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冠状静脉(CV)不同部位心外膜特发性室性心律失常(VA)的心电图特征。方法:2009年10月31日至2021年9月30日，纳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导管射频消融治疗的VA患者有效靶点或"最早"激动点在CV的连续性病例，对CV不同部位起源VA的QRS波形态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共纳入173例，其中男102例，年龄(56.44±15.66)岁，年龄范围13~87岁。在邻近二尖瓣环心外膜组的171例中：①51例(92.73%，51/55)患者前室间静脉近端(pAIV)及左心室顶部穿间隔静脉(summit-CV)在V 1导联有s波呈Rs、RS或rS型，而其他部位106例(91.40%，106/116)无s波呈R型( χ2＝115.01， P<0.001)；②V 5~V 6导联在邻近二尖瓣环后壁、侧壁及前侧壁的心大静脉远端(DGCV 1)以近区域35例(81.40%，35/43)有s波呈Rs型，而DGCV 2、summit-CV及pAIV118例(92.19%，118/128)呈R型，10例(7.81%，10/128)呈Rs型( χ2＝89.88， P<0.001)；③summit-CV及邻近二尖瓣环后侧壁在Ⅰ导联20例(74.07%，20/27)以正向波为主呈R、Rs及r型，其他区域140例(97.22%，140/144)以负向波为主呈rS、rs、qr、qs或QS型( χ2＝95.79， P<0.001)；④若以V 1导联有s波呈Rs、RS或rS型，V 5~V 6导联有s波呈Rs型，I导联以正向波为主呈R、Rs或r型分别作为诊断pAIV及summit-CV，DGCV 1及其以近，summit-CV及邻近二尖瓣环后侧壁起源的指标，其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2.73%、91.40%、83.61%、96.36%；81.40%、92.19%、77.78%、93.65%；74.07%、97.22%、83.33%、95.24%。 结论:CV不同部位室性心律失常的心电图特征亦不相同，熟悉这些心电图特征对初步判断其起源将有所裨益。

目的:评价同种异体静脉置换在腹部外科应用的围手术期安全性及远期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115例术中行同种异体静脉置换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围手术期并发症以及远期置换血管狭窄情况。结果:本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最常见术式为胰腺癌根治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75.7%），最常见置换血管部位依次为门静脉-脾静脉-肠系膜上静脉汇合部（53.9%）、肠系膜上静脉（23.5%）、门静脉（18.3%）。本组患者围手术期死亡6例（5.2%），发生并发症31例（27.0%），与置换血管直接相关并发症包括门静脉血栓形成2例（1.7%）。随访期间置换血管发生轻度狭窄8例（7.5%），中度狭窄12例（11.5%），重度狭窄14例（13.2%）。置换血管中重度狭窄半年、1年、2年发生率分别为8.0%、24.4%、34.5%。结论:采用同种异体静脉血管术中重建腹部大静脉短期、中期效果良好，术后抗凝治疗或可降低血栓形成或狭窄的发生率。

目的:探讨心大静脉异常引流的CT影像特征。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07年5月—2018年8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放射科53 185例行心脏CT检查资料中。纳入心大静脉异常引流的患者28例，其中男12例、女16例，年龄25～79岁。患者均采用德国西门子双源CT进行扫描，对CT扫描图像进行多平面重建，在CT重建图像上观察心大静脉的走行及异常引流的位置，测量心大静脉的长度，心大静脉异常引流汇入上腔静脉处(汇入点)和左心房入口处(入口处)的直径及CT值，以及冠状静脉窦的直径；观察有无合并心脏畸形。结果:28例患者中，心大静脉引流入上腔静脉19例，引流入心房9例(左心房7例、右心房2例)。心大静脉引流入上腔静脉19例患者，心大静脉的长度为17～26 mm，汇入点距离上腔静脉左心房入口处的距离为1～8 mm，汇入点的直径为2.5～4 mm，入口处的CT值为20～60 HU，冠状静脉窦的直径为2.5～5 mm；其中合并的心脏畸形包括室间隔膜部缺损1例。心大静脉异常引流入心房9例患者，其中引流入左心房前壁者6例、右心房顶部靠近房间隔处2例、左心房左侧壁者1例；心大静脉的长度为15～36 mm，入口处的直径为2.8～4.5 mm，入口处的CT值为400～600 HU，冠状静脉窦的直径为2.5～5 mm；其中合并心脏畸形包括无顶冠状静脉窦2例、卵圆孔未闭1例、冠状动脉瘘1例、右室双出口1例。结论:心脏CT检查是发现心大静脉异常引流的有效方法，多种后处理技术相结合可避免漏诊和误诊的发生。

