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幼儿动脉导管未闭（PDA）常用环氧合酶（COX）抑制剂治疗，但此类药物的疗效尚未明确。在该项多中心、非劣效性试验中，将超声心动图确诊为PDA（直径>1.5 mm，左向右分流）的极早产儿（胎龄<28周）随机分配接受期待治疗或早期布洛芬治疗。主要结局包括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贝尔分级Ⅱa期及以上）、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或矫正胎龄36周内死亡。与早期布洛芬治疗相比，期待治疗的非劣效性被定义为单侧95% CI的上限<10个百分点的绝对危险度差值。共有273例患儿接受随机分组，中位胎龄为26周，中位出生体重为845 g。期待治疗组136例患儿中有63例（46.3%）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早期布洛芬治疗组137例患儿中有87例（63.5%）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绝对危险度差值=-17.2%，单侧95% CI上限=-7.4%，非劣效性 P<0.001）。期待治疗组136例患儿中有24例患儿（17.6%）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在早期布洛芬治疗组137例患儿中有21例（15.3%）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绝对危险度差值=2.3%，双侧95% CI：-6.5%~11.1%）。在期待治疗组有117例进行了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评估，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者有39例（33.3%）；早期布洛芬治疗组112例患儿进行了评估，有57例（50.9%）诊断为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绝对风险差值=-17.6%，双侧95% CI：-30.2%~-5.0%）。期待治疗组有19例（14.0%）死亡，早期布洛芬治疗组有25例（18.2%）死亡（绝对危险度差值=-4.3%，双侧95% CI：-13.0%~4.4%）。两组其他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似。因此得出结论：在降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或矫正胎龄36周内死亡的发生率方面，对极早产儿PDA进行期待治疗表现出不劣于早期布洛芬治疗的效果。

目的:不少外科医生对结肠脾曲的肠系膜形态认识不足，以致于在进行脾曲周围癌的完整系膜切除时存在诸多问题。本研究对结肠脾曲游离过程中的肠系膜形态进行连续的活体解剖观察，并从胚胎学角度，对结肠脾曲特有的肠系膜形态进行三维重建，以帮助外科医生进一步理解该区域的系膜结构。方法:回顾性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就诊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的9例录像完整、质量合格的非连续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和手术录像。全组患者均由同一组外科医师实施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以中间入路为主的"三路包抄"方式进行脾曲游离。在脾曲游离过程中，对横结肠系膜和降结肠系膜形态进行观察，结合胚胎学理论进行三维模拟。以胰腺腹侧尾侧缘为轴向，并连续采集4个层面的术中照片（切面1、2、3、4）。结果:脾曲游离过程的中位手术时间为31（12~55）min，中位出血量5（2~30）ml，术中1例患者出现脾下极血管损伤，予超声刀电凝止血成功。9例患者均观察到稳定的横结肠系膜根结构；横结肠系膜根位于胰腺下缘，内侧较为明显且坚韧，而在胰体尾部该结构逐渐消失，代之以光滑的相互移行的横结肠系膜和降结肠系膜背侧叶。通过术中观察重建结肠脾曲形态：胚胎时期横结肠系膜呈扇形移行为降结肠系膜，在其内侧（切面1至切面2），横结肠系膜和降结肠系膜移行处受肠系膜上动脉（SMA）的牵拉而内翻，发生对折，并受胰腺的压榨，从而形成术中观察到的横结肠系膜根结构；其外侧（切面3至切面4）远离SMA的力学牵拉，移行区未受胰体尾压榨，横结肠系膜和降结肠系膜移行处结肠系膜背面光滑，平躺于相对应的由胰体尾、Gerota筋膜和脾下极构成的膜床上。结论:本研究从胚胎学角度，对结肠脾曲特有的肠系膜形态进行三维模拟，提出了能稳定在术中观察到的横结肠系膜根结构。术中以胰腺腹侧尾侧缘为轴向，平Gerota筋膜水平，由内向外切断横结肠系膜根至胰体尾下缘，可保证横结肠系膜根部脂肪和淋巴组织的完全清扫。

目的:探讨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危险因素及其风险评估量表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1月国内1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539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48例、宁波市第一医院35例、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35例、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32例、临沂市人民医院32例、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31例、上海市嘉定区中医医院28例、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7例、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26例、如皋市人民医院21例、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11例、宁波市杭州湾医院7例、江苏省建湖县人民医院6例）行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57例，女382例；年龄为（62.7±0.5）岁。