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比分析广东省珠海市和新疆省喀什市小学生的视力及屈光状态，为我国不同地区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防控工作提供参考。方法：:横断面观察性研究。随机抽取2018至2019年珠海市10所小学及喀什市6所小学的学生。通过视力筛查获得裸眼视力、非睫状肌麻痹屈光数据和等效球镜度（SE）。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矫正两地性别和年龄差异。正态分布定量数据的比较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非正态分布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类数据使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珠海市获得12 001例学生的完整资料，其中男生6 528例（占54.4%），女生5 473例（占45.6%），年龄（8.7±1.6）岁。喀什市获得5 584例完整资料，其中男生2 796例（占50.1%），女生2 788例（占49.3%），年龄（8.3±0.9）岁。两地区性别（ χ2=28.60， P<0.001）、年龄（ t=-19.27， P<0.001）之间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1:1倾向性评分匹配法矫正性别年龄混杂因素后，两地均有5 478例纳入统计分析。珠海市小学生右眼SE为-0.25（-0.88，+0.13）D，喀什市为-0.11（-0.30，+0.11）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9.32， P<0.001）。两地不同年龄段小学生SE绝对值逐年增加，自8岁起珠海市增加速度较喀什市快。珠海市和喀什市的裸眼视力不良占比分别为17.7%和15.2%。在裸眼视力不良人群中，珠海市和喀什市的近视临床前期占比分别为18.3%和42.9%，筛查性近视占比为76.3%和51.1%；高度近视仅存在于珠海市，共15例。 结论：:珠海市筛查性近视率和近视程度高于喀什市，两地的气候、经济、人口、教育差异可能是造成近视发病率不同的主要原因。

目的：: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析高度近视合并青光眼相关领域的现状及研究热点。方法：:文献研究。检索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近十年（2012—2022年）高度近视合并青光眼的文献，应用CiteSpace软件从文献的年发文量、国家及地区分布、机构来源、作者合作、关键词及聚类等角度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共检索并纳入453篇文献，其中发文量最高的国家是中国（103篇）；发文量最高的机构是海德堡大学（46篇），其次是首都医科大学（35篇）、国立首尔大学（23篇）；本领域中发文量位于首位的学者是Jost B. Jonas教授（48篇）。前5位的关键词分别为：青光眼（Glaucoma），近视（Myopia），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高度近视（High myopia），开角型青光眼（Open angle glaucoma）。本领域的研究方向聚焦于近视相关屈光研究、青光眼特征性视神经改变及高度近视与青光眼相关视乳头改变。结论：:高度近视合并青光眼是国内外研究的热门领域，我国在该研究中处于领先水平，研究热点侧重于眼底相关改变，期望未来指导青光眼的早期筛查和诊断。

目的:评估双目屈光筛查仪在4~5岁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查中判定屈光性弱视危险因素（ARF）的精确度。方法:横断面研究。于2016年9至12月在南京市雨花台区对4~5岁学龄前儿童使用双目屈光筛查仪进行非散瞳屈光度数筛查及综合性眼科检查。对其中疑似眼部异常儿童及主动接受详细检查的儿童进行睫状肌麻痹检影验光（CR）检查，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双目屈光筛查仪与CR检查屈光度数的差异，并用Bland-Altman法评估二者的一致性。