目的:探讨心大静脉远端移行区（TAODGCV）阻抗的变化及其对室性心律失常（VA）射频消融术的影响。方法:研究纳入2009年10月至2020年3月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行VA射频消融术，且有效靶点或"最早"激动点在TAODGCV的127例VA患者。根据术中初始应用的消融仪分为2组。①SES组：81例，其中男48例，年龄（56.52±15.60）岁，年龄范围17~82岁；②T11组：46例，其中男28例，年龄（54.92±14.68）岁，年龄范围13~81岁。观察并比较TAODGCV不同部位、生理盐水流速及消融仪阻抗的变化。结果:按心大静脉远端移行区近端（DGCV 1）→心大静脉远端移行区远端（DGCV 2）→前室间静脉（AIV）和左心室顶部穿间隔静脉（Summit-CV）顺序：①初始状态，T11与SES组的阻抗均递增，且T11组均低于SES组，差值40 ~60 Ω[DGCV 1，（207.2±15.3） Ω对（252.9±21.6） Ω；DGCV 2，（242.5±23.8） Ω对（303.7±17.2） Ω；AIV，（268.3±20.6） Ω对（347.1±21.3） Ω；Summit-CV，（264.2±19.6） Ω对（340.3±22.4） Ω；均 P<0.001]；②盐水流速递增时，T11与SES组阻抗均递减，且初始阻抗越高降幅越大；除DGCV 2外，T11组降幅均小于SES组[DGCV 1，18.8 Ω对28.4 Ω；DGCV 2，34.1 Ω对31.6 Ω；AIV，29.9 Ω对44.1 Ω；Summit-CV，35.3 Ω对41.9 Ω；均 P<0.001]。 结论:TAODGCV的部位、初始阻抗、盐水流速和消融仪种类等对阻抗有影响，并存在一定变化规律。

目的:探讨左心室电激动延迟程度（LVED）及右心室与左心室起搏位点的距离（DRLV）在优化左心室起搏位点中的应用及疗效。方法:选取2014年1月至2018年1月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接受应用左心室四极电极进行心脏再同步治疗（CRT）的心力衰竭患者，测量其左心室4个起搏位点的LVED及DRLV。按如下流程优化选择左心室起搏位点：（1）避免膈神经刺激（PNS）；（2）合适的起搏阈值；（3）避开心尖部起搏；（4）选择最大LVED；（5）选择最大DRLV。按流程选择左心室起搏位点进行CRT，统计左心室四极电极置入的靶血管分布情况。记录术后6个月随访时患者的双心室起搏百分比；比较患者术前及术后6个月的QRS波时限、左心室收缩末容积、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舒张末内径、6 min步行距离、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并统计CRT术后有应答及超声心动图检查有应答的患者比例。结果:入选29例心力衰竭患者，男性19例（66%），年龄（61.7±7.6）岁。扩张型心肌病17例（59%），缺血性心脏病12例（41%）。所有患者均成功置入左心室四极电极至靶血管内，且4个起搏位点亦均在靶血管内，侧静脉15例（52%），前静脉2例（7%），后静脉11例（38%），心大静脉侧分支1例（3%）。术后6个月双心室起搏百分比均大于95%。以最大的LVED及最大的DRLV作为依据选择左心室起搏位点的患者分别有19例（66%）和4例（14%）。最终29例患者中，有5例（17%）以D1作为起搏位点，5例（17%）以M2作为起搏位点，7例（24%）以M3作为起搏位点，12例（41%）以P4作为起搏位点。10例（34%）患者应用了传统双极电极具备的起搏位点（D1、M2），19例（66%）患者应用了左心室四极电极特异的起搏位点（M3、P4）。29例患者术前QRS波时限、左心室收缩末容积、左心室射血分数、左心室舒张末内径、6 min步行距离、NYHA分级分别为（171±24）ms、（231±79）ml、（28±5）%、（74±11）mm、（294±103）m、（3.2±1.0）级；术后6个月分别为（130±12）ms、（158±73）ml、（36±10）%、（66±12）mm、（371±86）m、（1.9±0.5）级，均较术前明显改善（ P均<0.001）。CRT术后6个月应答率及超声心动图检查应答率分别为97%（28例）、83%（24例）。 结论:左心室四极电极的4个LVED和DRLV可用来选择左心室起搏位点，且以最大LVED及DRLV作为依据选择起搏位点，CRT应答率较高。

心脏穿透伤属于严重的胸部损伤，院内少见且病死率极高，其中复杂性心脏穿透伤合并肺穿透伤更为少见，及时转运、快速准确诊断、尽早手术及多学科团队配合是救治成功的关键。笔者结合我院2018年7月成功救治的1例钢筋完全贯通致左房-室间隔心大静脉及左肺穿透伤患者，探讨此类损伤的诊疗要点，供临床医师借鉴以提高该损伤的诊断和救治水平。

