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并构建死亡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 筛选2021 年 3 月—2023 年 3 月南京市第一医院收治的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 128 例,整理所有入组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患者治疗 28d后预后结局分为死亡组和生存组.筛查呼吸机相关肺炎诱导脓毒症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构建危险因素预测模型并验证.结果 128 例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中死亡 48 例(37.50%),存活 80 例(62.50%).两组患者在合并慢性心肺疾病、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评分≥15 分、机械通气时间≥15 d、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合并真菌感染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ootstrap法验证C-index指数为 0.594(95%CI:0.532～0.714)提示区分度良好.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模型预测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死亡的灵敏度为 0.785(95%CI:0.692～0.851),特异度为 0.673(95%CI:0.594～0.721),曲线下面积(AUC)为 0.765(95%CI:0.681～0.832).结论 合并慢性心肺疾病、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合并真菌感染、APACHEⅡ评分升高及机械通气时间延长与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的死亡有关.ROC曲线可作为评估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的死亡风险的早期辅助工具.

手术切口愈合不良是腹部外科术后较常见的并发症,其发生率高达10％[1].腹部术后切口愈合不良主要表现为切口脂肪液化,切口裂开及切口感染[2-3].与其他外科手术类型相比,腹部术后切口更易感染,其发生率高达15％～25％[4].此外,有报道,腹部术后切口裂开的发生率为0.4％～3.5％,但其相关的死亡率高达10％～45％[1].术后切口愈合不良不仅阻碍患者快速康复,还延长了住院时间.在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DRG)付费改革形势下,明确腹部术后切口愈合的影响因素,缩短切口愈合时间、降低切口愈合不良发生率已成为亟需解决的热点和挑战问题[5].

目的:观察比伐芦定对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术病人凝血功能、心肌梗死溶栓试验(TIMI)血流分级及心肌缺血标志物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7月—2022年7月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收治的拟行PCI术的ACS病人,按照围术期抗凝用药方案不同分为肝素组(给予肝素抗凝)和比伐芦定组(给予比伐芦定抗凝),经倾向性匹配评分(卡钳值0.02)筛选出基线资料均衡可比病人,两组各纳入60例病人,比较两组活化凝血时间(ACT)值、TIMI血流分级及术后出血情况;比较两组术前、术后24 h凝血功能指标[促凝血酶原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凝血酶原时间(PT)及纤维蛋白原(FIB)]、心肌缺血标志物[肌钙蛋白T(cTnT)、缺血修饰白蛋白(IMA)和血清miR-204];比较两组术前、术后4周心脏功能指标[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左室舒张末内径(LVEDD)、左室舒张末容积(LVEDV)和左房直径(LA)]变化以及随访1年内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发生率.结果:注射药物后5 min、术后即刻、停止注射后2 h,比伐芦定组ACT值明显高于肝素组(P＜0.05);比伐芦定组术后出血发生率为3.33％,低于肝素组的13.33％(P＜0.05);术后24 h,两组APTT、TT、PT水平明显延长(P＜0.05),FIB水平明显降低(P＜0.05),且比伐芦定组APTT、TT、PT较肝素组延长(P＜0.05),FIB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术后即刻、术后7 d,比伐芦定组TIMI血流分级优于肝素组(P＜0.05);术后24 h,两组cTnT、IMA水平均明显降低(P＜0.05),miR-204水平明显升高(P＜0.05),且比伐芦定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肝素组(P＜0.05);术后4周,两组病人LVEF水平均明显升高(P＜0.05),LVEDD、LVEDV、LA水平均明显降低(P＜0.05),且比伐芦定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肝素组(P＜0.05).术后1年,比伐芦定组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率为11.67％,低于肝素组的23.33％,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比伐芦定应用于ACS病人PCI治疗,可明显降低病人凝血功能,促进冠状动脉血流,改善心肌缺血状况及心脏功能,预后良好.

目的:探讨放射性 125I粒子对肝癌裸鼠皮下移植瘤微血管形成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构建人肝癌Huh7细胞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将12只裸鼠用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只。观察组移植瘤植入一枚活度为2.96×10 7Bq粒子，对照组植入一枚活度为0的空粒子。每4天测量1次移植瘤体积，记录肿瘤生长曲线。28 d后取下移植瘤，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CD31评估移植瘤微血管密度(MVD)。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蛋白表达，并做半定量分析。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VEGF-A、HIF-1α mRNA的表达。 结果:观察组移植瘤的生长速度较对照组缓慢，粒子植入后12 d两组肿瘤体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67， P<0.05)，随着观察时间延长，两组肿瘤体积差距加大，在28 d时两组肿瘤体积分别为(963.61±89.56)mm 3和(602.10±75.98)mm 3( t＝7.122， P<0.05)。两组移植瘤组织中CD31均有表达，观察组的MVD较对照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360， P<0.05)。观察组VEGF-A、HIF-1α mRNA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0.480、6.414、10.890、12.250， P<0.05)。 结论:放射性 125I粒子通过降低肿瘤微血管密度抑制肝癌移植瘤的生长，其机制可能与VEGF-A、HIF-1α的mRNA及蛋白表达减少有关。

