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同级别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制定人群心理干预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于2020年1月30日至2月28日通过网络对857名广东省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根据人群受疫情影响的程度，将人群分为第一级人群215人、第二级人群91人、第三级人群120人、第四级人群431人，并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 GAD-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PHQ-9)、压力知觉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10)对不同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定。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分别对各级人群间3个量表总分的差异性进行检验，并根据Bonferroni法对各组进行两两比较，最后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进一步分析其各量表维度间的差异。 结果:857名受试者GAD-7评分为4(1,8)分，PHQ-9评分为4(1,9)分，PSS-10评分为16(11,19)分。不同级别人群中GAD-7（ H=15.235， P<0.01）、PHQ-9（ H=9.265， P=0.026）、PSS-10（ H=8.435， P=0.049）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GAD-7评分：第一级人群焦虑程度高于第二级人群且高于第四级人群，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932、-4.012、-2.949，均 P<0.05），具体差异表现为“变得容易烦恼或急躁”“感到害怕、似乎将发生可怕的事情”等维度；PHQ-9评分：第一级人群、第二级人群抑郁程度高于第四级人群，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3.387、-2.682，均 P<0.05），具体差异表现为“感到心情低落沮丧”“入睡困难或睡不醒”等相关维度；PSS-10评分：第三级人群应激程度高于第一级人群且高于第四级人群，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702、-3.693、-2.735，均 P<0.05），具体差异表现为“对自己感到信心”“事情发展如预料一样”“能够控制愤怒情绪”“事情都在控制中”等相关维度。 结论: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级别的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各不相同，应针对不同人群结合其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合适的心理干预。

目的:探讨多位一体构音错误矫治训练在功能性构音障碍（FAD）患儿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1月—2021年6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接受语言功能训练的68例FAD患儿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4例。对照组实施常规语音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多位一体构音错误矫治训练。比较两组构音器官运动功能以及干预前（T1）、干预3个月（T2）、干预6个月（T3）构音音节评定结果及言语功能恢复的差异性。结果:干预后，观察组构音器官运动功能中，最长发音时间、头部控制、唇力度、舌外伸范围、唇左右摆动力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T1、T2、T3时，两组患儿构音音节评定结果存在交互、组间、时间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儿改良的Frenchay构音障碍评价量表（FDA）评分存在交互、组间、时间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FAD患儿实施多位一体音错误矫治训练可改善发音器官运动功能及构音音节复述能力，从而促进患儿言语功能的恢复。

目的:探讨人参不同药用部位（人参、人参叶、人参花）中皂苷类成分的差异性，为其质量评定提供参考。方法: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飞行时间高分辨质谱（UFLC-Triple-TOF-MS/MS）分析人参、人参叶、人参花中皂苷类成分含量，采用SynergiTM Hydro-RP 100 A柱，0.1%甲酸水溶液（A）-乙腈（B）为流动相，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分析样品分组情况，以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PLS-DA）分析不同药用部位化学成分差异。结果:人参、人参叶、人参花的代谢组分具有明显差异，共得到10个差异化学成分，且具有不同的变化规律。结论:人参不同药用部位化学成分存在明显差异，可为人参的进一步研究与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意念的现状及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模型，以提高对自杀企图高危个体的识别。方法:选取252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调查对象，按7∶3比例，分为建模组（ n=176）和验证组（ n=76）。