观察指标：（1）随访情况。（2）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危险因素分析。（3）构建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风险评估量表。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出院后1周、术后1个月随访，了解病人术后吻合口漏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评估检测方法的效能。约登指数最大值为最佳截断值。 结果:（1）随访情况。539例病人均获得出院后1周、术后1个月随访。随访期间，79例病人发生吻合口漏，吻合口漏发生率为14.66%（79/539），其中39例经保守治疗后痊愈，40例行二次手术（回肠或结肠造口）后痊愈。（2）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危险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长期吸烟和（或）酗酒、肿瘤长径、糖尿病、血红蛋白、白蛋白、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新辅助放化疗、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腔内闭合器数目、吻合口加固、术中出血量、放置肠减压管、保留左结肠动脉、手术时间、专业化医师是影响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的相关因素（ χ2 =14.060，4.387，5.039，4.094，17.488，33.485，25.066，28.959，34.973，34.207，22.076，13.208，16.440，17.708，17.260，4.573，5.919，5.389，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肿瘤长径≥3.5 cm、合并糖尿病、血红蛋白<90 g/L、白蛋白<30 g/L、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Ⅲ级、新辅助放化疗、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1 cm、腔内闭合器数目≥3个、吻合口未加固、术中出血量≥100 mL、未放置肠减压管是影响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864，3.043，12.556，7.178，8.425，12.895，8.987，4.002，3.084，4.393，3.266，3.224，95%可信区间为1.279~6.411，1.404~6.594，4.469~35.274，2.648~19.459，2.471~28.733，4.027~41.289，3.702~21.777，1.746~9.171，1.365~6.966，1.914~10.083，1.434~7.441，1.321~7.867， P<0.05）。（3）构建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风险评估量表。根据单因素分析结果，临床病理因素 χ2值>20，赋3分； χ2值>10且≤20，赋2分； χ2值≤10，赋1分。累积分数≥6分是判断术后吻合口漏的有效客观指标。构建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风险评估量表（6-321），累积分数≥6分，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高；累积分数<6分，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低。 结论:男性、肿瘤长径≥3.5 cm、合并糖尿病、血红蛋白<90 g/L、白蛋白<30 g/L、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Ⅲ级、新辅助放化疗、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1 cm、腔内闭合器数目≥3个、吻合口未加固、术中出血量≥100 mL、未放置肠减压管是影响腹腔镜低位直肠癌前切除术后吻合口漏的独立危险因素；据此构建风险评估量表（6-321），累积分数≥6分，提示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高；累积分数< 6分，提示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低。

