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内微RNA（miRNA）参与了癌症的发生、发展，而细胞外miRNA作为生物学标志物的用途近年来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不断有研究证实某些胞外miRNA的水平与患者对化疗药物的反应相关。文章从循环中肿瘤特异的胞外miRNA的产生途径、检测方法、化疗反应预测等方面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认为体液中miRNA的检测是标志物研究中一个有前景的领域。但是循环miRNA主要来源于血细胞、内皮细胞及其他一些血流量较高的器官，肿瘤特异的miRNA表达信息容易被掩盖，仍然需要进一步标准化实验流程和加大样本量来提高相关研究的说服力。

肝癌的早期诊断、有效的治疗和复发转移监测一直是困扰临床医师的难题。微RNA（miRNA）在肝癌细胞增殖、凋亡、代谢等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并且其可以释放到血液、尿液和唾液等体液中。外周血中miRNA可作为肝癌诊断、疗效评估、复发转移监测和预后判断的生物标志物，甚至可能成为肝癌的治疗靶标。文章就将外周血循环中的miRNA作为肝癌诊疗监测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目的:探讨循环miR-143和miR-182对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患者短期临床转归的预测价值。方法:前瞻性纳入2018年1月至2020年6月儋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AIS患者，在发病后14 d或出院时应用改良Rankin量表评估短期临床转归，0～2分定义为转归良好，>2分定义为转归不良。采用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AIS患者短期临床转归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评估miR-143及miR-182对AIS患者短期临床转归不良的预测价值。 结果:共纳入158例AIS患者，年龄(65.80±12.36)岁，男性105例(66.46%)；95例(60.1%)转归良好，63例(39.9%)转归不良。转归不良组年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基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评分、血清miR-143及miR-182均显著高于转归良好组( P均<0.05)。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优势比(odds ratio, OR)1.984，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315～3.617； P＝0.036]、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OR 2.108，95% CI 1.406～4.103； P＝0.013)、基线NIHSS评分( OR 2.584，95% CI 1.675～4.505； P＝0.005)、miR-143( OR 3.205，95% CI 2.370～6.180； P<0.001)及miR-182( OR 2.802，95% CI 1.905～5.516； P<0.001)为转归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miR-143及miR-182联合预测AIS患者转归不良的曲线下面积为0.935(95% CI 0.873～0.992)，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6.5%和87.0%。 结论:血清miR-143及miR-182升高与AIS患者短期转归不良密切相关，两者联合对AIS患者短期转归不良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体液中的微小RNA(miRNA)采集方便，创伤性小，具有作为颅内动脉瘤(IA)生物标志物的潜力，适合于IA的早期筛查与破裂预测。稳定存在于血清、血浆等体液中的miRNA(即循环miRNA)参与调控血管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功能，在IA发生与进展的病理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现围绕循环miRNA作为生物标志物在IA早期诊断、破裂预测及预后评估中的研究现况综述如下。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肝癌患者死亡人数位居恶性肿瘤第3位，全球肝癌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的情形严峻，如何实现肝癌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临床上常用甲胎蛋白、甲胎蛋白-L3和脱-γ-羧基凝血酶原检测肝细胞癌，然而其灵敏度无法满足早期肝癌患者的诊断需求；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血清寡糖链检测、醛酮还原酶家族1成员B10、微小RNAs、循环肿瘤细胞和DNA甲基化等新型血清生物学标志物等检测指标为肝细胞癌患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提供了新的选择。

目的:探讨胰腺癌组织织间质表皮转化因子(c-MET)的表达与循环miR-34a、miR-449水平的相关性及其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15年3月至2017年3月间嘉兴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行手术治疗并经病理证实的41例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胰腺癌组织及其匹配的癌旁正常胰腺组c-MET表达，根据测定结果将患者分为c-MET阳性组与c-MET阴性组。采集患者手术前和手术后3个月外周血，应用荧光定量PCR法检测循环miR-34a和miR-449水平。分析癌组织c-MET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预后及循环miR-34a、miR-449水平的关系。分析循环miR-34a和miR-449水平对胰腺癌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和预后的评估价值。结果:胰腺癌组织c-MET阳性率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63.4%比24.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c-MET阴性患者比较，c-MET阳性患者TNMⅢ/Ⅳ期者居多(73.1%比33.4%)，淋巴结转移率高(76.9%比46.7%)，生存时间短(29.5个月比35.0个月)，生存率低(38.5%比5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术前c-MET阳性患者循环miR-34a、miR-449水平明显低于c-MET阴性患者(0.228±0.068比0.524±0.106、0.252±0.063比0.432±0.094， P<0.05)，术后c-MET阳性患者循环miR-449水平仍明显低于c-MET阴性患者(0.414±0.088比0.512±0.114， P<0.05)，但两组间miR-34a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前循环miR-34a、miR-449水平对胰腺癌TNM分期、淋巴结转移及预后有预测价值( P<0.05)。 结论:miR-34a、miR-449靶向结合胰腺癌组织c-MET，有可能成为潜在的胰腺癌标志物。

