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后剖宫产瘢痕妊娠（CSP）的发病率、临床特点、诊疗策略及再妊娠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生殖医学中心2010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实施IVF-ET后发生CSP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继发不孕合并瘢痕子宫（子宫下段剖宫产术史）、经IVF-ET助孕后获得临床妊娠的患者共1 441例，其中CSP患者占比1.94%（28/1 441）。CSP患者年龄（34±3）岁，有人工流产史患者占50.0%（14/28）。卵裂胚移植、囊胚移植后CSP发病率分别为1.74%、2.2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408， P=0.523）。新鲜周期移植、解冻周期移植后CSP发病率分别为1.77%、2.23%，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χ 2=0.372， P=0.542）。CSP诊断时平均孕龄为（47±6）d。根据早孕期影像学检查分型，1例CSP-Ⅰ型患者采取期待治疗，妊娠至晚孕期活产；2例宫内妊娠合并CSP患者采取经阴道选择性减胎术，宫内妊娠至晚孕期活产；1例CSP-Ⅲ型患者行腹腔镜妊娠组织清除+子宫修补术，24例CSP-Ⅰ型或Ⅱ型患者行宫腔镜妊娠组织清除术±子宫动脉栓塞术；5例患者在CSP治疗后经再次胚胎移植助孕并获临床妊娠，均为正常宫内妊娠并足月活产。 结论:剖宫产术后再妊娠经IVF-ET助孕者，早孕期应行彩色超声检查明确有无CSP发生。CSP治疗应个体化实施，严格选择的CSP-Ⅰ型患者有期待治疗机会。

目的:探讨宫腔镜对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收治的绝经>1年子宫内膜息肉患者共137例。均行宫腔镜检查及治疗，根据病理结果，良性子宫内膜息肉患者115例为息肉组，子宫内膜息肉恶变或伴有不典型增生的癌前病变患者22例为恶变或癌前组。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宫腔镜下特征性表现，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的危险因素。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绝经年限、孕次、产次、BMI及高血压、糖尿病的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恶变或癌前组绝经后出血率明显高于息肉组[77.27%(17/22) vs 36.52%(42/1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恶变或癌前组的息肉表面溃疡、质脆比例[86.36%(19/22) vs 23.48%(27/115)]，表面血管丰富比例[77.27%(17/22) vs 14.78%(17/115)]，表面粗糙比例[63.64%(14/22) vs 5.22%(6/115)]和表面出血比例[68.18%(15/22) vs 11.30%(13/115)]明显高于息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均以单发息肉为主，两组单发息肉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表面溃疡、质脆( OR＝5.775；95% CI：1.134~29.425； P＝0.035)与表面血管丰富( OR＝8.079；95% CI：1.866~34.969； P＝0.005)是诊断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患者宫腔镜下息肉表面溃疡、质脆和表面血管丰富是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对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经阴道超声与超声造影联合临床因素对剖宫产术后瘢痕妊娠治疗方案选择的指导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6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120例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患者的临床、经阴道超声及超声造影指标，将其按治疗方式分为宫腔镜/超声引导下吸宫组(91例)和腹腔镜组(29例)，比较两组间临床及超声指标的差异，确定影响治疗方式选择的相关临床及超声指标。结果:两组间孕囊/包块是否向浆膜突出、孕囊/包块长径、超声造影显示孕囊/包块主要供血部位、绒毛膜/早期胎盘部位、瘢痕厚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超声造影显示孕囊/包块主要供血部位( OR＝6.029， P＝0.003)、子宫瘢痕厚度( OR＝12.998， P＝0.002)是微创手术治疗剖宫产术后瘢痕妊娠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经阴道超声与超声造影联合临床因素对剖宫产术后瘢痕妊娠治疗方案选择有一定价值，超声造影评估子宫瘢痕厚度、孕囊/包块主要供血部位可能是影响微创手术治疗剖宫产术后瘢痕妊娠的关键因素。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浆液性上皮内癌（SEIC）的临床特点及诊治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术后病理诊断为SEIC的6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结果:6例SEIC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1.5岁（范围：55~73岁），均因绝经后阴道流血初次就诊。6例患者术前均行子宫内膜活检病理检查，其中4例行宫腔镜手术、2例行分段诊刮术，均提示SEIC，其中3例合并子宫内膜息肉。6例患者均行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手术范围包括筋膜外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切除+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大网膜切除+肉眼可见病灶剔除术，其中1例术中见右侧卵巢表面、右侧髂窝表面腹膜、子宫直肠陷凹表面腹膜及直肠表面均有转移灶。术后病理检查：6例患者中，4例仅见SEIC，其中3例病灶存在于息肉内（包括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2例为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合并SEIC，且均存在子宫内膜息肉背景，其中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免疫组化法检测：6例患者p53均呈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其中3例呈强阳性表达。术后3例患者辅助铂类药物+紫杉醇方案化疗4~6个疗程。6例患者均随访，中位随访时间44个月（范围：13~94个月），其中1例患者于术后9个月出现复发，复发后持续中药治疗，目前带瘤生存；其余5例随访期内定期复查均无复发征象。结论:SEIC临床多表现为绝经后阴道流血，诊断依赖于手术病理检查，治疗方案推荐全面分期手术+术后辅助化疗。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息肉（EPs）发病的相关高危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因异常阴道出血、超声提示宫腔内异常行宫腔镜检查的患者669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两组，其中EPs组患者（息肉组）304例，非EPs组患者（非息肉组）365例。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息肉组中位数为45岁，非息肉组为47岁）、孕次（息肉组中位数为2次，非息肉组为3次）、产次（息肉组中位数为1次，非息肉组为2次）、绝经（息肉组49例，占16.12%；非息肉组83例，占22.74%）、慢性子宫内膜炎（息肉组111例，占36.51%；非息肉组174例，占47.67%）、宫颈息肉（息肉组58例，占19.08%；非息肉组46例，占12.60%）、高血压（息肉组48例，占15.79%；非息肉组88例，占24.11%）、糖尿病（息肉组14例，占4.61%；非息肉组31例，占8.49%）等是EPs发生的危险因素（ Z=-3.71、-4.30、-2.50，χ 2=4.59、8.44、0.02、0.01、0.04，均 P < 0.05）。多因素分析提示，年龄、孕次、慢性子宫内膜炎、宫颈息肉对EPs发病有明显影响（ OR=0.97、95% CI 0.95～0.99， OR=0.80、95% CI 0.72～0.90， OR=0.53、95% CI 0.38～0.74， OR=1.73、95% CI 1.10～2.72，均 P < 0.05）。 结论:年龄、孕次、慢性子宫内膜炎、宫颈息肉均为EPs发病的相关高危因素。