晚期乳腺癌预后较差，疾病特征复杂，后线解救治疗较为困难，但是通过选择有效的治疗方案，部分患者可以实现长期带瘤生存，获得较好的生存质量。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检测技术的飞速发展，晚期乳腺癌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治疗手段不断丰富，基因靶向治疗使晚期乳腺癌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基因检测是分子分型诊断、遗传风险预测、疗效监测、耐药提示以及治疗方案选择的重要手段，对晚期乳腺癌患者的分子病理诊断、靶向药物选择以及治疗模式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共识专家委员会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归纳晚期乳腺癌基因检测的热点问题，深入探讨晚期乳腺癌基因检测的适用人群和临床意义、不同分子分型患者的检测基因和分子标志物、循环肿瘤DNA、全外显子基因检测的应用，总结规范二代测序技术在临床中使用的注意事项，指导临床医师合理应用基因检测，为晚期乳腺癌患者提供更全面的基因检测信息，从而制定更精准的治疗策略。

目的:探讨不同内分泌治疗药物对早期乳腺癌患者肝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2013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辅助内分泌治疗的4 318例早期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年龄（51.2±11.3）岁（范围：20~87岁）。根据药物治疗方案分组，阿那曲唑组1 182例，来曲唑组592例，依西美坦组 332例，托瑞米芬组2 212例。记录患者在治疗前，服药6、12、18、24、36、48、60个月和停药后1年的肝功能水平，使用混合效应模型比较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依西美坦）和托瑞米芬对肝功能的影响。结果:4组患者用药6个月时ALT、AST均较治疗前上升（ P值均<0.01），停药1年后各组的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AST较治疗前无明显差异（ P值分别为0.538、0.718、0.061）。各组间AST的变化无差异（ F=2.474， P=0.061）。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组间ALT的变化无差异（阿那曲唑比来曲唑， P=0.182；阿那曲唑比依西美坦， P=0.535；来曲唑比依西美坦， P=0.862）。阿那曲唑、来曲唑对ALT的影响高于托瑞米芬（ P<0.01、 P=0.009）。各组在用药6个月时均出现肝功能异常患者，随用药时间延长，异常例数均呈下降趋势。 结论:3种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依西美坦）和托瑞米芬都可使患者ALT、AST水平明显上升，停药1年后各指标可逐渐恢复至治疗前，非甾体类芳香化酶抑制剂（阿那曲唑、来曲唑）对ALT的影响大于托瑞米芬。