目的:探讨经自然腔道取标本（NOSES）的机器人直肠肿瘤手术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术前经肠镜病理证实为恶性肿瘤，或虽为良性肿物但无法局部切除或经肛切除者；（3）预期能达到R 0切除；（4）术前评估肿瘤长径≤5 cm，或虽肿瘤长径>5 cm但与肠管长轴平行，预计标本能够从肛门拖出。排除合并肠梗阻、穿孔、出血或远处转移者以及存在腹腔镜手术禁忌证或既往有腹部大手术或粘连病史者。回顾性收集2016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胃肠外科行NOSES机器人直肠肿瘤手术的162例患者病例资料。其中，男性患者94例，女性患者68例，年龄（57±13）岁，体质指数为（23.5±3.2）kg/m 2，肿瘤下缘距离肛缘距离为（8.2±2.9）cm。采用5孔法放置机器人Trocar，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左结肠动脉常规予以保留。经肛门置入腔镜无菌套，套内将切除标本经肛门拖出。观察手术安全性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等）和肿瘤根治性指标（淋巴结检出数、转移阳性淋巴结数以及阳性切缘情况等）。 结果:162例患者均完成机器人NOSES，无中转开腹病例。手术时间为（188.7±79.8）min，术中出血量为（47.1±33.2）ml。肿瘤长径为（3.4±1.5）cm，最大为12 cm。按照手术方式统计，154例患者行TME术，1例患者为TME并肝转移瘤切除，1例TME并横结肠部分切除，2例TME并卵巢切除，2例TME并子宫切除，1例因左肾血管平滑肌瘤行TME并左肾部分切除，1例因术中左侧输尿管损伤行TME并左侧输尿管修补。所有患者均经直肠取出标本。行预防性回肠双腔造口率为6.8%（11/162）。淋巴结检出（14.9±5.1）枚。术后病理检查显示，156例为腺癌，其中Tis期1.3%（2/156）、T 1期9.0%（14/156）、T 2期26.3%（41/156）、T 3期35.9%（56/156）、T 4期27.6%（43/156）。34.6%（54/156）的腺癌患者有淋巴结转移，1例同时性肝转移。所有病例环周切缘（包括上下切缘）均为阴性。术后患者的进食时间为（4.2±4.1）d，术后住院天数为（11.4±7.7）d。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为12.3%（20/162），吻合口漏发生率4.9%（8/162）。4例（2.5%）因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后90 d内，无肛门功能异常及死亡病例。 结论:机器人NOSES治疗直肠肿瘤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目的:在腹腔镜辅助左半结肠切除术中，尽管有研究报道保留肠系膜下动脉（IMA）主干可改善肠道血运，降低吻合口漏发生率，但是否需要保留IMA目前临床上仍存在争议。本文探讨不保留IMA主干与保留IMA主干对结肠癌腹腔镜辅助左半结肠切除术近期疗效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2年10月至2019年2月期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接受腹腔镜左半结肠癌D 3切除手术治疗的19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按IMA保留与否分为IMA切除组（91例）和IMA保留组（104例）。IMA切除组在距IMA根部约5 cm外辨识已发出左结肠动脉（LCA）及1~2支乙状结肠动脉（SA）后，于远端切断IMA主干；IMA保留组则解剖IMA主干，并清扫IMA周围淋巴结，分离出LCA及、SA第1支（SA1）后，于根部闭合切断LCA及SA1。比较两组术后30 d内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术后随访恢复情况，并记录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检出数目、标本长度和术后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等。 结果: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无手术相关死亡病例。与IMA保留组相比，IMA切除组手术时间更短[（161.8±48.0） min比（182.9±49.4） min， t=2.985， P=0.003]，术中出血量更少[（38.5±30.8） ml比（52.9±32.2） ml， t=2.088， P=0.038]，切除肠管长度更长[（19.2±6.0） cm比（17.2±5.4） cm， t=-2.447， P=0.01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首次排气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IMA切除组与IMA保留组患者总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6.6%（6/91）比6.7%（7/10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01， P=0.969）。其中IMA切除组术后腹腔感染1例，切口感染2例，肺部感染1例，肠梗阻2例，无吻合口出血发生；IMA保留组术后肺部感染1例，切口感染1例，腹腔出血1例，肠梗阻2例，吻合口出血2例。两组术后均无吻合口漏发生。所有并发症均经保守治疗痊愈。中位随访12（3~24）个月，两组患者术后肠管血运良好，肠镜均未见明确充血性或缺血性肠炎表现。 结论:不保留IMA的腹腔镜辅助左半结肠切除术并不会增加左半结肠癌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腹腔镜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中左结肠动脉(LCA)的保留对预防术后并发吻合口漏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7年8月—2019年12月濉溪县医院普外科直肠癌患者32例，其中男14例、女18例，年龄13～89岁，中位年龄51岁。