参照美国斜视与小儿眼科学会（AAPOS）2013年发布筛查指南中的标准，以CR检查结果判定受试儿童是否具有屈光性ARF，并以此为金标准，评估双目屈光筛查仪以5种常用转诊标准（敏感性标准、Matta/Silbert标准、AAPOS2013标准、阿拉斯加州盲童探索组织2012标准、特异性标准）判定受试儿童屈光性ARF的准确度。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双目屈光筛查仪判定屈光性ARF的最佳截断值作为最佳转诊标准。结果:共有1 986名儿童行双目屈光筛查仪检查，年龄（4.57±0.29）岁，包括1 084名男童和902名女童。双目屈光筛查仪的检查成功率为99.04%（1 967/1 986）。共有1 892名儿童双目屈光筛查仪检查取得了检测数值，其中1 827名（96.56%）儿童可在3次检测内获得可信结果。共有538名儿童接受了CR检查，除外1名被双目屈光筛查仪直接识别为"远视"的儿童后，剩余537名儿童进行了屈光度数对比分析，结果显示双目屈光筛查仪较CR低估球镜度数[0.75（0.50，1.25）D与1.25（1.00，1.75）D比较； Z=-10.36， P<0.01]，高估柱镜度数[-0.50（-0.75，-0.25）D与-0.25（-0.75，0.00）D比较； Z=-11.10， P<0.01]，低估等效球镜度数[0.63（0.38，0.88）D与1.00（0.75，1.50）D比较， Z=-13.33， P<0.01]。一致性分析显示，分别有96.28%（517/537）、95.34%（512/537）、96.65%（519/537）儿童的双目屈光筛查仪及CR检测值在球镜度数、柱镜度数、等效球镜度数的95%一致性界限内。CR检查结果显示47名儿童（8.74%）具有屈光性ARF，以此为金标准，双目屈光筛查仪以5种常用转诊标准判定屈光性ARF的敏感度为63.83%~97.87%，特异度为53.36%~97.56%，约登指数为0.51~0.80，阳性预测值为16.73%~74.51%，阴性预测值96.57%~99.62%。ROC曲线计算得出双目屈光筛查仪判定散光性ARF的最佳转诊标准为散光度数>1.38 D。 结论:双目屈光筛查仪在4~5岁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查中判定屈光性ARF的精确度较高。（中华眼科杂志， 2020， 56： 189-196）

目的:探讨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术后不同时间角膜形态欠规则但尚不能诊断圆锥角膜的患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的生物力学变化特点，评估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诊断对于筛查角膜屈光手术前的早期圆锥角膜的意义。方法:选取2018年1至5月在北京同仁医院屈光中心接受SMILE手术者57例（104只眼）其中男性27例，女性30例，年龄（29.2±4.7）岁。根据Tomey角膜地形图中圆锥角膜严重程度指数（KSI）分为正常组（KSI<15%）35例（65只眼）与欠规则组（KSI≥15%）22例（39只眼）。收集患者的年龄、等效球镜度数、术前最佳矫正视力（BCVA）、术后裸眼视力。使用Pentacam三维眼前节分析系统测量的角膜最薄点中心3 mm区域前后表面曲率半径（ARC和PRC）、角膜最薄点厚度（THP）、角膜扩张综合偏差分析指数（BADD）。使用Corvis ST生物力学分析仪测量角膜生物力学参数（CBI）、角膜中央厚度（CCT）、非接触生物力学校正眼压（bIOP）、最大形变幅度（DA）、最大反向半径（M）、顶点和1 mm间形变幅度比值（DR）、硬度参数（SPA1）。运用Pentacam与Corvis ST联合诊断系统分析得出断层扫描生物力学指数（TBI）。对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各参数及各组1周、1个月、3个月、1年与术前的DA、M、DR、SPA1差值（Δ）进行两组间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术前两组间年龄（ t=0.20）、CCT（ t=1.64）、DA（ t=-1.85）、BIOP（ t=0.73）、M（ t=-0.24）、DR（ t=-1.00）、屈光度SE（ t=-0.97）与BCVA（ t=0.2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TBI为0.28±0.20、CBI为0.09±0.21、BADD为1.33±0.47，明显高于正常组（ t=-2.17，-6.78，-4.37； P<0.05），SPA1明显低于正常组（ t=2.58， P=0.011）。