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基于Scheimpflug成像系统评估健康眼角膜变化测量的可靠性,以及正常人群测量值的分布情况.方法:前瞻性非随机对照研究.纳入27名健康受试者(54眼),分为正视组(13眼),近视组(17眼),远视组(4眼),散光组(20眼).所有病例接受了完整的眼科检查,使用Pentacam AXL系统分析不同调节刺激下(+2.00、0.00、-3.00 D)角膜检测参数变化.该研究分为2个阶段:重复性分析和健康人群不同调节刺激下角膜参数变化的特征.结果:在重复性分析中,在三种调节刺激下高度不对称指数(IHA)表现出最大的变异性,其余参数结果良好.正视组中,最大角膜曲率(Kmax)位置有显著差异(P＜0.05);而散光组中Kmax、最小角膜厚度(MCT)、角膜球面像差、总像差、低阶像差均有显著差异(P＜0.05).近视组Kmax的水平位置在2.00 D和-3.00 D时的位移存在显著差异(P=0.033),正视组Kmax的矢量大小变化也存在显著差异(P＜0.05).MCT在不同调节刺激下无显著差异(P≥0.109).结论:在不同调节刺激下,Kmax和MCT在健康角膜中的位置会发生显著变化,而这些调节相关角膜变化在屈光不正人群中有不同的趋势.Scheimpflug成像系统测量结果具有一致性.

目的：:获得足月新生儿基线屈光状态的数据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横断面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纳入2022年1—10月于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出生的足月新生儿379例（758眼）。通过检影验光获得睫状肌麻痹后的屈光度并计算等效球镜度（SE）。比较不同性别、眼别、日龄、孕周、出生身长、出生体质量、生产方式、父母双方近视度数之间屈光度的差异，分析SE与各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并筛选SE的影响因素。采用秩和检验进行差异性检验，采用Spearman分析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筛选SE的影响因素。结果：:新生儿SE为+3.00（+1.75，+4.00）D，左眼高于右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70， P=0.007）；出生后1个月内，日龄越大，SE越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1.89， P<0.001）；巨大儿SE高于体质量正常新生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36， P=0.001）；父亲或母亲为高度近视的新生儿SE低于父母为中低度近视或无近视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60， P=0.003； χ2=13.50， P=0.001）。SE与日龄（ r=-0.12， P=0.001）、父亲近视度数（ r=-0.11， P=0.003）和母亲近视度数（ r=-0.11， P=0.002）呈负相关，与出生体质量（ r=0.11， P=0.002）呈正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筛选出眼别、日龄、出生体质量、父亲近视度数和母亲近视度数是新生儿SE的显著相关要素（均 P<0.05）。 结论：:足月新生儿屈光状态为轻中度远视，左眼远视度高于右眼，出生后1个月内日龄越大SE越低，SE与出生体质量呈正相关，与父母近视程度呈负相关。

白内障是全球主要的可治疗性致盲眼病，目前手术摘除混浊晶状体并植入人工晶状体(IOL)是治疗白内障的主要方法，IOL屈光力的准确计算是提高术眼术后视觉质量的关键，其计算涉及术眼术前眼球生物学参数的准确测量。白内障术前应重点关注眼球生物学参数的测量和应用，主要包括精准的眼球生物学参数测量设备的选择和IOL屈光力计算公式的选择等。为了更好地满足术眼术后视觉质量和生活质量的需求，本专家共识依据国际上的重要文献和循证证据对白内障术前眼球生物学测量参数的选择和测量方法提出推荐意见，既包括传统的眼轴长度、角膜曲率、前房深度、晶状体厚度、角膜直径及中央角膜厚度等眼球结构参数，还纳入了Kappa角、Alpha角及波前像差等视光学参数。本共识同时还推荐了IOL屈光力计算公式需要的参数，旨在规范临床医生对白内障患者实施白内障手术术前眼球生物学测量参数的选择、测量和应用，从而提高白内障手术后的屈光效果和视觉质量。