目的:总结多中心颈部血管大出血病例分型与临床救治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4月至2020年10月国内多中心收治的42例颈部血管大出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上海长征医院27例，湖南省人民医院7例，龙口市人民医院4例，莱州市人民医院4例。根据出血部位（position，P）、出血血管（vessel，V）、头向供血（cerebral，C）以及有无合并伤（associated，A）对42例患者进行PVCA分型，并总结基于解除气道压迫（airway rebuild，A）、有效动脉止血及血运重建（bleeding stop，B）以及时间窗内恢复大脑血供（cerebral blood flow reconstruction，C）的 ABC救治原则指导下的院前急救和院内治疗的方法。结果:42例颈部血管大出血患者中，P1型（环状软骨以下）3例，P2型（环状软骨-下颌角）28例，P3型（下颌角-颅底）11例；V1型（大动脉性出血）22例，V2型（大静脉性出血）11例，V3型（单纯浅表静脉或细小动脉出血）7例，V4型（动静脉混合出血）2例；C0型（无头向缺血及头颅神经功能障碍表现）5例；C1型（有头颅一过性缺血表现、但无肢体感觉障碍）33例，C2型（存在头颅缺血、神经功能障碍表现）4例；A0型（不合并其他系统损伤）39例，A1型（合并其他系统损伤）3例。42例患者均接受手术，25例行开放手术血管重建修复+血肿/异物清除（7例血管结扎、14例直接缝合修补、4例血管间置），17例接受复合手术治疗（颈动脉造影+覆膜支架腔内修复+血肿/异物清除）。手术成功率为100%，失血性休克均得到纠正，血肿压迫全部解除，头向缺血症状改善。围手术期局部颅神经损伤4例，切口血肿1例，术后高灌注表现6例。平均随访14.3个月，未发生与手术相关的心肌梗死、脑卒中或死亡，无再次破裂、夹层发生。1例行覆膜支架腔内修复患者于术后1年发现50%无症状再狭窄。结论:基于“PVCA”分型及“ABC”救治原则，可安全、有效地用于颈部血管大出血的救治。

目的 应用双层探测器光谱CT虚拟单能量成像技术尝试完成心脏冠状动脉和冠状静脉一体化成像.方法 收集了 2023年12月—2024年1月采用了个性化扫描方案进行冠状动静脉CT成像的受检者25例作为实验组,随机抽取我院同一时间段采用常规扫描方案进行冠状动脉CT成像的受检者25例作为对照组.将对照组常规图像作为A组,将实验组常规图像作为B1组,B1组通过虚拟单能级重建生成40 keV图像作为B2组.对A组、B1组、B2组的图像质量进行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客观评价内容包括冠状动脉各分支的CT值、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主观评价由两名高年资影像医师按照5分法完成,主观评分两位评分者的一致性分析采用Kappa检验;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检验.结果 实验组B2组的冠状动脉各分支的CT值、SNR和CNR[左冠状动脉主干 CT值:(1306.07±185.16)HU、SNR:101.820±38.10、CNR:113.91±42.13;右冠状动脉 CT 值:(1284.97±203.8)HU、SNR:99.99±37.61、CNR:112.10±41.53;左 回旋支 CT 值:(1191.88±182.83)HU、SNR:93.01±36.10、CNR:105.11±39.92;左前降支 CT 值:(1202.44±185.50)HU、SNR:88.05±33.57、CNR:106.33±41.84]均较实验组B1组和对照组A组的高,其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实验组B2组的冠状静脉各分支(冠状静脉窦、心大静脉、后室间静脉、前室间静脉、左心室后静脉、左边缘静脉)的CT值、SNR和CNR值明显高于实验组B1组,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两位医师对B2组图像质量的主观评分均为5(5,5),优于对照组A组和实验组B1组,且主观评价一致性较好(Kappa＞0.7),说明B2组对于冠状动静脉的显示效果和图像质量更好.结论 结合光谱CT虚拟单能量成像技术,能实现冠状动脉和冠状静脉的一体化成像.

《外周中心静脉导管技术与管理》由乔爱珍,苏迅,韩立存主编,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ISBN:9787572504228.经外周静脉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是指的是在患者手臂的贵要静脉、头静脉、肘正中静脉进行穿刺置管,令导管到达临近心脏的大静脉,使药物能顺利输入到患者的体内.对于需要长期持续性进行静脉输液或是用药的患者,PICC置管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1 病例简介男,64岁,主诉:活动后胸闷憋气10 d余,外院超声心动图示房间隔缺损(atrial septal defect,ASD),拟来我院行ASD封堵术.查体:血压149/99 mmHg,听诊心尖区可闻及Ⅲ/6级收缩期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