正常组TBI为0.05±0.08、CBI为0.01±0.03、BADD为0.92±0.46；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裸眼视力（ t=-0.31，0.36，0.24，0.63）、屈光度数（ t=0.00，-0.22，0.90，0.73）及M（ t=-1.80，-1.90，-0.78，-1.7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欠规则组DA术后1和3个月均高于正常组（ t=-3.13，-3.09； P<0.01），DR术后1周、1个月、1年均高于正常组（ t=-2.72，-3.39，-2.51； P<0.05），SPA1术后1周、1个月、3个月均低于正常组（ t=2.11，2.73，3.70； P<0.05）。术后1个月ΔDR欠规则组高于正常组（ t=-3.01， P=0.003）；术后1周、3个月、1年ΔD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61，-1.40，-0.61； P>0.05）；术后1周、1个月、3个月、1年两组ΔDA（ t=0.50，-1.10，-0.73，2.12）、ΔM（ t=-1.52，-1.41，0.01，-0.79）、ΔSPA1（ t=0.89，0.90，1.12，0.90）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角膜地形图形态欠规则眼与角膜形态正常眼在SMILE术后1年内角膜生物力学的变化均稳定且无明显差异。综合角膜地形图检查结果与角膜生物力学参数进行分析，对于角膜屈光手术前筛查早期圆锥角膜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华眼科杂志，2020，56：103-109）

屈光不正性视力损害已成为我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问题，儿童及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工作已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建立目标人群的视力健康档案、开展屈光不正的筛查是儿童及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有效措施。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外均缺乏相关的筛查标准，我国在相关筛查工作中存在开展筛查工作的主体资质和管理混乱、筛查指标欠合理及其界值不统一、筛查质量控制不佳、操作方法不规范和结果反馈不科学等问题。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推动和支持下，推荐性国家卫生行业标准WS/T 663-2019《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于2020年1月11日正式发布并定于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为我国规范性开展儿童及青少年的屈光不正筛查工作提供技术标准和指导意见。依据《中小学生屈光不正筛查规范》积极开展儿童及青少年的屈光不正筛查和防控是现阶段我国各级医疗和教育机构的重要任务和责任。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图像识别、预测疾病预后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眼科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圆锥角膜筛查是确定屈光手术适应证、避免术后角膜扩张的重要手段，而传统诊断方法准确率较低，亚临床期圆锥角膜更加难以发现。机器学习作为一种实现人工智能的重要方法，为较为准确地识别圆锥角膜带来可能，成为近几年屈光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综述从机器学习在角膜屈光手术术前圆锥角膜筛查中常用的算法、角膜特征参数提取、模型预测效率等方面进行阐述。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796-800）

