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不同病变阶段急性梅毒性后极部鳞样脉络膜视网膜炎（ASPPC）患眼的多模式影像特征。方法:回顾性病例研究。2016年7月至2019年3月于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ASPPC患者8例11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7例10只眼，女性1例1只眼；平均年龄（48.7±8.9）岁；平均病程（13.24±11.30）个月。患者均行眼底彩色照相、红外照相（IR）、FAF、FFA、OCT、OCT血管成像（OCTA）检查。根据病变阶段及特征将患眼分为急性期、吸收期，分别为7、4只眼。观察不同病变阶段ASPPC的眼底彩色照相、IR、FAF、FFA、OCT、OCTA的影像特征。结果:急性期，眼底彩色照相可见后极部视网膜下黄白色鳞状病变、神经上皮脱离、黄白色渗出物；IR可见病灶区域内可见不均匀红外反光；FAF可见后极部类圆形或鳞片状强自身荧光，范围较眼底彩色照相更广泛；FFA动静脉期病灶呈模糊弱荧光，随时间延长荧光逐渐增强，晚期呈类圆形强荧光，其周围环绕弱荧光环，渗出浓厚区域呈荧光遮蔽；OCT可见病变区域神经上皮脱离，其内可见均匀强反射信号。吸收期，眼底彩色照相可见后极部视网膜下黄白色鳞状病变吸收，色素轻度脱失；IR可见病变区域内斑驳状红外反光较急性期明显减少；FAF可见后极部斑点状强自身荧光，其中"豹斑样"改变3只眼；FFA可见病灶内斑驳状荧光染色，未见荧光素渗漏和积存；OCT可见RPE层针尖样突起，外界膜、椭圆体带均显示不清；OCTA可见脉络膜毛细血管血流信号减弱，部分区域内信号缺失。结论:ASPPC急性期，患眼后极部视网膜下黄白色鳞状病变、神经上皮脱离、黄白色渗出物，FFA可见病灶区晚期荧光素渗漏；吸收期，眼底可见黄白色病灶已吸收，FFA呈现荧光素着染，无渗漏。OCT提示RPE、外界膜及椭圆体带均有不同程度破坏，OCTA提示病变区脉络膜有血流信号减弱。

目的:观察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治疗对视网膜静脉阻塞（RVO）合并黄斑水肿（ME）患眼中心凹下脉络膜厚度（SFCT）的影响。方法:前瞻性临床研究。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于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单眼RVO-ME患者59例59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31例31只眼，女性28例28只眼；平均年龄（57.4±10.3）岁。病程5 d~ 1个月，均为初次发病者。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BRVO）35只眼（BRVO-ME组），非缺血型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CRVO）24只眼（CRVO-ME组）。所有患眼均行最佳矫正视力（BCVA）、频域光相干断层扫描（OCT）检查。BCVA检查采用国际标准视力表进行，统计时换算为最小分辨角对数（logMAR）视力。采用德国Carl Zeiss公司Cirrus HD-OCT 5000仪测量患眼黄斑中心凹厚度（CMT）及双眼SFCT。所有患眼均行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治疗。治疗后随访时间6个月，对比观察治疗前及治疗后2周，1、3、6个月患眼BCVA、CMT、SFCT变化，以及与治疗相关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治疗前及治疗后不同时间BCVA、CMT、SFCT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不同时间点差异的两两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法 t检验。 结果:治疗前，RVO-ME患眼平均logMAR BCVA、CMT分别为0.92±0.46、（604.71±169.35）μm。治疗后2周，1、3、6个月，患眼BCVA较治疗前明显改善，CMT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5.664、59.518， P<0.05）。治疗前，RVO-ME患者患眼、对侧健康眼平均SFCT分别为（306.3±65.8）、（241.3±59.8）μm；患眼SFCT较对侧健康眼明显增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5.772， P<0.05 ）。治疗后2周，1、3、6个月，患眼平均SFCT分别为（267.7±81.4）、（252.3±57.3）、（239.2± 46.5 ）、（240.6±48.3）μm；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不同时间SFCT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924.341， P<0.001）。CRVO-ME组、BRVO-ME组患眼治疗后2周，1、3、6个月SFC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所有患眼随访期间均未发生眼内炎、白内障进展和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等并发症。 结论:病程短、初次发病的RVO-ME患眼SFCT增厚；抗VEGF药物治疗可有效降低患眼SFCT，改善ME，提高BCVA。

