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宫腔镜对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收治的绝经>1年子宫内膜息肉患者共137例。均行宫腔镜检查及治疗，根据病理结果，良性子宫内膜息肉患者115例为息肉组，子宫内膜息肉恶变或伴有不典型增生的癌前病变患者22例为恶变或癌前组。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宫腔镜下特征性表现，应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的危险因素。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绝经年限、孕次、产次、BMI及高血压、糖尿病的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恶变或癌前组绝经后出血率明显高于息肉组[77.27%(17/22) vs 36.52%(42/1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恶变或癌前组的息肉表面溃疡、质脆比例[86.36%(19/22) vs 23.48%(27/115)]，表面血管丰富比例[77.27%(17/22) vs 14.78%(17/115)]，表面粗糙比例[63.64%(14/22) vs 5.22%(6/115)]和表面出血比例[68.18%(15/22) vs 11.30%(13/115)]明显高于息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均以单发息肉为主，两组单发息肉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表面溃疡、质脆( OR＝5.775；95% CI：1.134~29.425； P＝0.035)与表面血管丰富( OR＝8.079；95% CI：1.866~34.969； P＝0.005)是诊断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患者宫腔镜下息肉表面溃疡、质脆和表面血管丰富是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对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浆液性上皮内癌（SEIC）的临床特点及诊治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术后病理诊断为SEIC的6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结果:6例SEIC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1.5岁（范围：55~73岁），均因绝经后阴道流血初次就诊。6例患者术前均行子宫内膜活检病理检查，其中4例行宫腔镜手术、2例行分段诊刮术，均提示SEIC，其中3例合并子宫内膜息肉。6例患者均行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手术范围包括筋膜外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切除+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大网膜切除+肉眼可见病灶剔除术，其中1例术中见右侧卵巢表面、右侧髂窝表面腹膜、子宫直肠陷凹表面腹膜及直肠表面均有转移灶。术后病理检查：6例患者中，4例仅见SEIC，其中3例病灶存在于息肉内（包括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2例为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合并SEIC，且均存在子宫内膜息肉背景，其中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免疫组化法检测：6例患者p53均呈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其中3例呈强阳性表达。术后3例患者辅助铂类药物+紫杉醇方案化疗4~6个疗程。6例患者均随访，中位随访时间44个月（范围：13~94个月），其中1例患者于术后9个月出现复发，复发后持续中药治疗，目前带瘤生存；其余5例随访期内定期复查均无复发征象。结论:SEIC临床多表现为绝经后阴道流血，诊断依赖于手术病理检查，治疗方案推荐全面分期手术+术后辅助化疗。

目的:比较羟考酮和舒芬太尼分别复合丙泊酚用于子宫内膜息肉电切术的临床效果并选择相对最佳剂量。方法:选取子宫内膜息肉电切术患者中120例，随机分三组：Q1组（羟考酮0.07 mg/kg）、Q2组（羟考酮0.1 mg/kg）、S组（舒芬太尼0.1 μg/kg），每组40例，各组均静脉注射丙泊酚2.0 mg/kg，分别记录术中出现生命体征变化、丙泊酚消耗剂量及手术操作时间。记录三组患者苏醒期过程中的VAS疼痛评分、Ramsay镇静评分以及不良反应。结果:S组与Q1组、Q2组相比，术中出现呼吸抑制次数更多。三组患者在苏醒期的VA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且三组患者的VAS量表差异小于1。Ramsay镇静评分方面T1时Q2组评分高于Q1组和S组，而Q1组和S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三组均未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与舒芬太尼复合丙泊酚相比，羟考酮在子宫内膜息肉电切术中出现呼吸抑制情况较少，而在术中麻醉镇痛效果与舒芬太尼复合丙泊酚相当；0.07 mg/kg羟考酮注射液相较于0.1 mg/kg羟考酮注射液更适用于子宫内膜息肉电切术。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息肉（EPs）发病的相关高危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因异常阴道出血、超声提示宫腔内异常行宫腔镜检查的患者669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两组，其中EPs组患者（息肉组）304例，非EPs组患者（非息肉组）365例。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息肉组中位数为45岁，非息肉组为47岁）、孕次（息肉组中位数为2次，非息肉组为3次）、产次（息肉组中位数为1次，非息肉组为2次）、绝经（息肉组49例，占16.12%；非息肉组83例，占22.74%）、慢性子宫内膜炎（息肉组111例，占36.51%；非息肉组174例，占47.67%）、宫颈息肉（息肉组58例，占19.08%；非息肉组46例，占12.60%）、高血压（息肉组48例，占15.79%；非息肉组88例，占24.11%）、糖尿病（息肉组14例，占4.61%；非息肉组31例，占8.49%）等是EPs发生的危险因素（ Z=-3.71、-4.30、-2.50，χ 2=4.59、8.44、0.02、0.01、0.04，均 P < 0.05）。多因素分析提示，年龄、孕次、慢性子宫内膜炎、宫颈息肉对EPs发病有明显影响（ OR=0.97、95% CI 0.95～0.99， OR=0.80、95% CI 0.72～0.90， OR=0.53、95% CI 0.38～0.74， OR=1.73、95% CI 1.10～2.72，均 P < 0.05）。 结论:年龄、孕次、慢性子宫内膜炎、宫颈息肉均为EPs发病的相关高危因素。