32例均行腹腔镜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术中保留左结肠动脉的15例纳入观察组，未保留左结肠动脉的17例纳入对照组。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第253组淋巴结清扫数目、淋巴结清扫总数目、肿瘤距肛门距离、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术中回肠造瘘比例、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以及术后排粪失禁发生率等指标。结果: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影响吻合口血供的基础疾病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两组间比较，术中出血量、第253组淋巴结清扫数目、淋巴结清扫总数目、排粪失禁、肿瘤距肛门距离、吻合口距齿状线距离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手术时间观察组为(178.5±19.4)min，略长于对照组的(150±13.2)min；术后住院时间观察组为(11.87±4.64)d，短于对照组的(13.46±1.12)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906、2.873, P值均<0.05)。观察组患者术中均未行回肠造瘘且无吻合口漏发生，而对照组术中7例行回肠预防性造瘘、术后发生4例吻合口漏，且4例吻合口漏情况均出现在未行预防造瘘的患者；两组患者术中回肠造瘘和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7、0.019)。 结论:在腹腔镜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中，保留左结肠动脉可有效降低术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并且能彻底清扫第3站淋巴结，并完成肿瘤根治。

目的:评价深度学习重建（DLIR）算法结合低管电压技术相对于自适应统计迭代重建（ASiR-V）算法对腹部增强CT动脉晚期图像中微小动脉的显示情况。方法:前瞻性收集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需排查腹部疾病并接受腹盆腔增强CT扫描的患者。根据CT扫描不同管电压以简单随机法将患者分为80 kV低管电压（LV）组和120 kV高管电压（HV）组。根据不同重建算法，每组再进一步分为DLIR-H（D）和ASiR-V 50%（A）2个亚组。对患者进行CT增强扫描时均采用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噪声指数统一设置为9。对重建层厚为0.625 mm的动脉晚期图像进行主观评价和客观指标评价，并记录动脉晚期扫描的辐射剂量。结果:共纳入168例患者，其中男76例，女92例，年龄18~85（53±15）岁，体质指数（24±3）kg/m 2；LV组91例、HV组77例。LV组主动脉和肝总动脉CT值明显高于HV组（ t=-14.20， P<0.001； t=-0.95， P<0.001）。管电压相同时，D亚组动脉晚期图像噪声明显低于A亚组，肝脏、主动脉、肝总动脉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均明显高于A亚组（ P均<0.001）。LV-D亚组中主动脉和肝总动脉SNR和CNR明显优于LV-A、HV-D、HV-A亚组（ P均<0.001）。腹部血管显示的主观评价方面，LV-D亚组肝总动脉、肠系膜下动脉、左结肠动脉升支边缘的空间分辨力以及左结肠动脉升支对比度均显著优于LV-A、HV-D、HV-A亚组（ P<0.05），脾区边缘动脉显示率（54.9%，50/91）显著优于HV-D（24.7%，19/77）和HV-A亚组（32.5%，25/77）（校正后 P<0.05）。LV组与HV组间有效辐射剂量分别为（4.91±1.97）、（5.43±1.78）mSv，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低管电压技术结合DLIR算法的腹部增强CT扫描能够有效提升肠系膜下动脉发出的左结肠动脉升支及脾区边缘动脉的显示水平，为类似微小血管的评估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目的:研究分别以肠系膜上动脉左、右侧为淋巴结清扫内侧界的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的手术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102例进展期右半结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淋巴结清扫范围不同分为研究组(48例)和对照组(54例)。两组患者均行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根治术，研究组淋巴结清扫内侧界为肠系膜上动脉左侧，对照组为肠系膜上动脉右侧，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后第1天血清CPR、术后病理清扫淋巴结数目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研究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169±24)min比(138±28)min， t＝4.827，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在住院时间[(10.5±1.7)d比(9.7±2.0)d， t＝1.172, P>0.05]、血清CRP水平[(110±44)mg/L比(100±39)mg/L， t＝1.287, P>0.05]、术后并发症(12例比9例， P>0.05)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术后病理清扫淋巴结数目多于对照组[(23.8±8.2)枚比(19.7±6.8)枚， t＝2.191,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两组阳性淋巴结数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2±4.9)枚比(1.4±2.8)枚， t＝0.863, P>0.05]。 