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任脉灸联合祛瘀生新针刺法治疗痰瘀阻络型急性脑梗死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2021年8月—2022年8月于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脑病科住院治疗的76例急性脑梗死病人,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8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及祛瘀生新针刺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任脉灸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Barthel指数及改良Ranin量表(mRS)评分变化,比较两组临床疗效,记录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97.4％,高于对照组的78.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3周后,两组NIHSS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Barthel指数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NIHSS评分低于对照组,Barthel指数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访3个月后,观察组预后良好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4.7％与81.6％,P＜0.05).两组病人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结论:任脉灸联合祛瘀生新针刺法治疗中风病急性期痰瘀阻络型病人疗效确切,可改善病人神经功能、日常生活能力,预后及安全性较好.

椎动脉夹层动脉瘤临床相对少见，年发病率为(1.0~1.5)/10万，具有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 [1]。急性期椎动脉夹层动脉瘤发生再破裂出血的风险高且常累及小脑后下动脉(posterior inferior cerebellar artery，PICA)，若未得到及时救治，可能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干受压、脑梗死甚至死亡等一系列不良后果 [2,3]。对于这种急性期后循环动脉瘤，常规治疗手段为支架辅助弹簧圈治疗，血流导向装置Pipeline应用极少。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近期应用Pipeline治疗1例处于急性破裂期且累及PICA的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现将其诊治过程报道如下，以分享该疾病的一种超适应证治疗方法。

目的:观察不同病变阶段急性梅毒性后极部鳞样脉络膜视网膜炎（ASPPC）患眼的多模式影像特征。方法:回顾性病例研究。2016年7月至2019年3月于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ASPPC患者8例11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7例10只眼，女性1例1只眼；平均年龄（48.7±8.9）岁；平均病程（13.24±11.30）个月。患者均行眼底彩色照相、红外照相（IR）、FAF、FFA、OCT、OCT血管成像（OCTA）检查。根据病变阶段及特征将患眼分为急性期、吸收期，分别为7、4只眼。观察不同病变阶段ASPPC的眼底彩色照相、IR、FAF、FFA、OCT、OCTA的影像特征。结果:急性期，眼底彩色照相可见后极部视网膜下黄白色鳞状病变、神经上皮脱离、黄白色渗出物；IR可见病灶区域内可见不均匀红外反光；FAF可见后极部类圆形或鳞片状强自身荧光，范围较眼底彩色照相更广泛；FFA动静脉期病灶呈模糊弱荧光，随时间延长荧光逐渐增强，晚期呈类圆形强荧光，其周围环绕弱荧光环，渗出浓厚区域呈荧光遮蔽；OCT可见病变区域神经上皮脱离，其内可见均匀强反射信号。吸收期，眼底彩色照相可见后极部视网膜下黄白色鳞状病变吸收，色素轻度脱失；IR可见病变区域内斑驳状红外反光较急性期明显减少；FAF可见后极部斑点状强自身荧光，其中"豹斑样"改变3只眼；FFA可见病灶内斑驳状荧光染色，未见荧光素渗漏和积存；OCT可见RPE层针尖样突起，外界膜、椭圆体带均显示不清；OCTA可见脉络膜毛细血管血流信号减弱，部分区域内信号缺失。结论:ASPPC急性期，患眼后极部视网膜下黄白色鳞状病变、神经上皮脱离、黄白色渗出物，FFA可见病灶区晚期荧光素渗漏；吸收期，眼底可见黄白色病灶已吸收，FFA呈现荧光素着染，无渗漏。OCT提示RPE、外界膜及椭圆体带均有不同程度破坏，OCTA提示病变区脉络膜有血流信号减弱。

围手术期药物严重过敏反应起病隐匿而迅速，可以危及生命，常使得手术被迫终止。目前认为，围手术期麻醉药物中引起严重过敏反应最常见的是神经肌肉阻滞剂（NMBAs）。随着麻醉学和外科医学的进步，全球麻醉及手术量越来越大，NMBAs使用机会越来越多，相应的超敏反应发生风险也随之越来越高。临床使用NMBAs的同时，也常会用到其拮抗剂，如新斯的明和舒更葡糖，这些药物在临床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过敏报道。由于NMBAs及其拮抗剂引起过敏的机制复杂，不易确诊，且NMBAs之间交叉反应性强，因此，常难以选择替代药物。本文阐述了这些药物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的流行病学、病理机制、诊断方法与流程、急性期治疗以及预防方案的相关新近研究进展。