目的：:观察先天性纤维血管瞳孔膜（CFPM）患儿的临床表现、术前生物学参数及术后屈光状况。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分析2016年7月至2019年12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接受手术治疗的CFPM患儿13例（15眼）的临床资料，其中11例单眼发病，2例双眼发病。记录患儿手术年龄、合并症、眼部生物学参数、手术方式以及术后1周验光结果。将10例单眼发病（1例继发青光眼，数据剔除）的CFPM患儿分为患眼组与对侧健眼组，比较2组眼轴、角膜屈光力和术后验光结果。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CFPM患眼组及对侧健眼组生物参数测量值差异。 结果：:13例患儿合并症包括先天性白内障、永存性瞳孔残膜、斜视和继发性青光眼等（双眼患儿中的1例因1眼未行手术治疗，数据剔除）。患眼组的眼轴[（19.87±2.01）mm]较对侧健眼组[（20.38±1.76）mm]短，等效球镜度[（3.41±2.29）D]较对侧健眼组[（2.24±1.49）D]高，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眼组（42.31±2.75）和对侧健眼组（42.40±1.05）角膜屈光力相近（ t=-0.096， P=0.926）。 结论：:CFPM可同时伴发其他合并症。与对侧健康眼相比，CFPM患眼可能存在眼轴偏短，远视度数偏高的情况。临床上对该类患儿应重视术前生物参数以及术后屈光状况的测量并及时进行弱视和斜视的治疗。

目的:探讨不同强度光照对豚鼠屈光发育和形觉剥夺性近视(FDM)的影响。方法:选取健康3周龄三色豚鼠108只，分为FDM豚鼠群54只和正常屈光发育豚鼠群54只，分别采用不透明面罩法制作单眼近视模型和双眼均不遮盖处理。采用随机数表法将FDM豚鼠和正常屈光发育豚鼠分别分为低强度光照组、正常强度光照组和高强度光照组，各组分别在20、300和5 000 lx环境中连续饲养6周，每天12 h光照/12 h黑暗。各组豚鼠每2周进行眼参数生物学测量并进行比较，采用眼科A型超声诊断仪测量豚鼠眼轴长度(AL)，AL定义为角膜顶点到视网膜黄斑区的距离；采用检影法测定各组豚鼠扩瞳后的屈光度。计算各组豚鼠AL和屈光度变化量，变化量定义为光照各时间点测量值与光照前的差值。结果:正常屈光发育豚鼠不同强度光照组AL值组间总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组别＝0.365， P＝0.697)，各组豚鼠AL随着光照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延长，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353.750， P<0.001)。正常屈光发育豚鼠不同强度光照组间屈光度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组别＝3.576， P＝0.034)，其中高强度光照组豚鼠光照4周屈光度为(+2.75±2.15)D，大于低强度光照组的(+0.41±3.07)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FDM豚鼠不同强度光照组AL值和屈光度值总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组别＝0.105， P＝0.900； F组别＝0.973， P＝0.387)，光照不同时间AL和屈光度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时间＝408.302、27.407，均 P<0.001)，其中低强度光照组光照2周FDM眼屈光度为(+2.35±1.95)D，大于光照前的(+1.90±0.97)D，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正常屈光发育豚鼠高强度光照组AL最短，且变化量最小；FDM豚鼠低强度光照组光照2周屈光度变化量明显小于正常强度光照组，产生短暂性远视漂移。 结论:高强度光照可减缓正常屈光发育豚鼠屈光度向近视漂移；低强度光照有延缓FDM进展的趋势，光照2周屈光度出现短暂性远视漂移。