目的:探讨血清miRNA-9-5p（miR-9-5p）、miRNA-21-5p（miR-21-5p）和miRNA-3923（miR-3923）对子宫颈癌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00例子宫颈癌患者（子宫颈癌组）和同期100名健康体检者（健康对照组）资料。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结合探针杂交检测子宫颈癌患者石蜡包埋组织和健康对照者子宫颈脱落细胞中人乳头瘤病毒（HPV）E6/E7 mRNA的表达水平，以Ct值≤40个循环为HPV E6/E7阳性。取3例子宫颈癌患者与3名健康对照者血清样本，采用微RNA（miRNA）Array检测384个miRNA基因表达量，并进行差异miRNA表达筛选及聚类分析，采用qRT-PCR对筛选的miRNA进行验证。绘制最终筛选的各miRNA及HPV E6/E7单独或联合诊断子宫颈癌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诊断子宫颈癌效能。结果:100例子宫颈癌患者石蜡包埋组织中，HPV E6/E7阳性65例（65%）；100名健康对照者子宫颈脱落细胞HPV E6/E7均为阴性。3例子宫颈癌患者与3名健康对照者血清样本中发现248个差异表达的miRNA，经聚类分析鉴定出前16个调控异常miRNA。经qRT-PCR验证，确认在健康对照组和子宫颈癌组中miR-9-5p、miR-21-5p和miR-3923表达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选取三者用于后续子宫颈癌的诊断。与健康对照组比较，HPV E6/E7阳性子宫颈癌组miR-9-5p、miR-21-5p和miR-3923表达水平均增高（均 P<0.05），HPV E6/E7阴性子宫颈癌组miR-21-5p和miR-3923表达水平均增高（ P=0.008和 P=0.038）；HPV E6/E7阳性组3个miRNA表达水平均高于HPV E6/E7阴性组（均 P<0.05）。经ROC曲线分析，miR-9-5p、miR-21-5p和miR-3923单独诊断子宫颈癌时，miR-3923的曲线下面积（AUC）最大（0.843），特异度也最高（82%，截断值为2.88）；miR-21-5p的灵敏度最高（85%，截断值为4.08）；3个miRNA联合诊断子宫颈癌的AUC（0.924）和灵敏度、特异度（85%、94%，截断值为4.04）均高于单一指标。HPV E6/E7单独诊断的AUC为0.766，miR-9-5p、miR-21-5p、miR-3923分别联合HPV E6/E7的诊断效能进一步增高，AUC分别为0.914、0.848和0.932；四者联合的诊断效能最高，AUC为0.942。 结论:miR-9-5p、miR-21-5p和miR-3923可能有助于子宫颈癌诊断。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被认为是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卒中后排名第三的循环系统致死性疾病，目前仍缺乏一种有效的无创生物标志物评估其发生风险。许多研究证明非编码RNA在调控表观遗传、转录以及转录后水平等多个层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与VTE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就微小RNA、长链非编码RNA和环状RNA在VTE中的潜在作用和机制作一综述。

目的:分析静止和循环张应力条件下大鼠髁突软骨细胞（mandibular condylar chondrocytes，MCC）外泌体显著差异微RNA（microRNA，miRNA）的表达谱并探究张应力调节髁突软骨内成骨的作用机制。方法:分别选择5只2周龄雄性SD大鼠（共10只）在静止和循环张应力条件下培养大鼠MCC，提取细胞外泌体，两组外泌体分别命名为对照组和实验组。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纳米流式检测仪、纳米颗粒追踪分析等方法观察并鉴定，通过高通量测序筛选表达显著差异的miRNA，采用TargetScan、miRanda网站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及成骨相关靶基因预测。结果:实验组大鼠MCC外泌体均呈“双凹圆盘状”单层膜结构，CD9、CD81表达阳性，粒径分布符合外泌体特征，与对照组大鼠MCC外泌体一致。高通量测序筛选表达显著差异的miRNA共85个（ P<0.05）。差异miRNA主要参与的生物学过程与分子功能分别为生物学过程和蛋白质结合；京都基因与基因组数据库通路富集分析显示在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信号通路有显著富集（ P<0.05）。其中miR-199a-5p的候选靶基因有骨形态发生蛋白3（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3，BMP3）、内皮素转换酶-1，miR-186-5p可靶向Smad8、BMP3，以发挥成骨相关功能。 结论:相比于静止状态，CTS刺激能改变大鼠MCC外泌体中miR-199a-5p、miR-186-5p等miRNA的表达量，可考虑作为调节外泌体应用潜能的一种手段。

目的:探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D）患者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2（SREBP-2）的启动子甲基化水平与血浆miR-33a以及血脂和心肌酶等生化指标的相关性。方法:病例对照研究，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在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心内科三病区招募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受检者100例，其中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梗阻的CAD患者50例以及冠状动脉造影阴性的对照者50例。采集外周血样本，提取白细胞DNA，通过焦磷酸测序法检测SREBP-2启动子区两个片段，共计12个CpG位点的甲基化水平；提取血浆RNA，定量qPCR检测血浆miR-33a水平；分离血浆，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浆中血脂、心肌酶、炎症相关因子等15项生化指标。通过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分析其相关性。结果:CAD患者SREBP-2启动子区F1-4 CpG位点（转录起始点上游-103bp）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4.56%±0.70% vs 3.54%±0.72%， t=-3.864， P<0.001）；F1-4位点的甲基化水平与血浆中miR-33a-5p水平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呈负相关（ r=-0.318， P=0.001； r=-0.225， P=0.024）。此外，校正年龄、性别、高血压、高脂血症和糖尿病病史混杂因素之后，F1-4高甲基化是CAD的独立风险因素（ OR=2.452，95 %CI=1.398~4.299， P=0.002）。 结论:DNA甲基化和miRNA可能协同调控CAD发病机制中异常的脂质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