目的:分析2个时间点河北省涿州市学龄儿童的屈光状态变化和近视眼患病情况。方法:队列研究。于2019年6至8月对涿州市区6~14岁的中小学生进行视力和屈光检查，并于2020年6至8月再次对该人群进行检查。纳入检查资料完整的30 412名受检者进行研究，其中男性15 861名（52.2%），女性14 551名（47.8%）；年龄（10.0±2.7）岁。对受检者双眼进行非睫状肌麻痹下电脑验光，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检查裸眼视力，并以近视等效球镜度数≥0.75 D的标准筛查近视眼。分类数据比较采用 χ2或Fisher确切概率检验。近视眼发病率的95%置信区间采用Clopper-Pearson精确法进行估计。 结果:完成2次检查者30 637名（应答率80.25%）。随访1年后男性和女性受检者的等效球镜度数向近视方向飘移量分别为（0.67±1.11）和（0.76±1.11）D。不同年龄段的球镜度数1年变化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76.23， P<0.001）。男性和女性受检者裸眼视力降低分别为0.11±0.19和0.12±0.21，裸眼视力下降最明显的年龄是10岁。随访1年期间近视眼发病率为42.2%（95%置信区间为41.47%~42.93%），14岁男性和14岁女性的近视眼发病率最高（52.0%和54.2%），6岁男性和女性的发病率最低（31.0%和33.1%）。 结论:随访1年后涿州市学龄人群屈光状态呈明显近视化漂移，裸眼视力下降，同龄者女性比男性的近视眼发病率更高。

患者，男，49岁，于2020年2月12日因双眼红、右眼视物变暗，夜间急诊就诊于我院眼科，当时诊断为双眼结膜炎，给予左氧氟沙星滴眼液点眼治疗。2月14日自觉双眼视力下降、视物变暗，再次就诊我院眼科。当时眼部查体：裸眼视力（UCVA）右眼0.12，左眼0.1，矫正视力右眼+3.0=0.9，左眼+3.0=0.8。双眼结膜轻度充血，其余前节未见明显异常。眼底彩照见图1，当时就诊医师认为眼底未见明显异常。诊断双眼结膜炎，给予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每日4次点双眼治疗，4 d后自觉视力好转，继续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点眼治疗。2月22日患者出现头痛，头皮针刺感，自行口服羊角片，布洛芬胶囊对症治疗。2月24日自觉头痛及头皮针刺感加重，不能触摸头皮，当时患者就诊神经内科行头部CT检查未发现明显异常，患者继续间断口服布洛芬胶囊对症治疗。3月2日患者出现视力下降再次就诊我院眼科，UCVA：双眼0.1，矫正视力：右眼+3.0 D=0.2，左眼+3.0 D=0.12。双眼结膜轻度充血，角膜下方灰白色的角膜后沉积物（Keratic precipitate，KP），前房清，瞳孔光反射灵敏，晶状体透明，玻璃体呈颗粒样混浊（见图2），眼底：右眼视盘边界不清，视盘周围线状出血，视网膜动静脉大致正常，后极部视网膜局部水肿，黄斑区反光消失。左眼视盘边界不清，视网膜动静脉大致正常，后极部视网膜局部水肿，黄斑区反光消失。辅助检查：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CT）检查（见图3）提示：双眼黄斑区浆液性视网膜脱离，视网膜色素上皮（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RPE）层呈波浪样改变。双眼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 （见图4）提示：双眼视盘区毛细血管扩张，晚期视盘周围荧光素渗漏，荧光增强，后极部局部视网膜可见针尖样高荧光。根据患者双眼全葡萄膜炎和头痛的症状和体征，初步诊断为福格特-小柳-原田综合征（Vogt-Koyanagi-Harada syndrome，VKHS）。给予口服醋酸泼尼松片60 mg/次，1次/日，晨起口服。3月4日患者晨起后出现眩晕、耳鸣、恶心、无呕吐、双下肢无力、走路不稳收入眼科住院治疗。既往身体健康，否认家族眼病史，偶有吸烟、饮酒。否认糖尿病史、屈光不正史。全身情况：秃发，未发现白发和皮肤改变。眼部查体：UCVA：右眼0.1，左眼0.1，矫正视力：右眼+1.5 D=0.2，左眼+1.5 D=0.12，右眼眼压16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5 mmHg。眼前节及后节同2 d前查体情况。眼球运动检查：第一眼位时双眼水平震颤，向左侧注视时水平震颤较第一眼位时加重，向右侧注视时水平震颤较轻。颅脑磁共振成像（MRI）检查：轻度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左侧上颌窦、筛窦、蝶窦炎（见图5）。化验：血常规正常，结核分枝杆菌抗体阴性，肝肾功能正常，血糖正常，梅毒特异性抗体阴性，钾离子3.47 mmol/L，超敏C反应蛋白正常，抗"O"正常，血沉正常，抗核抗体谱均阴性，抗单纯疱疹病毒I型IgG阳性，抗巨细胞病毒IgG阳性。

