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对“医经”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并列举了具体书目，对研究出土简帛医学文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学界对其分类的认识并不一致。通过重新系统梳理简帛医经文献，认为除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张家山汉简、老官山汉简的医经内容外，还要吸收战国秦汉时期《日书》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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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络和脏腑是中医的两大系统,在马王堆帛书时代只有初步融合,到了《内经》中已形成系统的经脉脏腑相关学说.对《灵枢·经脉》中经脉病候进行分类统计,发现最多的为循经病候,占一半以上,与经脉所属脏腑同名西医脏器相关的病候约10％,除此以外与所属中医脏腑相关的病候约占30％.现代经脉脏腑相关研究以脏器为主,且主要集中在胃与心两个脏器上,以针刺即时效应为指标的经脉脏器研究与神经节段有复杂的关系,表现为“多经司一脏”,具有经脉的相关特异性.堵塞经脉的慢性实验提示经脉与中医脏腑病候存在相关性,用体表客观指标测量及数学分析,可验证经脉体表-体表相关规律,是未来经络研究的一个方向.脏器功能的稳态依赖于负反馈,脏器通过内脏躯体双投射神经和经络组织液通道的容积传输实现负反馈稳态调节.针刺远隔部位的穴位通过神经体液接力传递,开通经络负反馈渠道,实现针刺的双向调节,同时在向中枢的传递过程中产生循经感传现象.

在中医古籍中命名尤其繁杂,为了更好地探讨淋巴结核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有必要从瘰疬与淋巴结核的命名之源开始探讨.通过对古籍文献整理,结合中国医学史、西洋医学史等书籍对瘰疬与淋巴结核进行对照发现我国治疗瘰疬史要早于《灵枢· 寒热篇》记载.从《山海经》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足背十一脉灸经》《五十二病方》入手对瘰疬病名进行研究证明我国治疗淋巴结核历史早于西方1000多年.

阿是穴是无固定部位、无具体名称、依据疾病的不同性质选取多种治疗方法的腧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关针灸的记载是阿是穴及“阿是之法”产生的根源;《黄帝内经》是阿是穴提出的重要理论依据;唐代医家孙思邈首创“阿是”之名,立“阿是之法”,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进行了记载;后世医家对阿是穴的命名不一.现代腧穴研究丰富和发展了阿是穴的内涵.理清阿是穴、压痛点、肌筋膜触发点和“反阿是穴”这四者之间的关系,对针灸的靶向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王堆汉墓医书中的灸法内容丰富,涉及各经脉灸疗所主治疾病、灸法的禁忌以及各类型疾病的灸法灸方.《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立足于经脉循行,在描述经脉循行路径的同时叙述每条经脉灸法所主治疾病.《脉法》则提出以灸导气进而治疗疾病,并提出了“脓不可灸”的观点.《五十二病方》与《杂疗方》两部方剂学著作,对于不同疾病的治疗提出了不同的灸疗方法.这些疾病多数集中于外科疾病,属于早期中医的外治法范畴.选用材料也多种多样,展现了先秦两汉时期外治法的多样性.《养生方》与《天下至道谈》两部养生与性医学著作,虽然现存的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灸法,但是根据残片内容以及其他内容判断,仍然可以看出灸法同样应用于房中养生.

晋代皇甫谧在帛书时代和内经时代“是动则病”的基础上,提出“脉动(病)发”的概念.《针灸甲乙经》治疗部分的内容根据病候特点,四诊合参,结合相关的经脉诊察,对病症进行归类整理.对“脉动(病)发”的学术源流进行深入探讨,可再次认识经脉病候的内涵:首先,经脉受病,产生异常变动,继而产生相关的病候;其次,不仅一条脉动(病)发病症,还有多条脉动(病)发病症,需要通过四诊合参及经络诊断,对病症辨证归经;第三,通过对经脉病候的诊察,在脉病相符的基础上,进行辨经取穴治疗.对“脉动(病)发”的正确认识,有助于现代临床病候观察总结和理论升华,并进一步指导临床实践和阐明经络实质内涵.

文章通过广泛考证现存先秦两汉医经、经方、帛书及简牍,发掘整理,并逐一论述该时期中医古籍中花椒的药用、配伍及剂型,揭示其用药起源并试予当代用药参考.

成都出土的天回医简中,除包含一部较为完整的经脉文献《脉书·下经》外,另有一部残损严重的经脉文献,与《医马书》同置于一底箱内.本篇残存竹简中未发现自题篇名,考其文字内容,与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张家山汉简《脉书》,以及天回医简中的《脉书·下经》等均有所不同,而与《灵枢·经脉》的文句多有相类,故整理者拟名为《经脉》.通过对本篇与已出土经脉文献及《灵柩·经脉》的比较,展示秦汉时期中医经脉学说的源流衍变,并以此为例探讨中医经典理论的构建历程.

关于《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的成书时间众说纷纭,笔者以其原文中对猪及豆的不同称谓作为切入点,以出土简帛书及传世文献为依托,结合相关考证观点,通过对“彘、豕、猪”使用规律的探析,认为“豆”字用指五谷之豆的年代辨析,就《内经》中含有五畜、五谷篇章的成书时闽得出较为明确的结论,即成书时间上限不早于文景之时,下限不迟于成帝之时,接近于武帝时期甚至晚于武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