新生血管性老年性黄斑变性（nAMD）导致的严重视力损害与黄斑新生血管（MNV）的侵袭及视网膜下纤维化（SF）有关。过度的SF可导致视网膜下瘢痕形成，使光感受器、视网膜色素上皮和脉络膜组织发生不可逆性损害，使得nAMD患者出现永久视力障碍。SF发生机制复杂，涉及组织损伤后修复、炎症等诸多病理学过程，与之相关的信号通路及细胞因子。目前对于SF的实验性治疗仅针对单个细胞因子的抑制。及时有效抑制MNV的生成及进展，早期识别SF发生的危险因素，对改善nAMD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

目的:观察多灶性脉络膜炎（MFC）中炎症病灶与脉络膜新生血管（CNV）病灶的多模式影像特征。方法:回顾性临床分析。2017年5月至2021年4月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检查确诊的MFC患者46例90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21例，女性25例；年龄（38.30±8.97）岁。既往确诊MFC 29例，因出现新发症状再次就诊；无明确既往病史17例，为首次就诊。患眼均行眼底彩色照相、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光相干断层扫描（OCT）、OCT血管成像（OCTA）检查。参照文献并综合多模式眼底影像检查结果将MFC病灶分为活动性CNV病灶、非活动性CNV病灶、活动性炎症病灶、非活动性炎症病灶，分别为31 （34.4%，31/90）、12 （13.3%，12/90）、26 （28.9%，26/90）、90 （100.0%，90/90）只眼。行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治疗19只眼。总结分析炎症病灶与CNV病灶在不同影像检查中的表现。FFA、OCTA检查之间CNV病灶检出率比较采用Wilcoxon秩检验。结果:活动性炎症病灶、活动性CNV病灶患眼，眼底彩色照相可见黄白色病灶以及视网膜出血、渗出；FFA检查，病灶中均可见荧光素渗漏；OCT检查，病灶处均可见视网膜色素上皮（RPE）层隆起、边界不清，合并视网膜下及视网膜内积液；OCTA检查，活动性炎症病灶各层血管组织无血流信号，活动性CNV病灶内可见血流信号。非活动性炎症病灶、非活动性CNV病灶患眼，眼底彩色照相可见病灶边界清楚，不合并视网膜出血、渗出；FFA检查，病灶荧光着染、无荧光素渗漏；OCT检查，非活动性CNV病灶表现为边界清楚的隆起病灶，非活动性炎症表现为轻度RPE增生形成的瘢痕或萎缩形成的外层结构凹陷；OCTA检查，非活动性炎症病灶可见斑片状血流信号丢失或透见下方血流信号，非活动性CNV病灶内可见血流信号。结论:MFC活动性炎症病灶及活动性CNV病灶多伴有视网膜出血、渗出；FFA可见荧光素渗漏；OCT可见隆起的病灶边界不清；OCTA可明确CNV或炎症病灶的性质。

目的:观察两切口无玻璃体切除的视网膜下注射（SRI）治疗Bietti结晶样视网膜营养不良（BCD）的安全性。方法:探索性临床研究。2023年2~ 5月于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检查确诊并接受SRI腺相关病毒载体转基因药物治疗的BCD患者6例6只眼纳入研究。其中，男性2例2只眼，女性4例4只眼；年龄34 ～60岁。患眼均行两切口无玻璃体切除SRI腺相关病毒载体转基因药物治疗。25G玻璃体切割管件做2个巩膜切口，分别用于置入光纤和38G SRI针。进入玻璃体前，先行前房穿刺引流房水降低眼压。硅油注入模式下，38G注射套管穿透视网膜到达视网膜下腔，玻璃体切割机脚踏控制注射速度，缓慢注入基因治疗药物，形成视网膜下泡状脱离区。注射完毕时手指触诊进行眼压评估，若偏高通过按压角膜切口行房水引流直至眼压正常。SRI后随访时间9~ 12个月。随访时采用SRI前相同设备和方法行相关检查。结果:6例患者6只眼眼底均可见视网膜色素上皮和脉络膜萎缩，伴或不伴视网膜黄白色细小颗粒样结晶沉积；临床分期均为Ⅲ期。SRI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长9~ 14 min。手术中未见玻璃体脱出、视网膜出血或视网膜裂孔。套管针头无阻塞，拔出时无玻璃体脱出。SRI后24 h，所有患眼视网膜隆起泡完全吸收，视网膜复位；SRI后9个月时，患眼均无角膜后沉着，未见前房、玻璃体细胞等炎症反应，无高眼压、白内障、视网膜裂孔等并发症发生。结论:两切口无玻璃体切除SRI治疗BCD安全，且可缩短手术时间。