目的:分析2q13微缺失胎儿超声表现及生后随访结果。方法:回顾性选择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9月1日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通过羊膜腔穿刺行羊水染色体核型及单核苷酸多态性微阵列（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array，SNP-array）分析确诊的23例2q13微缺失胎儿。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这些胎儿的产前诊断指征、宫内超声表现、产前诊断结果及生后随访结果。结果:（1）23例2q13微缺失病例产前诊断指征分别为7例（30.4%）血清学筛查高风险，6例（26.1%）胎儿颈项透明层（nuchal translucency，NT）增厚，2例（8.7%）胎儿心脏畸形，2例（8.7%）孕母高龄，2例（8.7%）胎儿脉络丛囊肿（其中1例同时合并血清学筛查高风险），1例（4.3%）胎儿鼻骨部分融合欠佳，1例（4.3%）无创产前检测提示性染色体异常，1例（4.3%）胎儿梗阻性多囊肾，1例（4.3%）胎儿室管膜下囊肿，1例（4.3%）胎儿生长受限。（2）胎儿宫内超声表现：6例（26.1%）NT增厚，4例（17.4%）胎儿生长受限，2例（8.7%）心脏畸形，2例（8.7%）脉络丛囊肿，1例（4.3%）羊水过少，1例（4.3%）鼻骨部分融合欠佳，1例（4.3%）长骨偏短，1例（4.3%）羊水多伴腹围大，1例（4.3%）腹围大、长骨短、脑室室管膜下囊肿，1例（4.3%）梗阻性多囊肾；余6例（26.1%）未见异常超声表现。（3）产前诊断结果及溯源：3例染色体结构异常，1例性染色体数目异常，余19例未见异常。羊水SNP-array结果提示缺失范围为104~1 745 kb。10例行亲本验证，证实4例遗传自母亲，5例遗传自父亲，1例新发变异。（4）妊娠结局及随访：4例（17.4%）引产终止妊娠，19例（82.6%）活产分娩。19例活产儿均进行电话及儿童保健随访，中位随访年龄为3岁（9~58.8月龄），除2例出生后未行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余17例存活新生儿均进行筛查且未见异常。5例随访发现生长发育异常：1例1岁6月龄轻度语言发育迟缓，1例3岁26日龄轻度语言发育迟缓，1例1岁6月龄语言发育迟缓，1例3岁散光，1例2岁6月龄双眼屈光不正；余14例婴幼儿生长发育未见明显异常。结论:2q13微缺失胎儿超声表现无特异性，大部分遗传自亲本，生后随访应关注幼儿神经系统发育情况。

目的：:研究9月龄婴儿屈光状态及其胎婴儿期的影响因素，为屈光异常的早期预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基于监测数据的回顾性研究。根据上海市闵行区妇幼保健院2012年至2019年积累的屈光筛查记录，纳入16 746名9月龄婴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儿保体检记录和问卷调查资料采集9月龄前的影响因素，对屈光状态进行描述。采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回归模型分析胎婴儿期因素与各类可能屈光异常的关联。结果：:9月龄婴儿球镜度 P5~ P95为+0.50~+3.00 D，柱镜度 P5为-2.50 D。屈光可能偏近视、屈光可能偏远视、可能散光及可能屈光参差的检出率分别为13.46%、11.13%、25.58%和8.29%。在控制性别和遗传因素后，冬季出生、经常看电子产品与较高的屈光可能偏近视发生风险有关（调整 OR=1.35、1.55）；夏季及秋季出生、早产、9月龄体格百分位数≥ P80与较高的屈光可能偏远视发生风险有关（调整 OR=1.67、1.62、1.80、1.22）；夏季出生、9月龄体格百分位数≥ P80、9月龄采用人工喂养与较高的可能散光发生风险有关（调整 OR=1.92、1.42、1.19）。每日户外活动时长>0.5 h与较低的各类可能屈光异常发生风险有关（调整 OR=0.71~0.80）。 结论：:9月龄婴儿各种可能屈光问题的检出率为8%~25%，散光比较突出。具有早产、父母屈光异常、较大体格等高危因素的婴幼儿应作为屈光筛查和随访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