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采用磁共振伪连续动脉自旋标记(PCASL)技术探索乳腺癌患者术后脑血流量(CBF)改变,同时采用神经心理学量表研究乳腺癌患者术后认知功能改变.方法 选取接受外科手术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患者27例,以及年龄、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33例,对所有受试者进行神经心理学量表评估以及全脑CBF和T1高分辨率结构像数据采集.一般资料、神经心理学量表评分以及相关性分析均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分析,磁共振数据采用SPM 8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乳腺癌术后患者与健康志愿者相比,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神经心理学量表评分均无显著性差异,但是左侧海马旁回、左侧岛叶、双侧额上回以及右后内侧额叶皮质CBF减低,并且术后天数与右后内侧额叶皮质、双侧额上回的CBF呈正相关.结论 尽管乳腺癌患者术后没有出现认知功能的降低,但麻醉手术仍会导致多发脑区血流量减低.而右后内侧额叶皮质、双侧额上回的异常脑血流灌注随术后时间进展可以出现改善.

患者女，64岁，因发现“左腋下肿块1个月”入院。查体：左腋下可触及约3.0 cm× 2.0 cm肿物，质硬，双侧乳腺未触及肿块。乳腺钼靶检查示：左腋下可见1个大小2.7 cm × 1.9 cm肿块，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左腋窝淋巴结肿大（图1）。全身检查未见远处转移征象。左腋下肿块穿刺病理提示：浸润性导管癌，考虑来源于副乳（图2）。免疫组化染色：Her2（3+），Ki67（约40%+）。采取Allred评分：ER=0分，PR=0分。左腋窝肿大淋巴结细针穿刺可见癌细胞。临床诊断：左侧副乳腺癌。8个周期化疗后行左侧副乳腺癌切除、左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示：肿瘤瘤床区见纤维组织增生伴胶原化和慢性炎细胞浸润，未见明确癌组织残留，Miller-Payne分级5级。左腋窝16枚淋巴结未见癌转移。术后患者完成放疗及1年靶向治疗，随访至今未见转移复发。

目的:比较3种调强放疗技术在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全乳腺放疗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8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12例早期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年龄32~50(42.4±6.8）岁。分别设计基于固定角度适形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IMRT）、容积旋转调强放疗的混合调强（3DCRT+VMAT）和切线弧容积旋转调强放疗计划（t-VMAT），并比较3种放疗计划的计划靶区、危及器官剂量参数以及治疗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3种调强放疗计划的靶区剂量分布和危及器官受量均能满足临床要求。3DCRT+IMRT和t-VMAT两种计划相比，3DCRT+VMAT的靶区剂量学指标适形性指数（0.84±0.05对0.74±0.06对0.79±0.06）和均匀性指数（0.10±0.03对0.14±0.03对0.13±0.03）最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9.01~6.47，均 P<0.05）；3DCRT+IMRT对患侧（左）肺的V 5[（35.92±8.01）%对（49.33±12.05）%对（60.58±12.94）%]、V 10[（25.50±6.91）%对(26.92±7.23）%对（41.25±10.37）%]、D mean[（10.14±2.43）Gy对（11.07±2.88）Gy对（14.52±3.32) Gy]和健侧（右）肺的V 5[（0.50±1.45）%对（2.17±3.76）%对（3.00±4.94）%]、D mean[（0.55±0.21）Gy对（1.79±0.58）Gy对1.75±0.70）Gy]及健侧（右）乳腺的V 5[（0.17±0.58）%对（1.92±4.10）%对（8.25±8.61）%]、D mean[（0.86±0.38）%对（1.65±0.45）%对（2.46±0.86）%]的保护最好。3DCRT+ VMAT的心脏V 30[（4.50±2.88）%对（5.00±3.25）%对（8.42±2.78）%]、V 40[（2.50±2.11）%对（3.25±2.53）%对（4.58±2.07）%]明显优于3DCRT+IMRT和t-VMAT，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7.11~3.45，均 P<0.05 ）。3DCRT+IMRT的平均机器跳数最小（280.90±52.18），t-VMAT的治疗时间最短。 结论:3DCRT+IMRT在低剂量区（<20 Gy）对健侧肺、患侧肺，健侧乳腺等危及器官的保护比较好，3DCRT+VMAT在提高靶区的均匀性和适形性方面有明显优势，且在高剂量区（>20 Gy）对患侧肺及心脏保护更好，t-VMAT缩短了治疗时间，提高了治疗效率和患者舒适度。