眼部疾病发病率高，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大，甚至致残，疾病负担重。诸多资料表明，部分眼病的发生和发展与睡眠呼吸障碍相关。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增加多种眼病的风险，包括青光眼、非动脉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睑松弛综合征和视网膜静脉闭塞；机制方面，主要与OSA特征性间歇低氧及睡眠片断化等所致氧化应激和缺氧性损伤、全身性炎症、交感神经张力升高和内皮功能障碍有关。OSA已成为许多眼病另一种潜在危险因素。本文系统地介绍OSA与眼部疾病相关的现有研究结果，以及两者之间的可能发病机制。

弓形虫脉络膜视网膜炎患者中存在的外层视网膜光感受器分离首次以杆体锥体分离(BALAD)来命名，表现为光学相关断层扫描(OCT)上光感受器内节在肌样体水平上分离，形成独特的视网膜囊腔。随后许多研究相继报道了不同疾病中存在的BALAD。外层视网膜中，光感受器内节的肌样体区结构相对薄弱，当促进光感受器外节附着在视网膜色素上皮(RPE)上的外向力超过光感受器内节肌样体的抗拉伸强度时，肌样体带分裂，形成BALAD。BALAD具有其独特的多模态影像特征，识别BALAD可以为临床诊断、鉴别以及治疗眼部疾病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就BALAD命名的发展过程、解剖结构特征、病理生理机制、多模态影像特征等方面进行综述。

我国现有近视患者多达5亿，具有"早发高发、程度重、并发症多"的鲜明特点，社会经济负担沉重，防治形势严峻。近视及其并发症防治的重要前提是阐明其发病机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有遗传、环境调控、视网膜多巴胺-脉络膜血流-巩膜缺氧和炎症四类学说，但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近视及其并发症的共性机制，最根本的科学问题尚无理想答案。根据2014—2023年近视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和资助情况，近视领域基础研究相对滞后，顶层设计尚有欠缺，科学问题凝练不足，缺乏有组织的研究，研究方向相对独立且分散，缺乏深度交叉融合，未形成突破性、引领性的成果，研究水平尚需进一步提高。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进一步加强近视领域基础研究的顶层设计，优化资助布局，加大资助强度，引导高水平临床学者和基础研究人员，着力提高近视及其并发症防治的基础研究水平，真正实现全生命周期的近视防治。

由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型(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在全球持续大流行，给全球医疗模式带来了深刻影响，更多积累的、新的医学资料提示SARS-CoV-2感染会侵犯患者多个器官，但对其引起的眼部相关病变特征及其危害仍缺乏足够认识。已有的临床资料发现，COVID-19相关眼病主要包括眼表炎性病变和眼后节的视网膜、脉络膜病变，疾病不仅表现为急性炎性反应过程，还可导致视网膜和脉络膜的微血管栓塞性病理过程，给患者，尤其是首诊为眼科的患者视力预后可能带来长期影响，准确诊断COVID-19相关眼病是眼科医生面临的挑战。眼科医生应深入了解SARS-CoV-2感染者眼病相关疾病的发生机制和发展规律，利用目前的眼科多模式影像检查以减少患者相关眼部疾病的漏诊和误诊，及时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尽可能降低疾病对视功能损害的风险。建议眼科临床工作者开展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及多学科临床研究，以降低COVID-19相关眼病患者的致盲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玻璃膜疣的形成是早期老年性黄斑变性（AMD）的主要标志之一。玻璃膜疣内的氧化磷脂（OxPLs）具有强促炎特性，其引发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可引发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死亡（凋亡、焦亡等）和脉络膜新生血管形成，即AMD的发病。焦亡又称炎性坏死，是OxPLs导致细胞死亡的主要方式之一。焦亡细胞释放的炎性因子又可反过来加重炎症反应，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损害。而通过调节脂代谢，减少OxPLs内吞和增加胆固醇外流，就可能减轻炎症反应和减少细胞死亡，从而达到防治AMD的目的。因此，深入了解OxPLs、炎症以及焦亡在AMD发病中的作用，对于阐明AMD的发病机制以及寻找新的治疗措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