目的:动态监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急性期和恢复期特异性抗体IgM和IgG水平变化特征，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对172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住院期间及出院后2周的血清IgM与IgG抗体进行分析，按恢复期抗体水平分为IgM(-)/IgG(+)和IgM(+)/IgG(+)组，比较影响抗体水平的临床特征及诊治因素。结果:发病后0~3天，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率高于抗体阳性率，而发病两周后抗体阳性率高于核酸。单因素分析发现影响IgM转阴的因素包括年龄、核酸转阴时间、是否使用新冠病毒特异性单克隆抗体治疗及临床分型。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核酸转阴时间（ P=0.020）和临床分型（ P<0.01）为影响IgM转阴的独立影响因素。其中，随核酸转阴时间延长，IgM转阴延迟；与无症状和轻型患者相比，普通型、重型及危重型患者IgM转阴时间延迟，抗体水平更高。 结论:血清学抗体检测可作为核酸检测的补充，动态检测抗体水平对于免疫功能评价有积极作用。

目的:探讨白细胞介素-4(IL-4)基因组蛋白乙酰化修饰水平改变及其在川崎病(K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6年10月至2018年12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就诊的KD患儿36例为研究对象，同年龄健康儿童28例作为对照组。KD患儿分别于急性期及静脉用丙种球蛋白(IVIG)治疗有效后4～5 d取血备检。采用染色质免疫共沉淀-荧光定量PCR检测外周血CD4 ＋ T淋巴细胞IL-4基因启动子、增强子Va组蛋白H4乙酰化和p300、CREB结合蛋白(CBP)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Ⅱ型辅助性T淋巴细胞(Th2)(CD4 ＋ IL-4 ＋)比例及CD4 ＋ T淋巴细胞中磷酸化信号转导及转录活化因子6(pSTAT6)、GATA结合蛋白3(GATA3)、活化T细胞核因子1(NFAT1)、Ⅱ型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TGF-βRⅡ)、磷酸化L型氨基酸转运蛋白1(pLAT1)蛋白表达水平；荧光定量PCR检测CD4 ＋ T淋巴细胞IL-4、IL-5、IL-13、IL-4受体α(IL-4Rα)、Ⅰ型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TGF-βRⅠ)、性别决定区Y框蛋白4(SOX4) mRNA表达水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测定血浆IL-4、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水平。 结果:1．KD患儿Th2细胞比例、功能相关分子(IL-4、IL-5和IL-13)表达及IL-4基因启动子、增强子Va组蛋白乙酰化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冠状动脉损伤组(CAL)前述指标均高于无冠状动脉损伤组(NCA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经IVIG治疗后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与对照组比较KD患儿外周血CD4 ＋ T淋巴细胞p300、CBP与IL-4基因启动子、增强子Va结合水平明显上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p300与IL-4基因启动子、增强子Va结合水平与后者表达均呈正相关( r＝0.72、0.43，均 P<0.05)，经IVIG治疗后呈不同程度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CAL组p300、CBP与IL-4基因启动子、增强子Va结合水平明显高于NCAL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3.与对照组比较，KD患儿血浆IL-4水平及CD4 ＋ T淋巴细胞IL-4Rα/STAT6/GATA-3、pLAT1/NFATc1表达显著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血浆TGF-β水平及下游信号分子TGF-βRⅡ/TGF-βRⅠ/SOX4表达明显下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CAL组血浆IL-4水平及CD4 ＋ T淋巴细胞IL-4Rα/STAT6/GATA-3、pLAT1/NFATc1表达均高于NCAL组，血浆TGF-β水平及下游信号分子TGF-βRⅡ/TGF-βRⅠ/SOX4表达低于NCAL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经IVIG治疗后呈不同程度的回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IL-4基因组蛋白H4过度乙酰化可能是导致KD患儿免疫功能异常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的:观察卒中后认知障碍(PSCI)患者执行功能特征及其在卒中急性期时血浆miR-146a-5p、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表达水平，并寻找能早期预测PSCI的标志物。方法:从神经内科随访的急性脑梗死(ACI)患者中选取PSCI患者及卒中后认知正常(PSCN)患者各40例，分别纳入PSCI组和PSCN组。另招募同时期年龄相匹配的健康体检者纳入年龄相匹配对照组(AMC组)。采用执行功能量表[包括数字广度测试(DST)、Stroop色词测试(CWT)、连线测试B(TMT-B)及语义流畅性测试(SFT)等]评估3组受试者的执行功能情况，并检测3组受试者基线时血浆miR-146a-5p及IL-6、TNF-α表达量。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基线时患者血浆miR-146a-5p、IL-6、TNF-α含量及MoCA得分对PSCI的预测价值。结果:基线时PSCI组血浆miR-146a-5p表达量明显低于PSCN组和AMC组( P<0.05)，PSCN组血浆miR-146a-5p含量显著高于AMC组( P<0.05)；PSCI组血浆IL-6含量明显高于PSCN组和AMC组( P<0.05)，PSCN组血浆IL-6含量亦显著高于AMC组( P<0.05); PSCI组血浆TNF-α含量明显高于AMC组( P<0.05)，但较PSCN组无显著差异( P>0.05)，PSCN组血浆TNF-α含量亦显著高于AMC组( P<0.05)。3个月后随访时，发现PSCI组DST、SFT得分均显著低于PSCN组和AMC组( P<0.05); PSCI组TMT-B耗时数、SIE耗时数均明显超过PSCN组( P<0.05)和AMC组( P<0.05)。PSCN组DST得分、SFT得分与AMC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PSCN组TMT-B耗时数明显超过AMC组( P<0.05)，SIE耗时数较AMC组有增多趋势( P>0.05)。基线时血浆miR-146a-5P含量联合MoCA得分预测PSCI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013，其敏感度为72.5%，在最佳临界点的特异性为97.5%。 结论:ACI患者无论是否进展为PSCI其执行功能均会出现某些方面异常，并以PSCI患者执行功能的受损程度较严重。高水平miR-146a-5p在ACI患者急性期能通过抑制神经炎症反应对其认知功能发挥保护作用，联合应用急性期miR-146a-5p表达量及MoCA得分能有效预测PSCI的发生。