目的：:探讨高度近视患者行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飞秒激光制瓣的准分子激光原位角膜磨镶术（FS-LASIK）以及准分子激光角膜上皮瓣下磨镶术（LASEK）后早中期角膜各区域上皮下神经纤维的修复情况。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选择2018年6月至2020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就诊并进行屈光手术矫正的高度近视患者55例（110眼），按手术方式不同分为SMILE组22例（44眼）、FS-LASIK组18例（36眼）、LASEK组15例（30眼）。各组于术后1、3、6个月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查，观察角膜各区域神经纤维的修复情况。对术后不同时间各组间的神经纤维各参数的比较采用随机区组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高度近视患者行SMILE术后早期不同区域的角膜神经密度、分支密度、长度及宽度较FS-LASIK和LASEK术后更佳，修复速度也更快，较早达到术前水平。而FS-LASIK术后包括角膜瓣在内的不同区域的角膜神经修复情况居于SMILE和LASEK之间，LASEK术后早期特别是中央区白色瘢痕样混浊明显，且不同区域的角膜修复速度最慢、质量最差。术后1个月，SMILE组和FS-LASIK组术后中央的角膜神经密度（CNFD）、神经纤维长度（CNFL）、神经分叉节点密度（CTBD）明显优于LASEK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MILE组的主要神经分叉节点密度（CNBD）明显优于FS-LASIK组和LASEK组（ HSD=4.367， P=0.005； HSD=4.237， P=0.008）。术后3个月，SMILE组中央CNFD、CNBD、CNFL明显优于FS-LASIK和LASEK组（均 P<0.05）；LASEK组神经纤维宽度（CNFW）明显优于SMILE和FS-LASIK组（ HSD=3.457， P=0.003； HSD=3.668， P=0.004）。术后6个月，SMILE组中央CNFD、CNBD以及CNFL均优于FS-LASIK和LASEK组（均 P<0.05）。 结论：:高度近视患者行激光角膜屈光术后早中期，SMILE各区域的神经修复情况较FS-LASIK和LASEK均有显著的领先优势。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形态欠规则但尚不能诊断圆锥角膜的患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的生物力学变化特点，评估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诊断对于筛查角膜屈光手术前的早期圆锥角膜的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1至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接受SMILE手术者57例（104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0例，年龄（29.2±4.7）岁。根据Tomey角膜地形图中圆锥角膜严重程度指数（KSI）分为正常组（KSI<15%）35例（65只眼）与欠规则组（KSI≥15%）22例（39只眼）。收集患者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裸眼视力。使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的角膜最薄点中心3 mm区域前后表面曲率半径（ARC和PRC）、角膜最薄点厚度（THP）、角膜扩张综合偏差分析指数（BADD）。使用Corvis ST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角膜生物力学参数（CBI）、角膜中央厚度（CCT）、非接触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最大形变幅度（DA）、最大反向半径（M）、顶点和1 mm间形变幅度比值（DR）、硬度参数（SPA1）。运用Pentacam与Corvis ST联合诊断系统分析得出断层扫描生物力学指数（TBI）。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各参数及各组1周、1个月、3个月、1年与术前的DA、M、DR、SPA1差值（Δ）进行两组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术前两组间年龄（ t=0.20）、CCT（ t=1.64）、DA（ t=-1.85）、BIOP（ t=0.73）、M（ t=-0.24）、DR（ t=-1.00）、屈光度SE（ t=-0.97）与BCVA（ t=0.2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TBI为0.28±0.20、CBI为0.09±0.21、BADD为1.33±0.47，明显高于正常组（ t=-2.17，-6.78，-4.37； P<0.05），SPA1明显低于正常组（ t=2.58， P=0.011）。正常组TBI为0.05±0.08、CBI为0.01±0.03、BADD为0.92±0.46；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裸眼视力（ t=-0.31，0.36，0.24，0.63）、屈光度数（ t=0.00，-0.22，0.90，0.73）及M（ t=-1.80，-1.90，-0.78，-1.7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DA术后1和3个月均高于正常组（ t=-3.13，-3.09； P<0.01），DR术后1周、1个月、1年均高于正常组（ t=-2.72，-3.39，-2.51； P<0.05），SPA1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均低于正常组（ t=2.11，2.73，3.70； P<0.05）。术后1个月ΔDR欠规则组高于正常组（ t=-3.01， P=0.003）；术后1周、3个月、1年ΔD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61，-1.40，-0.61； P>0.05）；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ΔDA（ t=0.50，-1.10，-0.73，2.12）、ΔM（ t=-1.52，-1.41，0.01，-0.79）、ΔSPA1（ t=0.89，0.90，1.12，0.90）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角膜地形图形态欠规则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在SMILE术后1年内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均稳定且无明显差异。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分析，对于角膜屈光手术前筛查早期圆锥角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03-109）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后角膜生物力学特性变化量随残余基质厚度（RST）、组织去除厚度百分比（PTA）的变化规律，并分析SMILE后角膜生物力学特性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系列病例研究。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于天津市眼科医院屈光手术中心行SMILE者184例（184只右眼），其中男性83例，女性101例，年龄（24.6±5.8）岁。于术前和术后3个月用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术眼的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包括形变幅度比值（DA ratio）、角膜硬度参数（SPA1）和综合半径（IR）。对RST、PAT与DA ratio、SPA1、IR的变化量的关系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回归分析。纳入年龄、性别、角膜前表面平均曲率（Km）、术前等效球镜度数（SE）、术后角膜中央厚度（CCT）和术前角膜生物力学参数为自变量，采用步进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术后DA ratio、SPA1和IR的影响因素。对手术前后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Pearson或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结果:SMILE术后DA ratio、SPA1和IR的变化量（变化率）分别为1.33（30.0%）、28.05（26.0%）和2.56（34.0%），手术前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35.52， -28.00， 36.95； P<0.01）。最优拟合曲线显示，随着RST减少或者PTA的增加，DA ratio、SPA1和IR的变化量逐渐升高。其中，当RST<280 μm或者PTA>28%时，DA ratio变化量曲线斜率明显增加。多因素回归模型显示，对SMILE术后DA ratio、SPA1和IR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Sβ值）排序，影响权重前3位的因素分别为术前DA ratio（Sβ=0.489）、术前SPA1（Sβ=0.483）和术前IR（Sβ=0.471）；CCT是术后DA ratio和SPA1的第二大影响因素（Sβ=-0.238，0.326）。 结论:SMILE术后DA ratio、SPA1和IR的改变随RST的减少或者PTA的增加而增加，当RST<280 μm或PTA>28%时，DA ratio的改变速度明显加快；术前角膜生物力学特性和术后CCT是影响术后角膜生物力学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104-112）