目的:探讨绝经后无症状妇女偶尔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增厚时，组织学评价的必要性，并且行超声测量的子宫内膜厚度、宫腔镜下诊断及组织病理学诊断三者的一致性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就诊于太原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因绝经后偶尔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增厚(≥5 mm)行宫腔镜检查，同时在宫腔镜下诊刮或宫腔镜下手术治疗的176例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结果:⑴在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妇女中，最常见的宫内病变为子宫内膜息肉90例(51.1%)，其次是正常子宫内膜57例(32.4%)。⑵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妇女宫腔镜下表现和组织病理学诊断不是完全相符，子宫内膜息肉诊断符合率为95.8%。⑶随着子宫内膜厚度的增加，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风险增高，正常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息肉、平滑肌瘤、不伴不典型子宫内膜增生及标本不足的内膜厚度与子宫内膜癌患者子宫内膜厚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妇女中，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局部宫内病变，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发生率相对低，所以进一步评估时不能总是依靠超声评估子宫内膜厚度，应结合临床因素及考虑恶性病变的高危因素，做出个体化的判断。结合宫腔镜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得到一个最后准确的诊断非常重要。

目的:了解宫腔镜检查患者的心理弹性现状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旨在为临床健康教育提供指导。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焦作地区某三级甲等医院2019年1—6月在妇科门诊行宫腔镜检查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心理弹性量表（CD-RISC）、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和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进行调查，探讨宫腔镜检查患者心理弹性现状及影响因素。本研究回收有效问卷157份。结果:157例宫腔镜检查患者CD-RISC得分为（58.20±27.45）分，最低16分，最高107分；不同年龄、患者学历、居住地域的宫腔镜检查患者CD-RISC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宫腔镜诊疗患者心理弹性水平与社会支持得分呈正相关（ 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学历、居住地域、家庭支持是影响宫腔镜检查患者心理弹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P<0.05）。 结论:宫腔镜检查患者的心理弹性较差，患者年龄、学历、居住地域、家庭支持为影响心理弹性的重要因素。建议对不同群体进行针对性的疾病宣教和心理疏导，采用多渠道、多元化的方式加强社会支持以提高患者心理弹性，使其以积极的方式应对疾病，促进康复。

