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血脂和Hey水平及其与TSH的关系.方法:择取2020年3月至2023年3月于本院收治的亚临床甲减患者119例(亚临床甲减组).另选取同期于本院体检,健康体检指标各项正常者121例为正常对照组.比较不同人群血脂代谢、Hcy、TSH水平.比较亚临床甲减组中亚1组、亚2组血脂代谢、Hey水平.经偏相关系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血脂代谢、Hey水平与TSH水平的相关性.结果:亚临床甲减组TC、TG、LDL-C、Hcy、TSH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亚临床甲减组、对照组HDL-C、FT3、FT4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亚2组TC、LDL-C、Hcy水平均高于亚1组(P＜0.05).亚2组、亚1组TG、HDL-C、FT3、FT4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校正性别、年龄、BMI、吸烟史、FPG及TSH因素,结果得知TSH是TC、TG、LDL-C、Hcy水平异常的危险因素,而TSH与HDL-C线性回归关系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亚临床甲减患者的血脂代谢和Hcy水平发生一定变化,且会受到TSH的影响,故应加强亚临床甲减患者的血脂代谢和Hcy水平监测,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新的视角来评估和管理亚临床甲减患者的心血管风险.

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发布了首个《全球高血压报告—与无声杀手的赛跑》,报告涵盖了全球高血压的流行情况和管理方法,分析了高血压导致的死亡及疾病负担,探讨了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评价了降压治疗的成本效益,并介绍了多国高血压管理的成功案例,尤其是HEARTS高血压防控计划的全球推广情况.高血压是一个全球性公共卫生挑战,严重危害健康.过去30多年间,全球高血压(收缩压≥140 mmHg,或舒张压≥90 mmHg,或服用降压药物)患者的数量翻了一倍,从1990年的6.5亿增长至2019年的13亿,在30～79岁的全球高血压患者中,大约54%诊断为高血压,其中42%正在接受降压治疗,而仅有21%得到控制.2019年,全球范围内超过一半的心血管疾病死亡可归因于收缩压升高,如果全球范围内将高血压控制率提高到50%,从2023年至2050年间可以避免7 600万人死亡.人群水平的高血压相关危险因素包括高盐和低钾摄入、饮酒、缺乏运动、空气污染等.WHO支持通过减少膳食钠摄入,增加钾摄入、限制饮酒、戒烟、增加运动和改善空气污染等方式预防和控制高血压.治疗方面,WHO指南建议对收缩压≥140 mmHg或舒张压≥90 mmHg的个体使用降压药物治疗.对于特定人群,收缩压在130～139 mmHg之间时也建议开始使用降压药物治疗,同时推荐使用单片复方制剂进行联合治疗,以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和持久性.我国高血压的流行趋势和管理情况同样令人关注.高血压是我国人群中重要的死亡和疾病负担因素,通过学习和借鉴全球高血压管理的成功经验,可以加强我国高血压的预防、控制和监测工作,特别是推动HEARTS技术包在我国的应用,以提升高血压管理效果.该报告旨在提醒人们重点关注非传染性疾病,特别是高血压这一公共卫生挑战,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和成功案例明确了高血压防治的重要性,并为各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实现2025年将未控制高血压比例较2010年相对下降25%的全球目标而共同努力.本文结合中国高血压病的流行趋势与管理情况对该报告进行简要解读.

目的 探索安徽地区体检人群颈股脉搏波传导速度(cfPWV)的分布及相关影响因素,为早期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依据.方法 对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中科院合肥肿瘤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734名18～59岁体检者进行一般资料调查、血液学检测和cfPWV测量.采用控制年龄的偏相关分析cfPWV的相关因素.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cfPWV的独立影响因素.以是否发生主动脉硬化为结局变量(cfPWV≤10m/s表示未发生=0,cfPWV＞10m/s表示发生=1),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主动脉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 18～59岁人群中,年龄增长对女性cfPWV的影响更显著.调整年龄后,男性cfPWV平均值显著高于女性(9.2 m/s比8.7m/s,P＜0.05).控制年龄的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fPWV与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血红蛋白(Hb)和空腹血糖(FBG)呈显著正相关.男性cfPWV与心率、尿酸(UA)、甘油三酯(TG)呈显著正相关,与尿素水平呈显著负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平均动脉压(MAP)、年龄、性别、FBG和尿素水平是cfPWV的独立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年龄、MAP、FBG和Hb是主动脉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以上四个指标预测主动脉硬化的AUC为0.928(95％CI 0.903～0.953),敏感度为0.913,特异度为0.815,准确率为87.60％.结论 在18～59岁体检人群中,女性cfPWV更易受年龄的影响.cfPWV与MAP、年龄、性别、FBG呈显著正相关,与尿素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此外,年龄、MAP、FBG和Hb是主动脉硬化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以上四个指标能够准确预测主动脉硬化的发生风险.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疾病负担在我国人群中快速增长,是心血管病死亡的首位原因,防治ASCVD及其危险因素刻不容缓.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在安全、有效降糖的同时,还可以全方位管理ASCVD的危险因素,改善患者的远期预后.本文就GLP-1RA通过抗炎和抗氧化作用使ASCVD患者获益的研究进展及相关机制进行综述.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者常见脂质代谢异常，导致该类人群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增加。HIV全病程管理使包括心血管疾病在内的非艾滋定义性疾病（NAD）得到关注，抗反转录病毒疗法（ART）与血脂异常的关系以及不同类别的ART药物对血脂水平的影响差异需要引起重视。本文基于临床证据和国内外文献、指南及专家共识，对HIV感染者/AIDS患者（PLWHA）血脂异常的危险因素与诊疗管理方式进行总结和展望。