目的:探讨血清腺苷脱氨酶（adenosine deaminase，ADA）联合全血微小RNA（microRNA，miR）-197-3p在人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2020年1月至2023年9月，在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本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选取布病患者120例，设为布病组，其中急性期组89例、慢性期组19例、隐匿感染组12例。另于同期在本院体检人群中选取畜牧业从业健康志愿者60例，设为对照组；在本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选取社区获得性肺炎重症患者60例，设为感染对照组。布病组和感染对照组患者均予以规范治疗。布病、感染对照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后、对照组受试者于入组时采集清晨空腹肘静脉血，检测血清ADA及全血miR-197-3p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布病发生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ADA、miR-197-3p及二者联合对布病的诊断效能。结果:治疗前，对照、感染对照、急性期、慢性期、隐匿感染组血清ADA（U/L：12.35 ± 2.89、18.33 ± 4.57、29.75 ± 6.46、22.20 ± 4.78、14.15 ± 3.03）及全血miR-197-3p水平（1.09 ± 0.33、2.25 ± 0.41、2.68 ± 0.59、2.43 ± 0.51、1.18 ± 0.40）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4.38、4.02， P = 0.014、0.019）。与对照组比较，其余4组血清ADA和全血miR-197-3p水平均较高（均 P < 0.05）。与感染对照组比较，急性期、慢性期组血清ADA水平均较高，隐匿感染组血清ADA水平较低（均 P < 0.05）；急性期组全血miR-197-3p水平较高，隐匿感染组全血miR-197-3p水平较低（均 P < 0.05）。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感染对照、急性期、慢性期组血清ADA及全血miR-197-3p水平均较低（均 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ADA和全血miR-197-3p水平升高是布病发生的危险因素[比值比（odds ratio， OR） = 2.235、3.404，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 CI）：1.491 ～ 3.362、1.623 ～ 7.605，均 P < 0.001]。ROC曲线结果显示，血清ADA和全血miR-197-3p对布病诊断均具有辅助意义（均 P < 0.001）。血清ADA联合全血miR-197-3p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933，优于单独血清ADA、全血miR-197-3p的诊断效能（AUC = 0.823、0.840）。 结论:血清ADA联合全血miR-197-3p在人布病诊断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可为布病的临床诊断与疗效评价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目的:观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相关急性黄斑神经视网膜病变（AMN）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多模式影像特征。方法:回顾性临床研究。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COVID-19相关AMN患者12例24只眼纳入研究。患眼均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底彩色照相、红外眼底照相（IR）、光相干断层扫描（OCT）、OCT血管成像（OCTA）、视野检查以及全身肺部CT、实验室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均给予口服甲钴胺、银杏叶提取物治疗；给予静脉滴注地塞米松治疗6例。随访时间4周。回顾分析患眼临床表现和多模式影像特征及治疗结果。结果:12例24只眼中，男性1例2只眼，女性11例22只眼；年龄（29.00±5.17）岁。出现流感症状并确诊COVID-19至出现双眼视力下降的时间为1~2 d。急性期（COVID-19后出现眼部症状至就诊时的病程1~5 d）、进展期（病程>5 d）分别为5例10只眼和7例14只眼。患眼BCVA 0.02~0.9。肺部CT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未见明显异常。眼底彩色照相检查，患眼黄斑区均可见片状深红色病灶；IR表现为黄斑区弱反射灶；OCTA表现为视网膜深层毛细血管丛血流密度降低16只眼。OCT检查，急性期可见外核层（ONL）和（或）外丛状层（OPL）强反射带伴其下椭圆体带（EZ）、嵌合体带（IZ）弱反射；进展期部分ONL变薄，EZ、IZ连续性中断。横断面（en-face）OCT检查，急性期ONL/EZ可见边界清晰的强反射区域；进展期ONL/EZ无强反射区域，仅见EZ/IZ与IR所示大小形状一致的弱反射区域。随访期间，急性期5例患者均主诉视力提高、暗点缩小；进展期7例患者视力及视野变化不明显。急性期10只眼，OCT B扫描1周内ONL、OPL强反射带逐渐消失；en-face OCT可见ONL/EZ强反射灶在1~2周内逐渐缩小消退，始终可见EZ/IZ大小形态基本不变的弱反射区。结论:COVID-19相关AMN特征性表现为IR弱反射病灶；OCT急性期ONL、OPL强反射带，进展期EZ、IZ连续性中断；en-face OCT急性期ONL/EZ可见强反射区域，并可观察到1~2周内逐渐缩小消退，任何时期均可见EZ/IZ与IR所示大小形状一致的弱反射区域。