目的:初步探讨聚焦超声消融手术（FUAS）联合宫腔镜手术治疗内生型子宫腺肌病的有效性及应用价值。方法:收集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收治的12例接受FUAS联合宫腔镜手术治疗的无生育要求的内生型子宫腺肌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特点、影像学特征、治疗过程，随访其治疗后的转归情况。结果:（1）临床特点：12例患者均有月经过多和痛经症状，合并中度或重度贫血8例（8/12），痛经评分≥4分者11例（11/12）；既往放置左炔诺孕酮宫内释放系统（LNG-IUS）3例，均无法长期控制症状。（2）影像学特征：12例患者均行经阴道超声检查及盆腔磁共振成像检查，子宫体积均不同程度增大，子宫内膜-肌层交界区增厚，子宫浆膜面光滑，符合内生型子宫腺肌病。（3）治疗过程：12例患者均先接受FUAS治疗，病灶消融率为55%~89%，均存在部分子宫内膜消融。10例患者FUAS治疗后辅助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a）治疗。12例患者均在FUAS治疗后择期行宫腔镜手术清除凸向宫腔的坏死组织，其中2例同时行子宫内膜去除术，11例宫腔镜术中同时放置LNG-IUS。（4）随访及疗效评价：12例患者治疗后月经过多和痛经症状均改善，患者的经量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Z=-3.134， P=0.002），痛经评分也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Z=-3.077， P=0.002）；随访中尚未发现症状复发或LNG-IUS位置异常情况。 结论:FUAS联合宫腔镜手术可有效治疗内生型子宫腺肌病，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为期望保留子宫的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目的:比较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D138阳性的慢性子宫内膜炎患者经过周期性抗生素治疗后与正常不孕患者在早卵泡期长效长方案(长长方案)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中临床结局的差异。方法:收集2020年1月至12月在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长长方案IVF-ET助孕的患者，所有患者均行宫腔镜检查，按照子宫内膜活检CD138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为CD138阳性组(86例)和正常组(1 183例)；两组患者在宫腔镜检查后进入长长方案周期，进入周期前对CD138阳性组给予抗生素周期性治疗14 d；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之间HCG日内膜厚度、移植日内膜厚度以及胎儿出生体重的差异；采用 χ2检验比较两组之间临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早产率和活产率的差异。 结果:CD138阳性组与正常组之间HCG日内膜厚度[(11.44±2.21) mm比(11.38±2.17) mm]、移植日内膜厚度[(11.57±2.23) mm比(11.54±2.23) mm)]及胎儿出生体重[(3 195±646) g比3 244±632) g]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之间临床妊娠率(54.65%比63.14%)、早期流产率(8.51%比10.58%)、早产率(10.64%比11.24%)以及活产率(46.51%比53.76%)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免疫组织化学染色CD138阳性的慢性子宫内膜炎患者经过抗生素周期性治疗后可有效改善其临床结局，对疑似慢性子宫内膜炎患者应尽快行宫腔镜检查+子宫内膜活检，必要时并给予周期性的抗生素治疗。

目的:探讨40岁以上考虑非子宫内膜病变的妇科良性疾病患者，术前常规行子宫内膜活检以排除子宫内膜癌及不典型增生的必要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6月期间，就诊于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且年龄≥40岁的非子宫内膜病变的妇科良性疾病患者506例，均接受全子宫切除术，且术前均行子宫内膜活检。分析此类患者内膜癌变的高危因素。结果:纳入的506例患者中，术后病理诊断为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AH)13例，子宫内膜癌(EC)5例，正常内膜(NE)和内膜良性病变( BE)共488例。AH+EC的检出率为3.56%(18/506)。AH+EC组年龄大于NE+BE组( P<0.05)，BMI大于NE+BE组( P<0.05)，且AH+EC组年龄≥50岁、子宫内膜厚度≥10 mm、BMI≥23 kg/m 2、合并异常子宫出血(AUB)比例明显大于NE+BE组(均 P<0.05)。另外，两组间绝经年龄≥55岁、年龄≥45岁合并糖尿病的比例比较有边缘性差异(均 P<0.1)。将以上因素均纳入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子宫内膜厚度≥10 mm( OR＝6.381, 95% CI：1.291~31.534， P<0.05)、年龄≥45岁合并糖尿病( OR＝10.585，95% CI：1.392~80.516， P<0.05)是40岁以上非子宫内膜病变的妇科良性疾病患者发生AH和EC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宫腔镜检查对EC+AH的漏诊率明显低于诊断性刮宫(1/2 vs 11/16，χ 2＝5.635， P<0.05)。 结论:对于40岁以上考虑非子宫内膜病变的妇科良性疾病患者而言，子宫内膜厚度≥10 mm或年龄≥45岁合并糖尿病是子宫内膜癌变的独立危险因素。与诊断性刮宫相比，宫腔镜检查可以显著降低目标人群子宫内膜癌及不典型增生的漏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