采用贝克自杀意念量表（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BSI）、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Rating Scale，SSRS）、简明精神病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分别评估患者自杀意念、焦虑抑郁症状、社会支持情况、精神病性症状和睡眠情况；根据BSI评分是否存在自杀意念分为有自杀意念组和无自杀意念组；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χ 2检验进行2组间差异性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筛选影响患者自杀意念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R4.1.2软件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将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可视化，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评价模型的预测能力，并用Boostrap验证法进行模型的内部验证。 结果:252例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自杀意念患者为92例，发生率为36.51%（92/252）；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性别（β=0.70， OR=3.66，95% CI=1.02~3.85）、学历（β=-0.54， OR=0.85，95% CI=0.19~0.89）、有无陪护（β=1.32， OR=6.72，95% CI=1.38~10.16）、焦虑（β=0.08， OR=3.98，95% CI=1.01~1.18）、抑郁（β=0.11， OR=28.30，95% CI=1.07~1.16）为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自杀意念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预测模型建模组、验证组AUC分别为0.83、0.82。 结论: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意念发生率较高，构建的Logistic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可为早期发现有自杀企图高危风险的个体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急诊采用含神经的游离背阔肌肌皮瓣转移修复上肢严重损伤创面、恢复屈肘或伸肘功能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3月至2019年11月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关节创伤骨科收治的上肢复合组织缺损患者的临床资料，均采用含神经的游离背阔肌肌皮瓣急诊修复。术后随访12~24个月，采用问卷形式调查患者对肌皮瓣愈合、形态、温度、感觉及功能的满意度；术后3、6、12个月采用中华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上肢功能评价标准对上肢运动神经功能进行评价；术后12个月采用Mayo肘关节评分进行肘关节修复后的效果评定；术后12个月测量患侧与健侧肘关节屈曲度、欠伸度及前臂旋前角度、旋后角度；观察供区外形及功能是否受影响。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患侧与健侧肘关节屈曲度、欠伸度及前臂旋前、旋后角度差异性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共纳入21例患者，男15例，女6例，年龄18~60岁，平均37岁。致伤原因：交通伤14例，机器伤7例。均为上肢严重复合组织缺损，伴有屈肘或伸肘功能损伤。软组织缺损面积为15 cm×6 cm~33 cm×12 cm,背阔肌肌皮瓣面积为17 cm×8 cm~35 cm×15 cm。受伤至手术时间2~5 h。21例患者背阔肌肌皮瓣全部成活，随访时间12~24个月，患者对肌皮瓣愈合满意率为100%(21/21)，形态满意率为100%(21/21)，温度满意率为90.48%(19/21)，感觉满意率为85.71%(18/21)，功能满意率为95.24%(20/21)。上肢运动神经功能评价，12例为M3+，8例为M3，1例为M2。Mayo肘关节评分评定修复后效果，优11例、良8例、可2例。术后12个月肘关节屈曲度患侧为134.73°±7.41°，健侧为139.37°±9.13°( t＝1.81， P＝0.078)；肘关节欠伸度患侧为6.28°±2.16°，健侧为5.91°±1.95°( t＝0.58， P＝0.563)；前臂旋前角度患侧为78.59°±3.72°，健侧为80.26°±3.94°( t＝1.41， P＝0.166)；前臂旋后角度患侧为79.28°±3.59°，健侧为81.02°±3.81°( t＝1.52， P＝0.136)。供区无明显瘢痕挛缩，外形、功能无明显影响。 结论:含神经的游离背阔肌肌皮瓣修复上肢严重组织缺损，不但覆盖了缺损创面，且重建了患肢功能，有效缩短了患者恢复周期，是急诊修复上肢严重创伤伴肘关节功能损伤的有效方法。

目的:探讨职场员工处于沉浸式虚拟自然环境后情绪优化的效果。方法:于2020年7月，选取15名受试者分别在虚拟自然环境和日常环境下完成两组跑步机步行训练试验，采集被试步行前后的皮肤电（EDA）、脉搏频率（Pf）、呼吸频率（Rf）及《自我情绪评定量表》（SAM）数据；计算SAM 3个维度的均值以及试验前后的情绪差值，受试者生理指标和主观情绪变化的差异性用配对样本 t检验进行分析。 结果:与日常环境比较，受试者处于虚拟自然环境后的ΔEDA、ΔPf和ΔRf均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受试者使用虚拟自然环境前后愉悦度和唤醒度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日常环境比较，受试者使用虚拟自然环境后的Δ愉悦度升高，Δ唤醒度和Δ优势度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虚拟自然环境下步行有助于受试者改善情绪、放松心情、提高自主神经系统的调控能力。

