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身照射（TBI）是一类特殊的放射治疗技术，是指利用钴-60 γ射线或高能X线对全身进行放射治疗，常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前预处理。本指南以国际［国际淋巴瘤放射治疗协作组（ILROG）、美国放射学会（ACR）-美国放射肿瘤学会（ASTRO）、美国医学物理师协会（AAPM）等］TBI技术相关的指南共识作为参考，以国内外TBI技术临床应用发表的文献资料为支撑，结合指南各申请单位已有的知识积累及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编写而成。本指南内容涵盖了开展TBI放疗技术的设备要求、医务人员资质要求和职责范围、临床应用的适应证、TBI技术应用流程及其相关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标准等，旨在为国内各医疗机构开展TBI技术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对再生障碍性贫血(AA)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合并自身免疫性脑炎(AE)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治疗及预后，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方法:选择2020年12月28日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收治的1例因AA接受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发生AE患者(患者1)为研究对象。患者1为男性、30岁。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对其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果与诊疗结果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对患者1的随访，截至2023年9月30日。以"造血干细胞移植""脑炎""脑膜炎""自身免疫性脑炎""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encephalitis""meningitis""autoimmune encephalitis"为中、英文关键词，在万方数据服务知识平台、中国知网数据库及PubMed数据库中，检索血液病患者接受allo-HSCT后发生AE的相关研究文献。文献检索时间设定为以上数据库建立至2023年12月。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并且与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患者1因"allo-HSCT后42 ＋个月，肌无力1 ＋个月"于2020年12月28日第九四〇医院血液科入院治疗。①患者1入院实验室检查结果如下。脑脊液压力为350 mmH 2O(1 mmH 2O＝9.81 Pa)；脑脊液生化检查：Cl －浓度为129.4 mmol/L，葡萄糖水平为2.85 mmol/L，蛋白定量为879.0 mg/L；脑脊液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WBC)为15×10 6/L，蛋白定性呈阳性；外周血感染相关检测：降钙素原(PCT)水平为0.047 ng/mL，白细胞介素(IL)-6水平为2.0 pg/mL；外周血血培养、血清及脑脊液病毒系列检查、脑脊液墨汁染色、脑脊液细菌及真菌培养结果均呈阴性；脑脊液及血清AE相关抗体均呈阴性。②患者1影像学检查结果如下。头颅MRI检查结果提示，双侧大脑半球、中脑、小脑中脚见大致呈对称分布的片状稍长T2信号影，弥散加权成像(DWI)提示双侧大脑半球、中脑、小脑中脚高信号。③临床诊断：患者1于2021年1月14日被确诊为自身抗体呈阴性AE。④治疗及转归：对患者1采取镇静、输注大剂量甲泼尼龙、静注人免疫球蛋白(IVIG)、抗癫痫、脱水降颅压、抗感染及呼吸机辅助呼吸等治疗后，体温逐渐正常，可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提示治疗有效。3月3日，患者1出院时可在家属搀扶下行走，四肢肌张力、腱反射正常，一般情况好转，病情稳定。⑤随访及预后：患者1于随访期内规律复诊，9月30日复诊结果显示，AE后遗症症状明显，表现为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精神行为异常等。⑥按照本研究设定的文献检索策略，检索到3篇关于allo-HSCT后发生AE的相关研究文献，共计4例患者(患者2～4)，包括患者1在内的5例allo-HSCT后合并AE患者被纳入以下研究。这5例患者allo-HSCT后，均出现中枢神经系统(CNS)症状，经头颅MRI、脑脊液AE相关抗体检测，最后均被诊断AE。对其均采取糖皮质激素、CD20单克隆抗体、IVIG等治疗后，其CNS症状均有所改善。 结论:血液肿瘤患者在接受allo-HSCT后免疫重建过程中，若出现CNS症状，需尽早完善头颅MRI、脑脊液抗体检测排查AE可能。一旦患者被诊断为allo-HSCT后合并AE，应立即采取糖皮质激素联合IVIG等治疗，以挽救其生命。