目的:探讨绝经后无症状妇女偶尔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增厚时，组织学评价的必要性，并且行超声测量的子宫内膜厚度、宫腔镜下诊断及组织病理学诊断三者的一致性评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就诊于太原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因绝经后偶尔超声检查提示子宫内膜增厚(≥5 mm)行宫腔镜检查，同时在宫腔镜下诊刮或宫腔镜下手术治疗的176例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料。结果:⑴在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妇女中，最常见的宫内病变为子宫内膜息肉90例(51.1%)，其次是正常子宫内膜57例(32.4%)。⑵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妇女宫腔镜下表现和组织病理学诊断不是完全相符，子宫内膜息肉诊断符合率为95.8%。⑶随着子宫内膜厚度的增加，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风险增高，正常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息肉、平滑肌瘤、不伴不典型子宫内膜增生及标本不足的内膜厚度与子宫内膜癌患者子宫内膜厚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绝经后无症状子宫内膜增厚妇女中，子宫内膜息肉是最常见的局部宫内病变，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发生率相对低，所以进一步评估时不能总是依靠超声评估子宫内膜厚度，应结合临床因素及考虑恶性病变的高危因素，做出个体化的判断。结合宫腔镜和组织病理学检查得到一个最后准确的诊断非常重要。

目的:探讨环氧合酶2(COX-2)、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与子宫内膜息肉的形成及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长兴县人民医院收治的绝经后女性患者160例，根据疾病不同分为子宫内膜息肉组(83例)、卵巢切除组(42例)、正常绝经组(35例)。对三组的COX-2、ER、PR水平进行检测。比较三组COX-2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表达情况、ER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表达情况、PR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分析COX-2、ER、PR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的相关性。结果:子宫内膜息肉组中COX-2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阳性表达率(16.9%、30.1%)高于正常绝经组(0.0%、11.4%)、卵巢切除组(4.8%、7.1%)(χ 2＝4.568、5.806，均 P<0.05)；三组ER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表达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 2＝1.333、1.412，均 P>0.05)；子宫内膜息肉组PR在间质细胞、腺上皮细胞中的表达低于正常绝经组、卵巢切除组(χ 2＝4.890、5.022，均 P<0.05)；COX-2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呈正相关( r＝4.335， P<0.05)，PR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呈负相关( r＝-4.256， P<0.05)，ER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无明显相关性( r＝1.203， P>0.05)。 结论:COX-2、PR与子宫内膜息肉的形成及绝经后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增高有明显的关系，而ER无明显相关，因此，对患者的COX-2、PR水平进行检测，有利于为临床相关治疗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目的:介绍重复宫颈、阴道穹窿部息肉样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病例1例。方法:分析1例发生于宫颈、阴道穹窿部的息肉样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回顾。结果:患者因经期延长伴反复发现宫颈、阴道赘生物3年余入院，宫颈、宫颈-阴道穹窿部赘生物经病理诊断为息肉样子宫内膜异位症，诊断及时、准确。结论:对于反复宫颈、阴道处赘生物生长及阴道反复流血的患者应注重妇科专科查体，必要时行病理活检以明确诊断，从而降低误诊、漏诊率。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在子宫内膜恶性病变诊断中的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9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行超声造影检查的子宫内膜病变患者142例，以术后病理为金标准，将患者分为良性组(包括子宫内膜增生及子宫内膜息肉)和恶性组(子宫内膜癌)，比较良性组与恶性组造影增强模式的差异。以早增强或同步增强或早达峰为诊断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指标，计算超声造影诊断子宫内膜恶性病变及病变厚度≥10 mm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敏感性、特异性、总符合率并计算Kappa值。结果:共有108例患者进行了手术且有明确的病理结果，其中良性组66例，恶性组42例。恶性组病变厚度大于良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039， P<0.05)，但两组病变血流动力学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恶性组超声造影开始增强时间、达峰时间、峰值强度与良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超声造影诊断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敏感性为64.3%，特异性为100%，Kappa值为0.688。超声造影诊断病变厚度≥10 mm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敏感性为75.0%，特异性为100%，Kappa值为0.795。 结论:对于子宫内膜恶性病变，尤其是厚度≥10 mm子宫内膜恶性病变的诊断中，超声造影具有较高的诊断符合率，早增强或同步增强或早达峰为子宫内膜恶性病变较为特异的超声造影表现。

陈霞教授基于国医大师夏桂成调周理论及自身多年临床经验，认为子宫内膜息肉病机以肾虚血瘀为本，湿热互结为标，主要责之于肝、脾、肾脏腑功能失调，治疗以化瘀消癥、清热利湿为基本治法，临证注重化瘀消癥、通经活血，清热利湿、三脏同调，平衡阴阳、辨期辨病，衷中参西、三因治宜，常灵活运用消积化瘀方、四草汤等处方，做到辨证精准、思虑周全、阴阳并调、攻补兼施，方可使血瘀得化、湿热得除，使肾之阴阳平衡，经水按时收止，减少息肉复发。

本共识主要针对合并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病、子宫内膜息肉及子宫内膜无不典型增生等子宫体良性疾病的14周前人工流产，从人工流产术前风险评估及预案、人工流产方法选择及并发症处理、人工流产同时行子宫体良性疾病手术的决策及方法、人工流产后避孕方法的选择等方面深入讨论，希望能加强合并子宫体良性疾病的早期人工流产的规范管理，保证手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