫术+盆腔腹膜多点活检术。术中冰冻病理诊断：(右侧附件)卵巢浆液性肿瘤，符合浆液性癌。术中未见明显腹水，腹腔冲洗液病理检查未见肿瘤细胞。术后予预防感染、补液营养支持、抗凝等治疗。术后常规病理诊断：(右侧附件)卵巢透明细胞癌(ovarian clear cell carcinoma, OCCC)。免疫组化染色结果：C3：CK7(－)、CK20(－)、EMA(+)、ER(－)、PR(－)、WT－1(－)、p16(+，局部)、p53(+，个别)、Ki－67(+，30%)、calretinin(－)、CA125(+，灶)、Napsin A(+，局部)、CD15(+，灶)、P504s(+，灶)。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术后第2天肛门排气后逐渐恢复饮食，术后第6天拔除腹腔引流管、尿管。出院时伤口愈合良好，无不适症状。随访至2022年3月未见复发转移征象。

目的:探究血清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血管生成素2(Ang-2)与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LM)术后复发的关系及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方法:纳入2018年6月至2020年6月我院收治的213例行LM的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检测所有患者的血清TSGF、MCP-1、Ang-2水平.随访3年,根据术后3年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与未复发组,比较两组血清TSGF、MCP-1、Ang-2水平.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子宫肌瘤患者LM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根据危险因素构建术后复发风险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MCP-1、TSGF、Ang-2对子宫肌瘤患者LM术后复发的预测效能.结果:213例子宫肌瘤LM患者随访3年,失访者8例,205例子宫肌瘤患者LM术后3年复发37例,复发率为18.05％(37/205).未复发组血清Ang-2、TSGF、MCP-1水平均低于复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后肌瘤残留、血清TSGF升高、年龄≥35岁、MCP-1升高、多发肌瘤、Ang-2升高为子宫肌瘤患者LM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ROC分析显示,血清TSGF、MCP-1、Ang-2、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73(95％CI:0.801～0.944)、0.721(95％CI:0.624～0.817)、0.803(95％CI:0.722～0.885)、0.986(95％CI:0.973～0.998).内部验证(B=1000)显示,C-index为0.972,提示该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能力较好.决策分析显示,该模型的阈值概率0.01～0.95,净收益率＞0,高于两条无效线.结论:血清TSGF、MCP-1、Ang-2水平升高可导致子宫肌瘤患者LM术后复发.年龄≥35岁、多发肌瘤、术后肌瘤残留、血清TSGF升高、MCP-1升高、Ang-2升高为子宫肌瘤患者LM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依据独立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对子宫肌瘤患者LM术后复发具有良好预测价值.

目的 探讨非产褥期子宫内翻的超声特点,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分析总结1例非产褥期子宫内翻病例及文献检索获得的有详细超声表现的13例病例的超声图像特征.结果 非产褥期子宫内翻的病因中恶性肿瘤占42.86％(6/14例),良性肿瘤占57.14％(8/14例),其中黏膜下子宫肌瘤最多见,占42.86％(6/14例).非产褥期子宫内翻具有典型的超声图像特征:宫底内陷,宫腔呈"Y"或"U"字型的倒置,子宫中央可见多发线样高回声,纵切呈"套筒"征,横切呈"靶环"征;包块常与宫底相连,可位于宫腔下段、宫颈或阴道;双卵巢相贴呈"接吻"状;双侧子宫动静脉呈两束条状血流分别从子宫凹陷进入子宫中央.结论 超声可作为非产褥期子宫内翻的首选检查,通过识别超声图像的典型特征可做出提示性诊断,帮助临床及时干预和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