目的:探讨采用腹壁下动脉穿支(DIEP)皮瓣挽救扩张器置入失败并再造乳房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7月至2019年1月湖南省肿瘤医院肿瘤整形外科采用DIEP皮瓣移植再造乳房补救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扩张器置入乳房重建失败的患者资料。术后观察皮瓣成活情况、乳房形态以及供区伤口愈合情况和腹壁功能。结果:共纳入13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8～53岁。既往曾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扩张器置入乳房重建术，需再造乳房均为单侧，左侧8例，右侧5例。其中3例发生扩张器感染取出，4例发生扩张器包膜挛缩移位，6例自感不适需要取出假体。13例患者共切取移植13块游离DIEP皮瓣，皮瓣长(25.5±0.6) cm、宽(12.6±0.4) cm、厚(5.9±0.7) cm,血管蒂长度为(11.3±0.4) cm。皮瓣平均重量为435 g(390～510 g)。平均手术时间为440 min (390～560 min)。6例患者选用胸廓内血管近端作为受区吻合血管，4例选用胸廓内血管近、远端作为受区吻合血管，2例选用胸背血管作为受区吻合血管，1例选用胸背血管和胸廓内血管近端作为受区吻合血管。所有DIEP皮瓣均一期顺利成活。术后随访16.5个月(12～39个月)，再造乳房外形可，弹性好，无皮瓣挛缩变形。皮瓣供区仅遗留线性瘢痕，位置隐蔽，腹壁运动功能无明显受限。结论:DIEP皮瓣用于扩张器置入失败后的乳房再造，术后乳房形态良好，并发症少，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的:对比自主呼吸门控系统(ABC)和Catalyst呼吸门控系统在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选取深圳市人民医院放疗科2020年11月至2021年8月收治的左侧乳腺癌保乳术后女性患者48例，分成ABC和Catalyst组，设计动态调强放疗(IMRT)计划。分析2组计划的靶区和危及器官的剂量学差异。结果:2组呼吸门控IMRT计划在胸壁靶区的 D90%、 D98%、 Dmax、 Dmean、适形指数、均匀性指数及机器跳数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种呼吸门控深吸气屏气(DIBH)模式IMRT计划在患侧肺、心脏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ABC组和Catalyst组冠状动脉左前降支 Dmean、 Dmax、 D2%依次为(1 047.72±1 401.84) vs.(454.48±206.26)、(1 619.28±809.05) vs.(1 068.53±419.63)、(1 405.85±798.30) vs.(1 016.54±592.00)cGy，Catalyst优于ABC呼吸门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2.07、－3.18、－2.07， P<0.05)。 结论:ABC和Catalyst呼吸门控系统均满足临床治疗要求，Catalyst较ABC呼吸门控可进一步降低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受照射剂量。

2021年6月15日，湖南省肿瘤医院肿瘤整形外科收治1例43岁女性右侧乳腺癌患者。患者13年前曾接受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6年前接受带蒂腹直肌肌皮瓣移植左侧乳房再造术。入院后行右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双侧游离臂内侧穿支皮瓣移植右侧乳房再造术，术中以同侧臂内侧皮瓣再造外侧半乳房，尺侧上副血管蒂与胸外侧动脉近心端和胸外侧静脉远心端吻合，以对侧臂内侧皮瓣再造内侧半乳房，尺侧上副血管蒂与胸廓内血管吻合。完成血管吻合后见皮瓣通血良好，两侧臂内侧皮瓣供区直接拉拢缝合。患者术后病程稳定，皮瓣成活良好，供区愈合良好。术后随访2个月，皮瓣供区外观、功能好，未见明显并发症，再造乳房外形欠满意。本病例提示双侧游离臂内侧穿支皮瓣组合移植适合用于再造中小容量的乳房，不足以用于大容量乳房再造。