目的：:观察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IVC）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ROP）患儿后的屈光状态改变，探讨ROP患儿屈光状态与注药次数、孕周、出生体质量、眼轴、视网膜血管发育情况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选取2017年4月至2021年6月就诊于潍坊眼科医院并诊断为"2型ROP阈值前病变"的患儿64例（127眼）。根据其病情严重程度按需行IVC治疗，以治疗次数分为注药0次（A组）共22例（43眼）、注药1次（B组）共30例（53眼）、注药2次（C组）共18例（31眼），在其矫正胎龄3、6、12个月时，观察屈光状态，记录等效球镜度（SE）、散光、眼轴、视网膜血管分区等情况。3组SE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散光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SE与孕周、出生体质量、眼轴及视网膜血管分区的关系采用Pearson及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矫正胎龄3个月和6个月时，3组SE及散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矫正胎龄12个月时，3组SE及散光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6.59, P=0.002; H=7.39, P=0.025）。进一步两两比较，A组与B组、A组与C组之间SE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6; P=0.007），A组与C组散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0）。矫正胎龄12个月时，3组屈光不正发生率、近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散光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96, P=0.011）。进一步两两比较，A组与C组、B组与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08, P=0.008; χ2=6.82, P=0.009）。矫正胎龄3个月时，SE与孕周（ r=-0.18, P=0.043）、出生体质量（ r=-0.19, P=0.032）、眼轴（ r=-0.26, P=0.003）、视网膜血管分区（ r=-0.20, P=0.023）均呈负相关；矫正胎龄6个月、12个月时，SE与眼轴呈负相关（ r=-0.30, P=0.001）。 结论：:矫正胎龄12个月时，IVC治疗后ROP患儿远视储备低于自发消退的ROP患儿，重复注药对ROP患儿短期屈光状态无显著影响。

目的:调查并分析天津医科大学不同屈光状态大学生豹纹状眼底（TF）特征及其危险因素。方法:横断面调查研究。2019年9~12月单纯随机抽取天津医科大学学生346名纳入研究。行裂隙灯显微镜、非散瞳电脑验光、主觉验光、最佳矫正视力、眼生物参数测量和非散瞳眼底照相检查。对比观察黄斑区是否有TF的受检者基本特征、眼生物学参数差异。根据等效球镜度（SE），将受检者分为无近视组（SE>－0.50 D）、近视组（SE≤－0.50 D）。近视组再分为低度近视组（－3.00 D26 mm组。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TF的危险因素。对独立危险因素与TF进行趋势性检验。结果:346名受检者中，近视组324名（93.6%，324/ 346），其中低度近视组、中度近视组、高度近视组分别为73（21.1%，73/346）、167（48.3%，167/346）、84（24.3%，84/346）名；无近视组22名（6.4%，22/346）。黄斑区有TF者294名（85.0%，294/ 346），其中无近视组、低度近视组、中度近视组、高度近视组分别为9（40.91%，9/22）、58（79.45%，58/73）、145（86.83%，145/167）、82（97.62%，82/84）名；无TF者52名（15.0%，52/346）。黄斑区有、无TF者性别构成比（ χ2=4.47）、SE（ t=6.29）、AL（ t=－8.29）、前房深度（ Z=－2.62）、晶状体厚度（ Z=－2.23）、平均角膜曲率半径（ Z=－3.58）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SE、AL是影响TF及其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01）。随近视程度、AL增加，TF发生风险增加（ P趋势<0.001）。 结论:天津医科大学学生TF总检出率为85.0%。无近视、轻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者眼底均检出TF；近视程度越高，AL越长，TF可能性越高，程度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