目的:探讨认知双重任务下早期帕金森病患者的步态学特征，为帕金森病的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及合理康复提供敏感的运动学指标。方法:选取2021年9月至2023年8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门诊及住院的62例早期非震颤型帕金森病患者作为试验组，选择同时期其年龄构成比具有可比性的体检人员或患者家属62名作为健康对照组，比较两组受试者就诊时的基线资料、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和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UPDRS）运动部分步态评价得分，应用可穿戴步态分析设备分别采集两组受试者在单任务和双重任务下的步态参数，量化早期帕金森病患者的足部运动学特征。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两组的步态参数，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索步态参数与帕金森病的关联，最后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来估计变量的诊断价值。 结果:步态时空参数（每个步态周期）：（1）单任务下行走时，帕金森病组的步速较对照组［（1.01±0.12）m/s比（1.22±0.18）m/s， t=-7.526］减慢，双足支撑时间较对照组［（0.29±0.05）s比（0.22±0.06）s， t=6.659］增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2）双任务下行走时，帕金森病组的步速［（0.88±0.11）m/s比（1.19±0.16）m/s， t=-12.158， P<0.001］较对照组减小，双足支撑时间［（0.36±0.05）s比（0.22±0.05）s， t=12.848， P<0.001］较对照组增加，步幅较对照组［（109.20±6.21）cm比（112.77±5.87）cm， t=-3.203， P=0.010］减小，步频较对照组［（114.45±7.10）步/min比（110.87±7.16）步/min， t=2.724， P=0.020］增加，单足支撑时间较对照组［（0.49±0.12）s比（0.45±0.06）s， t=2.643， P=0.020］增加，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步态运动学参数：（1）单任务下行走时，帕金森病组运动时足部在矢状面移动的最大角度较对照组（17.19°±2.37°比19.71°±2.92°， t=-4.691， P<0.001）减小，在矢状面移动的最小角度较对照组（-67.08°±4.63°比-70.10°±3.94°， t=0.395， P=0.001）减小（负号代表运动方向）；足部在水平面移动的最小角度较对照组（9.08°±4.02°比11.80°±3.60°， t=-3.461， P<0.001）减小；足部在冠状面移动的最小角度较对照组（-10.55°±2.87°比-12.04°±2.31°， t=2.831， P=0.030）减小（负号仅代表移动方向），足部的着地角度较对照组（11.14°±2.78°比12.78°±3.57°， t=-2.779， P=0.030）减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2）双重任务行走时，帕金森病组的矢状面最大移动角度（15.44°±2.54°比18.99°±2.71°， t=-6.673， P<0.05）、矢状面最小移动角度（-65.68°±4.73°比-70.02°±4.04°， t=-4.747， P<0.001］、冠状面最小移动角度（-11.15°±2.99°比-13.18°±2.50°， t=3.642， P=0.020）、着地角度（11.01°±3.10°比12.83°±4.01°， t=-2.438， P=0.010）、水平面最小移动角度（8.83°±4.04°比11.83°±3.63°， t=-3.776， P<0.001）以及离地角度（-65.00°±3.54°比-67.06°±3.61°， t=3.133， P<0.001）均较对照组减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步频（ OR=1.124，95% CI 1.040~1.201， P=0.001）和冠状面最小移动角度均与帕金森病呈正相关（ OR=1.501，95% CI 1.040~2.151， P=0.030），步幅与帕金森病呈负相关（ OR=0.902，95% CI 0.830~0.978， P=0.010）。采用ROC曲线评估步频、步幅和冠状面最小移动角度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对于步频，当约登指数最大为0.880时，区分帕金森病组与对照组的最佳截止值为115.000，敏感度为0.577，特异度为0.710，曲线下面积为0.656。对于冠状面最小移动角度，当约登指数最大为0.251时，区分帕金森病组与对照组的最佳截止值为-12.575，敏感度为0.728，特异度为0.531，曲线下面积为0.670。对于步幅，当约登指数最大为0时，区分帕金森病组与对照组的最佳截止值为100.911，敏感度为0.950，特异度为0.050，曲线下面积为0.300。 结论:步态参数中的步频、冠状面最小移动角度作为反映早期帕金森病步态特征的运动学标志物，在跟踪评价早期帕金森病患者步态障碍特征及预测罹患帕金森病风险大小方面可能有一定帮助。认知-运动双重任务行走时早期帕金森病患者的某些步态参数较健康人有更显著的差异性。

目的:采用肝性脑病心理学评分（PHES）方法及Stroop智能手机应用（Encephal App）测试，比较不同方法测试时肝硬化患者轻微型肝性脑病（MHE）患病率的差异。方法:该项前瞻性、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由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门静脉高压联盟发起并在国际临床试验ClinicalTrials.gov注册（NCT05140837）。在全国19家医院入组354例肝硬化患者，均完成PHES评分（包括数字连接试验A和B、数字符号试验、轨迹描绘试验、系列打点试验）及Stroop测试。PHES分别采用中国和韩国两项研究建立的正常值诊断标准进行评分，Stroop测试依据研发者团队标准进行评定。分析采用不同诊断标准或方法对肝硬化人群MHE患病率的影响。组间数据比较分别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 χ2检验；组间一致性比较采用kappa检验。 结果:在354例肝硬化患者中，PHES依据中国和韩国研究正常值标准进行评分后，MHE的患病率分别为78.53%和15.25%；依据Stroop测试，MHE患病率为56.78%，三者间两两比较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kappa = -0.064， P < 0.001）。分层分析显示，依据中国标准，Child-Pugh A、B、C级3组患者的MHE患病率分别为74.14%、83.33%、88.24%；依据韩国标准，Child-Pugh A、B、C级3组患者的MHE患病率分别为8.29%、23.53%、38.24%；依据Stroop测试标准，Child-Pugh A、B、C级3组患者的MHE患病率分别为52.68%、58.82%、73.53%。各诊断标准结果中，MHE患病率均呈现随Child-Pugh分级升高而增加的趋势。进一步比较发现数字连接试验A与数字符号试验在依据中国、韩国标准所得到的分数有较好的一致性（ Z值分别为-0.982，-1.702； P值分别为0.326，0.089），而其他3项子测试则差异性较大（ P < 0.001）。 结论:MHE在肝硬化人群中的发病率较高，但使用不同的诊断标准或方法得到的MHE患病率差异较大；需要根据目前人口学和疾病谱的变化，入组更大样本量的健康人群作为对照，从而建立更可靠的诊断评分标准，为获得准确的肝硬化人群MHE发病情况和制定诊疗策略提供依据。