患者女性，51岁，因“左髋、腰骶疼痛7个月”于2019年11月就诊。发现左骶骨软组织包块伴骨质破坏，穿刺活检诊断为浆细胞瘤。查体：睑结膜无苍白，左侧髋部及骶骨压痛。结合血、尿M蛋白为κ（+），诊断多发性骨髓瘤（MM）。一线治疗应用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VRD）方案3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前诊断左侧肺癌，局部肺叶切除，基因检测证实为EGFR突变，服用埃克替尼靶向药物。ASCT暂缓并序贯伊沙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IRD）方案治疗MM，持续达到完全反应（CR）。既往2016年右乳腺癌术后放化疗史。2021年2月新发胸椎转移性腺癌，行局部放疗。2021年4月左侧乳腺癌复发，开始全身化疗6程。MM治疗持续进行，放化疗过程顺利。随访至今，3种肿瘤均病情稳定。

目的:对左侧乳腺癌术后内乳区域淋巴结照射的心脏剂量学进行分析，并评估其对患者生命质量的影响。方法:收集2019年5月至2021年5月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08例左侧乳腺癌术后行逆向调强放疗（IMRT）患者的临床资料，开展回顾性分析，根据术后放疗是否含内乳区域淋巴结照射分为研究组（含内乳，55例）和对照组（不含内乳，53例）。比较两组计划靶区（PTV）剂量学指标、心脏受量、放疗前后血清心肌损伤标志物及生命质量情况。结果:PTV剂量学方面，研究组和对照组的适形指数（CI）分别为0.73±0.07、0.75±0.08，均匀性指数（HI）分别为0.17±0.03、0.17±0.02，D max分别为（55.69±1.02）Gy、（55.46±1.13）Gy，D mean分别为（50.54±0.23）Gy、（50.48±0.21）Gy，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38， P=0.169； t<0.01， P>0.999； t=1.11， P=0.269； t=1.41， P=0.160）。心脏受量方面，研究组和对照组的D mean分别为（5.93±0.32）Gy、（5.64±0.30）Gy，V 40分别为（0.47±0.10）%、（0.41±0.11）%，V 30分别为（2.48±0.51）%、（2.06±0.4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86， P<0.001； t=2.97， P=0.004； t=4.36， P<0.001）。研究组和对照组放疗前血清肌钙蛋白Ⅰ（cTnⅠ）水平分别为（0.09±0.02）ng/ml、（0.09±0.01）ng/ml，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水平分别为（0.27±0.08）U/L、（0.25±0.08）U/L，肌红蛋白（MYo）水平分别为（3.84±1.02）μg/L、（3.69±0.97）μg/L，脑钠肽（BNP）水平分别为（172.35±16.24）pg/ml、（169.81±15.93）pg/m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01， P>0.999； t=1.30， P=0.197； t=0.78， P=0.436； t=0.82， P=0.414）；两组患者放疗后1个月血清cTnⅠ水平分别为（0.09±0.03）ng/ml、（0.09±0.02）ng/ml，CK-MB水平分别为（0.29±0.09）U/L、（0.28±0.08）U/L，MYo水平分别为（4.06±1.08）μg/L、（4.01±1.03）μg/L，BNP水平分别为（175.13±17.09）pg/ml、（172.47±16.28）pg/ml，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01， P>0.999； t=0.61， P=0.544； t=0.25， P=0.806； t=0.83， P=0.410）。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放疗前欧洲癌症治疗与研究组织生命质量量表核心量表（EORTC QLQ-C30）评分分别为（60.24±5.13）分、（61.19±5.46）分，放疗后1个月EORTC QLQ-C30评分分别为（74.12±7.20）分、（75.35±7.88）分，放疗后6个月EORTC QLQ-C30评分分别为（77.53±7.14）分、（78.95±7.08）分，放疗后1年EORTC QLQ-C30评分分别为（75.02±6.93）分、（76.68±6.74）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93， P=0.353； t=0.85， P=0.399； t=1.04， P=0.302； t=1.26， P=0.210）；两组患者放疗后1个月、6个月、1年EORTC QLQ-C30评分均高于放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结论:左侧乳腺癌术后含内乳区域淋巴结照射的IMRT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心脏剂量增加，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可行的，短期内对患者心脏功能、生命质量不会造成影响。