B型主动脉夹层是临床上十分常见且异常凶险的心血管疾病。由于腔内治疗具有安全性更高以及手术创伤较小等优势，目前主要采用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治疗。逆行性A型夹层是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并造成相当死亡率的严重腔内治疗并发症。本文从TEVAR后并发逆行性A型夹层的分型、形成机制、危险因素、管理和治疗等方面的特点作一综述，以期在临床实践中对该疾病的诊疗提供帮助。

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为主的心血管疾病（CVD）是我国城乡居民第1位死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是ASCVD的致病性危险因素。面对我国ASCVD疾病负担不断上升的趋势，血脂管理刻不容缓。近几年世界范围内血脂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血脂指南的修订势在必行。由于人群血脂合适水平随ASCVD危险分层的级别不同而异，在没有危险因素的人群中，所谓“正常”的LDL-C水平对ASCVD超（极）高危患者而言则属明显升高。因此，指南修订专家委员会经认真讨论后，决定将“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修改为“血脂管理指南”（以下简称新指南）。新指南仍推荐LDL-C作为血脂干预的首要靶点，以危险分层确定其目标值。推荐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以中等强度他汀类药物作为起始药物治疗，必要时联用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和/或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抑制剂的达标策略。新指南涵盖了从儿童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血脂管理。旨在通过本指南指导临床实践，全面提升我国血脂管理水平，推进ASCVD防治。

银屑病关节炎（PsA）是一种与银屑病相关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炎症性关节病，而PsA患者并发心血管疾病（CVD）的风险明显高于一般人群。目前，相关机制尚不确切，慢性炎症及传统危险因素是PsA患者CVD风险增加的最重要因素。本文综述PsA与CVD之间流行病学及发病机制，并对PsA患者发生CVD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2型糖尿病（T2DM）患者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和慢性肾脏病（CKD），且心肾疾病为T2DM致残和致死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对T2DM患者进行心血管风险评估，并筛查和防治心肾疾病。本共识中推荐，对于T2DM合并ASCVD或心血管风险极高危、心力衰竭（HF）或CKD患者，如果没有禁忌证或不耐受，二甲双胍应作为一线降糖药物并一直保留在治疗方案中；同时，不论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HbA 1c）是否达标，T2DM合并ASCVD或心血管风险极高危的患者建议优先联合具有心血管获益证据的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或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T2DM合并HF患者建议优先联合SGLT2i；T2DM合并CKD患者建议优先联合SGLT2i，若不能使用SGLT2i，建议联合具有肾脏获益证据的GLP-1RA。此外，在T2DM合并ASCVD、HF或CKD的患者中，还需全面管理好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生活方式干预、降压、调脂、抗血小板治疗等，同时应特别注意防范低血糖。

目的:分析临床路径管理对合并严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行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 DCD）供肝原位肝移植，对术后重大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 MACE）、术后病死率等预后参数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2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行DCD供肝成年人原位肝移植患者临床资料359例，纳入术前行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患者60例，将纳入患者分为严重冠心病组（13例）和非严重冠心病组（47例），采取不同的临床路径管理方法，比较两组患者基线人口学特征、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术前心功能、肾功能、终末期肝病分类，术前生化指标，术中热缺血时间、门静脉阻断时间、腔静脉阻断时间及术中低血压发生率等围手术期指标，术后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病死率等。结果:两组患者人口学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肌钙蛋白I（troponin I, TnI）均在正常范围，但严重冠心病组患者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术前严重冠心病组乳酸水平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其余基线数据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血压、心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中热缺血时间、门静脉阻断时间、腔静脉阻断时间、低血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严重冠心病组ALT及AST明显低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术后其余指标如血压、心率、TnI和乳酸水平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后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严重冠心病组MACE发生率明显高于非严重冠心病组（ P<0.05）。 结论:合并严重冠心病并非DCD原位肝移植术手术禁忌，但术后MACE发生率显著增加，优化临床路径管理是改善这类患者临床结局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