目的:比较初诊多发性骨髓瘤（NDMM）非髓外病变（non-EMD）、骨旁髓外（EM-B）和软组织髓外（EM-E）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并探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对EMD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015年1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515例NDMM患者，114例（22%）伴EMD患者，其中EM-B组91例（18%），EM-E组23例（4%）。通过卡方检验比较3组患者临床特征的差异；通过Kaplan-Meier法比较3组患者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差异；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多因素分析确定独立预后因素。结果:三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国际分期系统（ISS）分期、轻链、肌酐清除率、细胞遗传学危险度、17p缺失、是否接受ASCT和诱导方案类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3% EM-E患者M蛋白为IgD型，显著增高（ P=0.021）。non-EMD、EM-B和EM-E 3组患者中位PFS时间分别为27.4、23.1和14.0个月，中位OS期分别为未达到、76.8个月和25.6个月，EM-E的PFS（对non-EMD， P=0.004；对EM-B， P=0.036）和OS（对non-EMD， P<0.001；对EM-B， P=0.002）最差，而EM-B与non-EMD组之间PFS和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中，EM-E是NDMM患者OS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 HR=8.779， P<0.001），对PFS也产生不良影响（ HR=1.874， P=0.050）。在未接受ASCT患者中，EM-B患者OS显著差于non-EMD组（中位76.8个月对未达到， P=0.029），但在ASCT患者中，EM-B和non-EMD组PFS和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与初诊non-EMD、EM-B比较，EM-E患者预后最差，而且EM-E是NDMM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ASCT能克服EM-B的不良预后。

结外自然杀伤/T细胞淋巴瘤(ENKTCL)是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的一种少见亚型。近年，ENKTCL发病率逐年上升，其具有侵袭性强、临床进展快、患者预后差等特点，目前尚缺乏统一的标准治疗方案。由于ENKTCL对放疗敏感，早期以放疗和综合治疗为主，晚期以左旋门冬酰胺酶(L-Asp)为基础的全身化疗可延长患者生存期，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及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疗法为ENKTCL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笔者拟就ENKTCL的联合化疗、综合治疗、放疗、HSCT等研究新进展进行阐述，以期为ENKTCL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脐血联合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cord HSCT）治疗恶性血液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7年1月至2021年6月接受haplo-cord HSCT的82例恶性血液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男52例，女30例，年龄［ M（ Q1， Q3）］为29（20，41）岁。所有患者采用清髓性预处理方案，以回输供者干细胞当天记为0 d，回输前1天记为-1 d，回输后1天记为+1 d，依此类推。82例患者在接受清髓性预处理后回输非血缘脐血及单倍体供者外周血干细胞和（或）骨髓干细胞。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方案为8 mg/kg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ATG）联合环孢素、吗替麦考酚酯、甲氨蝶呤。评估患者植入情况和GVHD、感染、出血性膀胱炎等移植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患者远期生存情况。 结果:移植后粒系、巨核系植入时间［ M（ Q1， Q3）］分别为13（11，15）、15（13，21）d，+30 d粒系累积植入率为98.8%（81/82），+100 d巨核系累积植入率为92.7%（76/82）。移植后Ⅱ~Ⅳ、Ⅲ~Ⅳ度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分别为24.4%（20/82）、6.1%（5/82），+18个月内慢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13.5%（11/82）。移植后随访时间［ M（ Q1， Q3）］为26（13，41）个月，3年总生存率为70.5%（95% CI：59.7%~81.3%），无事件生存率为66.1%（95% CI：56.1%~76.1%），累积复发率为6.3%（95% CI：5.7%~26.9%），非复发死亡率为20.8%（95% CI：12.0%~29.6%）。移植后巨细胞病毒、EB病毒重新激活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7.8%（31/82）、14.6%（12/82）。移植后出血性膀胱炎的累积发生率为32.9%（27/82）。 结论:haplo-cord HSCT治疗恶性血液病疗效较好，移植后造血重建迅速，GVHD以及病毒感染发生率均较低。