目的:评估一项由护士实施的目标导向镇静策略(RESTORE)对一家儿童CICU(pediatric CICU，PCICU)内患儿监护和护理实践的影响。场所:一家独立三级儿童医院内有31张床的PCICU。对象:心脏术后患儿。设计:对实施策略前后期进行评估对比的质量改进项目。干预措施:RESTORE策略的实施包括每日小组讨论患儿病程(急性期，滴定期或戒断期)，根据患儿病程开出镇静目标分值处方，进行觉醒评估以及阿片类药物和(或)镇静剂滴定。采用戒断评估分值评估和管理医源性戒断症状。测量方法与主要结果:回顾1243例患儿四个不同时间段内(一个实施前，三个非连续性实施后)与阿片类药物/镇静剂使用，疼痛/镇静评分，以及医源性戒断症状发生/管理有关的数据。数据收集期内患儿年龄和复杂性一致。实施后阿片类药物和苯二氮卓类药物使用减少约50%，且不伴有其他镇静类药物使用增加。干预后患儿带美沙酮离开PCICU或回家比例降低(PCICU：前19%后3%；出院：前12%后1.3%)。疼痛、镇静和戒断评分的记录更为一致，且护士报告其对患儿舒适度管理满意。结论:实施以改善PCICU患儿镇静和镇痛为目标的护士管理目标导向计划(如RESTORE)是可行的和可持续的，并与减少镇静剂和美沙酮使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