目的:研究五倍子酸对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的形态、增殖、细胞周期、胶原收缩程度及对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Sma和Mad相关蛋白（Smads）信号通路的影响，探讨五倍子酸治疗瘢痕疙瘩的作用及机制。方法:2022年8 - 12月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外科获取术中切除的经临床及病理确诊的瘢痕疙瘩组织标本3份，采用组织块培养法进行原代成纤维细胞培养，取第3 ~ 8代细胞进行实验。设置低、中、高剂量五倍子酸组（分别用0.025、0.05、0.1 mg/ml五倍子酸干预细胞）及对照组（仅用含10%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细胞）。培养24、48、72 h后，细胞计数（CCK8）法检测各组细胞增殖活性，三维培养观察胶原收缩情况。按上述分组培养细胞24 h后，在微分干涉倒置荧光显微镜下拍照并使用流式细胞仪分析各组细胞周期变化。使用0.1 mg/ml五倍子酸干预细胞作为实验组（高剂量五倍子酸组），与对照组细胞分别培养24 h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两组TGF-β1、2、3浓度变化，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TGF-β1、2、3，Smad2、3、4及α平滑肌肌动蛋白（SMA）mRNA相对表达水平。统计学分析采用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两因素方差分析，两两多重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随五倍子酸剂量增加，镜下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形态发生改变，逐渐出现胞体缩小、细胞间距变大、萎缩、凋亡细胞增多现象。CCK8结果显示，随五倍子酸剂量增加及作用时间延长，细胞增殖活力变化显著（ F组别 = 78.31， P < 0.001； F时间 = 4.17， P = 0.037），其中高剂量五倍子酸组24、48、72 h时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增殖活力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 < 0.05）。三维培养显示，随培养时间延长，各组胶原均发生收缩，但收缩程度不同，对照组胶原明显收缩，各浓度五倍子酸组胶原收缩程度较低；作用24、48、72 h，中、高剂量五倍子酸组胶原收缩指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 < 0.05）。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处理24 h后，低、中、高剂量五倍子酸组细胞凋亡率（38.68% ± 3.05%、41.82% ± 2.19%、43.56% ± 3.58%）均显著高于对照组（12.58% ± 1.56%，均 P < 0.001）；与对照组相比，中、高剂量五倍子酸组G0/G1期细胞比例显著较低（均 P < 0.01），而S期和G2/M期细胞比例则显著较高（均 P < 0.05）。ELISA结果显示，高剂量五倍子酸组TGF-β1浓度[（758.58 ± 31.42）pg/ml]显著低于对照组[（1 081.30 ± 44.72）pg/ml， t = 11.81， P < 0.001]，TGF-β2浓度[（71.05 ± 7.40）pg/ml]与对照组[（76.43 ± 6.51）pg/ml]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1.09， P = 0.317），而TGF-β3浓度[（5.70 ± 3.87）pg/ml]高于对照组[（0.00 ± 0.00）pg/ml， t = 2.94， P = 0.026]。实时荧光定量PCR显示，与对照组相比，高剂量五倍子酸组TGF-β1、Smad2、Smad3、Smad4、α-SMA mRNA表达量均较低（均 P < 0.05），TGF-β3 mRNA表达量较高（ t = 6.78， P = 0.002），而TGF-β2 mRNA表达量无明显变化（ t = 0.05， P = 0.962）。 结论:五倍子酸可通过改变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周期，抑制其增殖，促进其凋亡，改变细胞形态，从而减少瘢痕形成及挛缩，其机制可能与抑制TGF-β/Smads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评价富氢液对脓毒症相关性脑病(SAE)小鼠海马线粒体生物合成和动力学的影响。方法:雄性C57BL/6J小鼠128只，6~8周龄，体重20~25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32)：假手术组(Sham组)、假手术+富氢液组(Sham+HRS组)、SAE组和SAE+富氢液组(SAE+HRS组)。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法建立小鼠SAE模型。Sham+HRS组和SAE+HRS组分别于造模后1和6 h时腹腔注射富氢液10 ml/kg。每组随机取20只小鼠，记录术后7 d生存情况。于造模后3、5和7 d进行Y迷宫迷路分辨测试。于造模后24 h时采用ELISA法测定海马组织TNF-α、IL-6和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的含量；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的活性；采用Western blot法测定海马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活化受体γ共激活因子-1α(PGC-1α)、核呼吸因子2 (NRF2)、线粒体转录因子A(Tfam)、动力相关蛋白1(Drp1)和线粒体融合蛋白2(Mfn2)的表达。 结果:与Sham组比较，SAE组术后7 d生存率降低，新异臂停留时间缩短，海马组织TNF-α、IL-6和HMGB1含量升高，SOD和CAT活性降低，PGC-1α、NRF2、Tfam和Drp1表达上调，Mfn2表达下调( P<0.05)；与SAE组比较，SAE+HRS组术后7 d生存率升高，新异臂停留时间延长，海马组织TNF-α、IL-6和HMGB1含量降低，SOD和CAT活性升高，PGC-1α、NRF2和Tfam表达上调，Drp1表达下调，Mfn2表达上调( P<0.05)。 结论:富氢液减轻小鼠SAE的机制可能与促进线粒体生物合成，调节线粒体动力学，减轻海马氧化应激有关。

目的:探索梅毒螺旋体在二期梅毒皮疹中的分布特点及其与组织病理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皮肤性病科通过组织病理检查，并根据临床表现和血清学检查确诊的二期梅毒患者41例，分析皮损组织切片的免疫组化结果，并以此为分组依据，分析不同组间临床及组织病理特点的差异。对连续数据使用 t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评估两组间差异；对分类数据使用卡方或Fisher精确检验来评估组间差异。 结果:免疫组化检查显示，42份二期梅毒皮损切片中，68.3%存在梅毒螺旋体，主要分布于表皮下部及真皮浅中层。以斑疹为主的二期梅毒疹的梅毒螺旋体阳性率[80%（16/20）]较以丘疹为主的二期梅毒疹[50%（11/22）]高（ P < 0.05）。在10种病理特征中，免疫组化阳性组较阴性组更常表现出皮突延长（ P < 0.05）、基底细胞液化变性（ P < 0.05）、角质层中性粒细胞浸润（ P < 0.05）、苔藓样浸润模式（ P < 0.05）、点状角质形成细胞坏死（ P < 0.05）。免疫组化显示有较多数量梅毒螺旋体的切片表现出更多病理特征（ H = 17.914， P < 0.001）。梅毒螺旋体免疫组化染色显示有大量（8份）、中量（14份）及少量（5份）梅毒螺旋体的切片分别平均有8种、7种及6种梅毒特异性组织病理特征；15份梅毒螺旋体免疫组化阴性的组织切片平均只有4种病理特征。 结论:免疫组化可以显示梅毒螺旋体在二期梅毒皮疹中的分布，梅毒螺旋体含量较多的组织切片显示更多的梅毒特异性病理特征。

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与宫颈癌等肛门生殖器部位肿瘤及疾病密切相关，接种HPV疫苗是重要的一级预防措施。目前已有4种上市HPV疫苗。疫苗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已证实HPV疫苗采用常规3剂次免疫程序的效力和效果。扩大HPV疫苗覆盖率能够加快消除宫颈癌的进程，因此优化免疫程序(包括延长接种间隔和减少接种剂次)是未来HPV疫苗应用重点考虑的方向之一。本文就减少接种剂次及采用非标准3剂次程序接种的免疫原性、有效性相关研究进展展开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