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伴多层菊形团的胚胎性肿瘤（embryonal tumor with multilayered rosettes，ETMR）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3例ETMR的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3例ETMR患儿，男性2例，女性1例，年龄2岁至4岁2个月，中位年龄2岁9个月，发病部位：1例位于右侧额顶叶，2例位于脑干，临床表现为肢体活动不利或头痛、反复呕吐。大体呈实性，切面灰白灰红色，质软，低倍镜下见肿瘤细胞双相分化，细胞密度疏密不均，高倍镜下见密集区肿瘤细胞围绕血管形成假菊形团结构，并见少量真菊形团，伴灶状坏死，细胞稀疏区肿瘤分化相对较好，富含神经毡结构。免疫表型：肿瘤细胞散在表达LIN28A，也可表达胶质纤维酸性蛋白、Nestin等，p53和INI1未缺失，不表达Olig2，Ki-67阳性指数较高。荧光原位杂交检测显示C19MC基因高水平扩增。术后2例患儿行化疗，其中1例术后复发，3例患儿均死亡。结论:ETMR罕见，高度恶性，其诊断依赖组织学、免疫表型及分子检测综合诊断。ETMR治疗为以手术为主并辅以术后化疗的综合治疗，预后差。

目的:观察恶性脑肿瘤缺失蛋白1（DMBT1）在脓毒症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大鼠中的表达及其与ARDS相关生物标志物的关系。方法:取48只健康雄性Wistar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Sham）组和ARDS模型组，两组再根据术后6、12、24 h分为3个亚组，每个亚组8只。Sham组单纯开腹暴露盲肠；ARDS模型组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制备脓毒症致ARDS模型。分别于术后6、12、24 h观察大鼠的一般表现；取大鼠腹主动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DMBT1、肺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D（SP-D）、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白细胞介素（IL-6、IL-10）水平。取肺组织，测定肺湿/干质量（W/D）比值；苏木素-伊红（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同时进行肺组织损伤评分；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DMBT1蛋白在肺组织中的表达。采用Pearson相关法分析血清DMBT1与SP-D、VEGF、IL-6、IL-10及肺组织损伤评分的相关性。结果:ARDS模型组大鼠术后出现明显病态表现，光镜下可见肺泡结构破坏、炎症细胞浸润、肺泡出血等，术后12 h起肺组织损伤评分较Sham组明显升高（分：3.35±0.13比1.16±0.07， P<0.05），且肺W/D比值较Sham组明显增加（5.36±0.44比4.38±0.35， P<0.05），存在肺水肿，提示脓毒症致ARDS模型制备成功。ELISA及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ARDS模型组大鼠血清DMBT1、SP-D、VEGF、IL-6水平均随时间延长呈逐渐升高趋势，IL-10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与Sham组比较，ARDS模型组血清及肺组织DMBT1的蛋白表达于术后6 h起即明显升高〔血清（ng/L）：231.96±19.17比187.44±10.19，肺组织（DMBT1/β-actin）：2.05±0.19比0.93±0.25，均 P<0.05〕，而血清SP-D、VEGF、IL-6、IL-10水平则于术后12 h起明显升高〔SP-D（ng/L）：73.35±8.05比43.28±5.77，VEGF（ng/L）：89.85±8.47比43.19±5.11，IL-6（ng/L）：36.01±2.48比17.49±1.77，IL-10（ng/L）：84.55±8.41比39.83±5.02，均 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ARDS模型组大鼠术后12 h和24 h血清DMBT1与血清SP-D、VEGF、IL-6、IL-10及肺损伤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12 h： r值分别为0.946、0.942、0.931、0.936、0.748，24 h： r值分别为0.892、0.945、0.951、0.918、0.973，均 P<0.05）。 结论:DMBT1可能通过影响肺泡上皮细胞、肺泡毛细血管和炎症反应成为ARDS的一种新型早期生物标志物。

目的:探讨中枢神经系统间叶性软骨肉瘤（mesenchymal chondrosarcoma，MCS）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0年9月至2020年9月9例中枢神经系统MCS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学检查、组织病理学及免疫组织化学特征，行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NCOA2基因重排情况。结果:9例患者中男性3例，女性6例；年龄1~59岁（中位年龄31岁）。6例位于颅内，3例位于椎管内，大多与硬膜关系密切，术前影像学多诊断为脑膜瘤。显微镜下呈典型的双向分化模式，由未分化间叶性小细胞及分化良好的透明软骨岛2种成分构成。小细胞区表达SOX9（9/9）、CD99（8/9），未见BRG1及INI1缺失；软骨样区表达SOX9（9/9）、S-100蛋白（8/9）。5例检测到NCOA2信号，均呈NCOA2基因分离探针阳性（5/5）。8例随访4~124个月，3例在1年内复发，其中2例死亡。结论:中枢神经系统MCS是一种极罕见的恶性肿瘤，常与硬膜关系密切，术前影像学诊断正确率低，需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其他小圆细胞肿瘤或其他类型的软骨肉瘤鉴别，FISH检测查见NCOA2基因断裂可作为较好的指标支持MCS的诊断。