目的:比较非均整器（FFF）模式和均整器（FF）模式在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深吸气屏气（DIBH）动态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MAT）中的剂量学差异。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DIBH放疗的16例左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女性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37~61 (43.5±5.7）岁。对同一患者分别设计FFF和FF模式的VMAT计划，给予计划靶区（PTV）相同的处方剂量50 Gy/25次，在达到相同的剂量归一条件下，比较靶区剂量学、危及器官受量及机器执行效率的差异。组间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2种模式下靶区PTV的D 2%、D 50%、D 98%（D x%表示x%靶体积的受照剂量）、适形指数、平均指数及梯度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519~1.644，均 P>0.05）；FFF模式的心脏V 5 Gy、V 30 Gy（V x Gy表示≥x Gy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及平均剂量（D mean ），患侧肺V 5 Gy、V 10 Gy及D mean，全肺V 5 Gy、V 10 Gy、V 20 Gy及D mean，患者受照剂量的V 5 Gy均优于FF模式，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741~-2.156，均 P<0.05）；FFF模式机器跳数是FF模式的1.32倍[（1073.41±143.79）MU对（815.70±87.69） MU]，但执行时间却减少为FF模式的88.9%[（128.00± 11.64） s对（144.75±11.45） s]，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8.665、-4.373，均 P<0.05）。 结论:2种模式下靶区剂量相似，FFF模式危及器官受照剂量更低，并且可显著缩短DIBH治疗时间。

目的:比较左侧乳腺癌患者根治术后常规调强放射治疗计划(intensity modulated radiotherapy, IMRT)与电子束适形放疗(electron beam conformal radiotherapy, EBCRT)联合调强放疗计划的剂量学差异。方法:选择2018年6月至2021年10月于宁波市第一医院放化疗中心收治的20例左侧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资料，计划靶区(plan target volume, PTV)包括锁骨上下淋巴结引流区域计划靶区(PTV sc)和患侧胸壁计划靶区(PTV cw)，处方剂量均为50 Gy/25次。所有患者均采用美国Varian Eclipse治疗计划系统(treatment planning system, TPS)设计两种放疗计划，然后对比两种放疗计划的剂量学参数差异。 结果:所有20例患者的IMRT计划全部满足临床要求，与此同时EBCRT联合IMRT计划中有2例患者因患侧肺剂量参数超出本单位的剂量限定标准而不被临床接受，两例失败计划的胸壁最大深度分别为3.7和4.4 cm，使用的电子束能量分别为12和15 MeV。其余18例患者的胸壁深度均≤3 cm，使用9 MeV及以下能量电子束进行EBCRT联合IMRT计划设计，靶区和各危及器官剂量均满足临床要求，并与IMRT计划进行剂量学配对比较。常规IMRT的均匀性指数(HI)均优于EBCRT联合IMRT计划( tPTVsc＝-10.20、 tPTVcw＝ -9.24, P<0.05)；常规IMRT整体靶区适形指数(CI)与EBCRT联合IMRT计划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PTVall ＝10.39， P<0.05)。对于危及器官(organ at risk, OARs)，EBCRT联合IMRT计划患侧肺的 V5 Gy、 V20 Gy和 Dmean均较IMRT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98、6.30、11.30， P<0.05)；心脏的 V25 Gy和 Dmean分别降低了8.3 %和4.79 Gy( t ＝ 15.23、15.76， P< 0.05)；冠状动脉左前降支(left anterior descending coronary artery, LADCA)的 Dmean降低了44.03 %( t＝11.69, P<0.05);健侧乳腺的 V5 Gy和 Dmean分别降低了7.9 %和0.8 Gy( t＝3.66、4.932 P<0.05)；其他OARs剂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于胸壁靶区深度≤3 cm的左侧乳腺癌根治术后患者，EBCRT联合IMRT能显著降低心脏、患侧肺和健侧乳腺的剂量，有利于降低乳腺癌放疗远期并发症风险以进一步提高患者的长期总生存率。而对于胸壁较厚的患者，选择IMRT计划可满足临床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