复发难治淋巴瘤的治疗仍然是临床上的一大难题，目前主要以大剂量化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及新药、细胞免疫治疗为主。近年减低强度预处理方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及替代供者的应用，使allo-HSCT成为复发难治淋巴瘤有价值的治疗选择。疾病特征、患者临床特点、替代供者的选择、预处理强度及移植相关并发症的管理等因素均影响着患者移植后的生存。allo-HSCT治疗复发难治淋巴瘤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移植中心的回顾性报道，前瞻性试验仍缺乏，移植患者的选择及移植时机的把握、移植物来源、预处理强度的选择等仍无统一的标准。文章将围绕这些方面对allo-HSCT在复发难治淋巴瘤中的应用进展进行介绍。

目的:探讨达雷妥尤单抗（Dara）联合方案治疗初诊多发性骨髓瘤（NDMM）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烟台市毓璜顶医院、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黄岛院区、泰安市中心医院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应用含Dara方案治疗的34例NDMM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患者疗效、生存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患者总生存（OS）及微小残留病（MRD）转阴的影响因素。结果:34例NDMM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15例；年龄<65岁21例，≥65岁13例。中位随访时间[ M（ Q1， Q3）]为22个月（19个月，26个月），应用Dara周期数的中位数为7个（5个，11个），总体反应率（ORR）97.1%（33/34）。是否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不同周期数分层患者间最佳疗效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他临床特征分层患者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年无进展生存率79.4%，1年OS率94.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含Dara方案治疗周期数是MRD转阴的独立影响因素（6个周期比2个周期， HR=0.267，95% CI：0.076~0.935， P=0.039），年龄≥65岁为OS的独立危险因素（ HR=35.313，95% CI：1.709~729.669， P=0.021）。3级及以上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6%（7/34），非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为感染[44.1%（15/34）]、四肢及躯干水肿[41.2%（14/34）]。 结论:以Dara为基础的方案治疗NDMM的ORR较高，随着治疗周期数的增加，缓解深度加深，且不良反应较轻。

目的:分析颅内原发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病例的疗效和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1年3月到2020年9月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经病理确诊为颅内原发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205例，其中男性101例，女性104例，中位年龄54岁。非生发中心（GCB）型占74.1%（126/170）。177例接受含大剂量氨甲蝶呤（HD-MTX）的诱导化疗，91例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诱导化疗后完全缓解（CR）59例（30.4%），部分缓解（PR）或疾病稳定（SD）112例（57.7%）。83例接受化疗后巩固性或挽救性放疗，仅14例接受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分析病理类型、化疗、利妥昔单抗、放疗及放疗模式、ASCT等影响因素对患者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的影响。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单因素预后分析，COX模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结果:中位随访34个月，全组5年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率分别为55.6%和44.2%。GCB亚型、含HD-MTX化疗、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诱导化疗后缓解情况、接受放疗是OS或PFS的有利预后因素，其中后三项还是独立预后因素。诱导化疗后，CR患者的巩固放疗未改善生存，PR/SD患者的挽救放疗则显著改善OS和PFS（ P值均<0.01）。化疗后巩固ASCT对比巩固放疗生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颅内原发DLBCL的非GCB亚型与预后不良有关，含HD-MTX诱导化疗结合利妥昔单抗可进一步改善生存。放射治疗仍是重要治疗手段，而ASCT的实际应用并不充分。