结论:以肠系膜上动脉左侧为界的腹腔镜右半结肠癌手术可以清扫更多的淋巴结，并且扩大的清扫并未明显增加手术并发症及术后应激反应。

患者男，62岁，因“心源性猝死抢救治疗后6 d，胸闷、憋喘2 d”就诊，既往有冠心病、糖尿病病史。6 d前因心源性猝死于外院行心肺复苏，复苏成功后行冠状动脉（冠脉）造影提示心肌梗死并置入冠脉支架。心脏超声示：射血分数28%，左室壁节段性运动异常。实验室检查：血清高敏肌钙蛋白17.400 ng/ml，B型氨基端利钠肽原>35 000 pg/ ml；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5.77×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4%。入院8 d后行非体外循环下冠脉搭桥术。术后第9天出现下腹痛，急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20.04×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1.6%。行腹部CT检查提示直肠扩张，腔内大量内容物（图1）。术后第10天患者下腹痛加重并出现高热、腹膜炎体征。腹部CTA检查提示肠系膜下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图2，3）。急诊行腹腔镜下探查发现直肠上段前壁坏死（图4），行Hartmann手术（切除坏死直肠，远端直肠封闭，近端结肠造口）。术后病理检查示：直肠壁组织急性化脓性炎，部分组织坏死。术后患者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经积极治疗，于术后第35天治愈出院。

目的:探讨输尿管易发生医源性损伤的部位和修复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至2022年5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3例输尿管医源性损伤患者的病例资料，男20例，女23例。中位年龄39(16，64)岁。损伤位于左侧26例(60.5%)，右侧16例(37.2%)，双侧1例(2.3%)；输尿管上段8例(18.6%)、中段8例(18.6%)、下段27例(62.8%)。损伤长度(5.9±2.4)cm。7例于术中诊断，表现为输尿管管腔结构破损、离断或被结扎，术区出现广泛渗液，输尿管镜下可见脂肪组织。36例延迟诊断，表现为腰腹部疼痛13例，发热12例，腹膜刺激征9例，阴道流液9例，血尿5例；泌尿系增强CT或静脉尿路造影检查示造影剂外溢10例，肾积水或输尿管扩张27例，发现患侧肾肿瘤1例；行引流液肌酐检查7例；行肾动态显像检查发现单侧肾无功能1例。妇科手术损伤13例均行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结直肠外科手术损伤12例，术中诊断7例行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5例延迟诊断，先行肾造瘘术，其中4例于6个月后完成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1例行输尿管膀胱重吻合。泌尿外科手术损伤18例，其中10例行Boari皮瓣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2例行肾输尿管切除术，3例行自体肾移植术，1例行阑尾代输尿管手术，2例应用口腔黏膜补片修补。43例中，29例发生在7处易损伤部位，妇科手术损伤部位常见于输尿管与髂外动脉、骨盆漏斗韧带、子宫动脉交汇或毗邻处，分别为4、5、3例；结直肠外科手术损伤部位分别为输尿管与肠系膜血管平行段4例，输尿管与结肠毗邻处2例，输尿管与输精管交汇处3例；泌尿外科手术损伤部位分别为输尿管与髂外动脉交汇处和肾盂输尿管连接处各4例。其余14例损伤部位不具有规律性，与上述易损伤部位不重合。结果:本研究43例术后随访18(11，47)个月，其中41例能正常排尿，无血尿、尿外渗、胁腹疼等症状，尿常规、尿素氮、血肌酐检查均正常。泌尿系B超检查示轻度肾积水13例，随访中积水程度未见缓解或加重。1例自体肾移植术后出现输尿管膀胱吻合处再狭窄，行球囊扩张后积水缓解。1例先行肾穿刺造瘘，6个月后术中探查发现左输尿管末端被Hem-o-lok夹夹闭3/5管壁，右输尿管与乙状结肠形成内瘘，取左右侧膀胱皮瓣各3 cm行双侧输尿管膀胱再植手术，术后恢复良好。结论:医源性输尿管损伤易发生部位共7处，妇科手术易发生于输尿管与髂外动脉、骨盆漏斗韧带、子宫动脉交汇或毗邻处；结直肠外科手术易发生于输尿管与肠系膜血管平行段、与结肠毗邻处、与输精管交汇处；泌尿外科手术损伤易发生于输尿管与髂外动脉交汇处和肾盂输尿管连接处。输尿管损伤的治疗需根据损伤原因、位置和长度综合考虑。对于长度较短而程度较重的输尿管损伤，行输尿管吻合或输尿管膀胱吻合术。对于长度较长的损伤，行自体肾移植、其他组织代输尿管手术或采用Boari皮瓣、颊/口腔黏膜移植等。修复手术中最重要的是保证无张力吻合，不过度破坏输尿管的血供，输尿管应裁剪到血供较好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