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大清缙绅录集成》《清宫医案集成》以及清末报刊等原始资料，对光绪朝太医院官员的履历进行系统梳理研究，建立了4位院使、9位院判、20位首领厅事的职业简传，考证出4位院使、院判的卒年，纠正了一些工具书的错误，为医学人物的研究提供了新史料。

始于南北朝徐熙的徐氏世医，被范行准称之为南北朝时门阀中的世医，其世系大多仅述及隋末唐初。今从地方志、墓志、史书及有关医学史料，考察徐氏医学世家元明时期传承情况。元代自徐月翁始，徐氏后人多为地方医官；明代，徐枢、徐彪、徐伟、徐文元累任太医院使、太医院院判，其中徐伟嘉靖年间曾官右通政掌太医院事，万历年间升至太仆寺卿，是徐氏家族在元明时期品级最高者。徐氏家族在元明两代呈现官医世家的现象，与元明两代的医户制度当有一定的关系。徐氏家族至清代仍有从医者，但不再担任医官之职。清代徐氏后裔有以科举入仕途者，其中徐士芬官至户部右侍郎。

明代浙江钱塘医家吴绶，家世业医，以医名先后举为医学正科、太医院医士，后以传奉的方式右迁御医，以太医院判致仕。吴绶著有《伤寒蕴要全书》一书。该书现存大致有4个版本体系，其主要内容是对《伤寒论》的分类研究。在成化、弘治年间传奉浪潮中，医官非常途迁转至文官系统，文官与医官之间矛盾加剧，文官对吴绶个人形象的书写，多认为其夤缘奔竞，医术不精。但从《伤寒蕴要全书》一书所体现的伤寒学术思想，可看出吴绶的医术并非低劣不堪。

罗德贤(1646—1715)身为耶稣会中的辅理修士(coadjutor temporalis)以及在华传教士的人生旅途，非凡而复杂。他在加入耶稣会并被委以各种任务之前已是医生。在到达中国前的9年间，他在欧洲与亚洲间的旅游线路基本上受欧洲各国间的对抗所左右。1699年他最终到达北京并服务于康熙帝，隶属于内务府，这决定了此后他在中国的人生轨迹。跟踪罗德贤在京以及扈从皇帝出巡间的活动，是展现这位耶稣会医疗实践者"流动性"的独特切入点。他服务满人政权，为帝国核心网络中的特权病人提供过不为中国宫廷太医和医学传统所知的治疗方案。在康熙朝宫廷多元医学以及满族统治者出于意识形态目的将医学视为统治工具的背景下，罗德贤不但要与太医院专家而且要和蒙古的医师、喇嘛治疗师相竞争。他在清帝国的职业生涯表明，这些曾在欧洲受训的医生在北京现身，不足以有效地传播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通过西方语言材料加之汉文材料尤其是满文材料所呈现出的医疗问题，为更加深入地理解康熙朝的宫廷生活以及医学对于巩固统治的作用，提供了很好的案例。研究罗德贤这位侍奉皇帝的边缘人物的生平以及对于他行程的追踪，是对于强调非汉文材料的"新清史"的有益补充。

目的 探析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POAG)患者的先天运气学禀赋特点.方法 纳入2023年1月—2023年6月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诊治的POAG患者226例,将其出生日期(年、月、日)转化为干支纪年后,录入Excel表,建立数据库,数据可视化采用GraphPad 9.0绘制相关表格.结果 (1)天干、岁运分布:不同天干年份POAG患者,以壬年出生人数最多,共34例(15.04%),其次为乙年和己年,均为24例(10.62%);不同岁运的POAG患者,以木运年出生人数最多,共 56 例(24.78%),其次为土运年 47 例(20.80%),金运年 45 例(19.91%).(2)主气、客气分布:不同主气的POAG患者,以阳明燥金时段最多,共47例(20.80%),其次为少阳相火45例(19.91%),太阳寒水42例(18.58%);不同客气的POAG患者,以厥阴风木时段最多,共54例(23.89%),其次为太阴湿土43例(19.03%),太阳寒水41例(18.14%).(3)司天之气-在泉之气分布:以太阳寒水-太阴湿土为最多,共44例(19.47%),其次为太阴湿土-太阳寒水43例(19.03%),阳明燥金-少阴君火41例(18.14%).(4)运气相合分布:以不和之年(含天刑年、小逆年及不和年)为最高,共95例(42.04%),其次为顺化年53例(23.45%),天符类年份(含天符年、同天符年、太医天符年)51例(22.57%).结论 POAG患者的运气学禀赋以木为主要特点,在体合肝脏,临诊当以疏肝气,解郁滞,明目窍为要.

《伤寒杂病论》得以流传至后,与晋太医令王叔和整理张仲景遗著直接相关.《脉经》中1/3的内容收录了《伤寒杂病论》大部分文字,所以我们一般把《脉经》当作《伤寒杂病论》现存的一种版本.《脉经》中所收载伤寒和杂病的内容,符合对张仲景著作的“撰次”.其内容包括“可与不可”“杂病”“妇人病”,此与林亿等校正的《金匮要略方论》序所言王洙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的结构接近一致,即《脉经》可能展示了张仲景原书的结构与框架.

《勉学堂针灸集成》这本编纂过程就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小书问世之后,又机缘巧合地与一个个重大历史事件相遇,使其解密历史的功用远超出了该书本身的学术价值.该书的编者正是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在编纂该书的同时,乐氏还仿制了明代正统针灸铜人.200多年后,乐氏家族第12代子孙乐镜宇又精校家传《明堂图》并勒石刻碑以为规范.乐氏家族以一家之力创立的针灸伟绩,实不逊于明正统八年为建北京太医院,以国家之力重铸天圣铜人、重刻《铜人图经》的壮举.

汪必昌是清代少有的起于民间,而后供奉内廷,且有所著述的御医.他生于乾隆年间,于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左右进入太医院,任职九年后辞官返乡,留下《聊复集》《伤寒三说辨》等医学专著.2017年,汪必昌晚年遗著《聊复集·怪症汇纂》等4种未刊稿本现世,将这位几乎已被遗忘的传奇医家重新带回大众视野.文章将结合新发现史料,从其生平、医术、近闻等三个方面考证其人,以期补充现有研究之空白,还原一代御医的神貌.

太医院是“掌医之政令,率其属以供医事”的中央医疗行政管理机构,也是培养人才的医学教育机构.在太医院供职的太医因与外界隔绝,故史料少有记载.经考查《爵秩全览》《大清捂绅全书》《太医院志》及清宫医药档案等资料,可勾勒出清代最后一任太医院院使张仲元的生平,包括他从最基层的医士到最高管理者院使的升迁过程,为慈禧、光绪等皇族的诊疗情况,以及他的医学主张和对太医院管理的改革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张仲元的个案研究,可以管窥太医群体的工作生活情况.

元代宫廷饮膳太医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为元代一本集大成的营养学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其在继承前代食疗、本草诸多成就的同时,也体现出了鲜明的元代蒙古族食养文化特色.基于《饮膳正要》一书探析元代蒙古族的食养文化,可以概括为“肉类为养、奶类为充、茶类为益、酒类为助”,这和汉族传统食养文化有所不同,体现了中医学“因地制宜”的特点——蒙古族人民生活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蒙古族独特的食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