目的 比较不同类型小于胎龄(SGA)儿生后至2岁追赶生长情况并对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SGA儿的规范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选取2018年1月-2021年7月在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进行健康体检的SGA儿为研究对象,根据其出生时身高及体重评定将其分为SGA-1(出生时仅身长低于同性别同胎龄儿P10)、SGA-2(出生时仅体重低于同性别同胎龄儿P10)、SGA-3(出生时身长和体重均低于同性别同胎龄儿P10)三组,利用WHO Anthro软件、SPSS 27.0对三种不同类型SGA儿在不同月龄的追赶情况进行统计描述及差异性比较,并对影响追赶结局的产前、产时及新生儿期相关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 1)不同组别SGA儿各月龄追赶比率不同,SGA-1组身长追赶在(24±1)月龄人数占比最多(66.4％),SGA-2组体重追赶在(12±1)月龄占比最高(78.7％),SGA-3组身长追赶在(24±1)月龄占比达最大(66.9％),体重追赶在(3±1)月龄达最大(77.4％);各月龄身长追赶发生的比率低于体重追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同一组别SGA身长指标分别达P10、P25、P50的比率在(18±1)月龄与(24±1)月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一组别SGA体重指标分别达P10、P25、P50的比率在(6±1)月龄、(12±1)月龄、(18±1)月龄、(24±1)月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GA-3组无论是身长指标还是体重指标在各月龄达到P10的比率均低于SGA-1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GA-1组实现身长和体重追赶的比率均高于其他两个组别,但部分月龄与SGA-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分娩方式、系统管理以及母亲孕期肝内胆汁淤积影响SGA身长追赶结局(P＜0.05).结论 不同类型SGA发生追赶的比率及高峰时期不同,体重追赶较身长追赶发生的时间更早,其发生追赶的比率也高于身长追赶,但身长追赶持续的时间更长,追赶效果更加理想.出生时身长、体重均未达到P10百分位的SGA生后追赶相对受限.自然分娩和系统管理是影响SGA儿童早期追赶生长的积极因素,母亲孕期肝内胆汁淤积是SGA儿童追赶生长的不利因素,重视不同类型SGA早期追赶生长特点及影响因素对后期SGA的管理及干预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 了解青少年共情对抑郁症状的影响,探索家庭功能在共情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中潜在的中介作用.方法 本研究为"成都儿童正向成长队列(CPCD)"的2022年横断面数据,使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RI-C)、儿童家庭功能评定量表(C-FAI)、流调中心儿童抑郁量表(CES-DC),于2022年6月对成都市三所分层随机选择学校的3 020名5～8年级学生进行调查.采用卡方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级、地区和家庭月总收入)在调查对象群体间,家庭功能、共情和抑郁间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考察家庭功能、共情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性.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采用SPSS PROCESS组件Model 4分析家庭功能在青少年共情对其抑郁症状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结果 调查对象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5.40%.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状检出率在不同年级、地区、家庭月收入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症状检出率在男女学生之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抑郁症状检出率在家庭功能障碍、共情能力得分之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共情得分与抑郁呈负相关(r=-0.11,P<0.001),家庭功能障碍与抑郁呈正相关(r=0.29,P<0.001),共情得分与家庭功能呈负相关(r=-0.37,P<0.001).家庭功能障碍在共情对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成立,直接效应为0.039[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0.010～0.069,P<0.001];间接效应值为-0.096(95%CI:-0.115～-0.079,P<0.001).直接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28.89%,中介效应值占总效应值的71.11%.结论 青少年共情能力与抑郁症状相关,家庭功能在青少年共情与抑郁症状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建议通过多种渠道增强青少年共情能力和家庭功能,降低抑郁症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