目的:分析免疫抑制住院患者流感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及抗病毒药物治疗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1月至2022年3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甲型或乙型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的273例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23例为免疫抑制患者，150例为非免疫抑制患者。分析免疫抑制流感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抗病毒治疗情况。应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免疫抑制患者中，主要免疫抑制类型为恶性肿瘤化疗(61.8%，76/123)和造血干细胞移植(24.4%，30/123)。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93.5%，115/123)和咳嗽(41.5%，51/123)。22.8%(28/123)患者合并其他感染，43.9%(54/123)患者合并并发症。与非免疫抑制流感患者相比，免疫抑制流感患者合并感染及并发症比例更高( χ2＝9.365和7.496， P<0.01)。免疫抑制流感患者抗病毒药物联合应用较单药应用未缩短热退时间、病毒转阴时间、住院时间及减少死亡( U/χ2＝312.5、356.0、749.5和0.185， P值均>0.05)。与未应用激素患者比较，免疫抑制流感患者应用激素未增加病死率( χ2＝2.508， P＝0.113)。 结论:免疫抑制流感患者流感常见症状可能缺乏，及早进行流感病毒病原学检测仍是早期诊断的重要手段。免疫抑制流感患者合并感染和并发症更多，且不能受益于抗病毒药物的联合应用。

目的:探讨羊膜间充质干细胞(AMSC)移植对创伤性脑损伤(TBI)大鼠炎性小体活性的影响。方法:实验采用SD大鼠，分为4组，TBI模型组、生理盐水组、AMSC移植组、假手术组，通过立体定向的方法，将AMSC移植到TBI大鼠损伤周围区域，移植1周后通过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的方法检测TBI大鼠损伤周围区域炎性小体蛋白复合物组分：NLRP1、NLRP3、凋亡相关斑点样蛋白(ASC)、活性半胱氨酰天冬氨酸特异性蛋白酶1(Caspase-1)的表达，以及下游促炎因子：白细胞介素(IL)-1β、IL-1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表达；同时采用免疫组织荧光法检测各组大鼠损伤局部的髓过氧化物酶(MPO)和单核/巨噬细胞抗原1(ED-1)的表达，测定各组损伤局部的炎性反应强度。通过改良的神经功能缺失评分(mNSS)，分析AMSC移植对大鼠TBI的治疗作用。对各组炎性小体组分及促炎因子表达水平的组间比较采用采用单向方差分析，移植术后各组间神经功能评分采取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进一步的组间比较采用LSD的方法；NS组与AMSC移植组炎性反应强度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TBI模型组损伤周围区域NLRP1和NLRP3炎性小体复合物各组分及下游促炎因子表达均明显升高：NLRP1(0.98±0.06比12.50±2.00， F＝53.547， P<0.05)、NLRP3(0.99±0.08比12.56±1.93， F＝61.324， P<0.05)、ASC(1.00±0.07比11.07±1.95， F＝52.320， P<0.05)、Caspase-1(1.01±0.09比11.59±1.89 F＝52.306， P<0.05)、IL-1β(1.00±0.04比6.77±1.28， F＝35.365， P<0.05)、IL-18(0.98±0.06比9.64±1.74， F＝44.510， P<0.05)、TNF-α(0.98±0.06比7.26±1.57， F＝38.755， P<0.05)。而与生理盐水组比较，AMSC移植可降低炎性小体复合物各组分及下游促炎因子表达：NLRP1(12.55±1.80比8.06±1.97， F＝53.547， P<0.05)、NLRP3(12.87±2.18比8.76±1.22， F＝61.324， P<0.05)、ASC(12.22±2.25比5.88±1.15， F＝52.320， P<0.05)、Caspase-1(12.43±2.28比6.73±1.33， F＝52.306， P<0.05)、IL-1β(6.98±1.26比3.87±1.12， F＝35.365， P<0.05)、IL-18(9.25±1.82比4.06±1.26， F＝44.510， P<0.05)、TNF-α(8.35±1.42比4.09±1.12， F＝38.755， P<0.05)。与生理盐水组比较，AMSC组可降低损伤周围区域的炎性反应强度。与生理盐水组比较，AMSC移植可促进TBI大鼠神经功能恢复。 结论:AMSC移植对NLRP1和NLRP3炎性小体的抑制作用是其抗炎作用的机制之一，从而促进TBI大鼠的神经功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