目的:探讨BRAF V600E突变的上皮样胶质母细胞瘤（epithelioid glioblastoma， eGBM）的临床病理特征和分子遗传学改变。方法: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12—2019年确诊的16例BRAF V600E突变的eGBM，总结其临床和病理特点及分子遗传学改变。结果:患者年龄7~61岁，中位年龄31.5岁。其中男性4例，女性12例，男女比1∶3。11例为初诊病例，5例为复发病例。肿瘤多位于大脑半球，以额叶多见，平均直径4.6 cm（2.0~8.0 cm）。镜下表现为排列紧密的上皮样肿瘤细胞或横纹肌样肿瘤细胞呈片状或巢团状分布。肿瘤细胞形态较一致，胞膜明显，胞质嗜酸性，核偏位，空泡状，部分细胞可见核仁，核分裂活跃。所有病例均可见栅栏状/凝固性坏死；多数病例可见肾小球样微血管增生，部分病例可见多核瘤巨细胞。2例有局灶肉瘤样形态，3例可见局灶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样形态。肿瘤细胞不同程度表达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Olig2和p53，Ki-67阳性指数10%~50%，仅1例ATRX蛋白表达缺失。Sanger测序显示16例均检出BRAF V600E突变，5例同时检出TERT基因启动子第228位点或第250位点突变，所有病例均未检出IDH1（R132）和IDH2（R172）位点突变。患者均行手术切除肿瘤，3例患者进行了术后辅助放化疗。15例获得随访资料，随访时间1~89个月（中位时间10个月），其中7例患者于术后1~37个月死亡，另有5例复发。年龄<35岁的患者总生存期明显长于≥35岁的患者（ P=0.014），但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32）。 结论:BRAF V600E突变的eGBM好发于中青年女性。镜下以形态较一致的上皮样肿瘤细胞为主，需与横纹肌样脑膜瘤、间变型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瘤、转移癌、黑色素瘤等鉴别。部分病例可观察到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样区，提示二者起源可能相关。此类肿瘤恶性程度较高，大部分患者在短期内复发或死亡，但年轻患者预后相对较好。

目的:分析造血系细胞特异蛋白1(HCLS1)基因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特征及其意义。方法:收集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CGGA)计划数据库的两套mRNA测序数据及其临床资料(CGGA325数据集325例，CGGA693数据集693例)。分析 HCLS1在不同世界卫生组织(WHO)病理学分级、异柠檬酸脱氢酶( IDH)突变状态、2016年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O 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 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脑胶质瘤患者中的表达特征。根据 HCLS1表达量的中位数，将患者分为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 HCLS1表达水平患者的生存差异。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判断脑胶质瘤患者总生存期的影响因素。收集2007年1月至2015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脑胶质瘤患者的脑胶质瘤样本和生存信息(实验组1共27例，实验组2共17例)，实验组1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qRT-PCR)检测 HCLS1的表达量，实验组2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HCLS1蛋白的表达情况，并计算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评分。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 HCLS1的生物学功能。 结果:在CGGA325数据集中， HCLS1的表达量随WHO病理学级别(Ⅱ～Ⅳ级)的升高而增加( F＝30.29， P<0.001)； HCLS1在 IDH野生型中的表达量高于 IDH突变型( t＝8.51， P<0.001)；依据2016年的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3组低级别脑胶质瘤患者中， HCLS1表达量在 IDH突变+1p/19q联合缺失组最低( F＝23.61， P<0.001)，而两组高级别脑胶质瘤患者中， HCLS1在 IDH野生组的表达高于 IDH突变组( P<0.001)； MGMT启动子非甲基化者的 HCLS1表达量高于甲基化者( P＝0.001)； HCLS1高表达组患者的总生存期短于低表达组( P<0.001)。 HCLS1的上述表达特征在CGGA693数据集中得到了验证。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HCLS1表达量是影响脑胶质瘤患者总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 HR＝1.951，95% CI：1.307～2.910， P＝0.001)。qRT-PCR结果显示， HCLS1的表达量随WHO病理学级别的升高而增加( F＝11.11， P<0.001)。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评分结果显示，HCLS1蛋白在WHO Ⅱ～Ⅳ级组织样本中的评分依次为(1.33±0.21)分、(3.40±0.87)分及(7.67±0.88)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1.88， P<0.001)。实验组1和2中，HCLS1基因和蛋白高表达患者的总生存期均短于低表达者(均 P<0.05)。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 HCLS1可能与脑胶质瘤细胞的免疫反应有关。 结论:HCLS1的表达量与脑胶质瘤的恶性程度及患者的生存期有关，可作为判断患者预后的潜在指标。

目的:探讨浆膜腔积液中SMARCA4缺失胸部未分化肿瘤的细胞病理学特点，及浆膜腔积液细胞学结合免疫组织化学在该肿瘤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河北大学附属医院2018年1月至2023年7月以浆膜腔积液细胞学为首次诊断依据的SMARCA4缺失胸部未分化肿瘤11例的临床及病理学资料，分析浆膜腔积液细胞形态、免疫组织化学特征，并分析患者相应的原发或转移病灶的组织学标本病理特征，对部分病例进行二代测序基因检测。结果:患者均为男性，年龄54~77岁，中位年龄64岁，9例有长期吸烟史。多伴咳嗽、发憋、胸痛症状，均伴胸腔或心包积液。影像学提示原发部位肺部9例，纵隔1例，肺及胸壁均累及1例。其中3例有外院肺肿瘤手术史，1例有对侧肺腺癌手术史。浆膜腔积液肿瘤细胞大且异型性明显，核质比增大，核大圆形，核仁明显，部分核形不规则，胞质嗜酸性。免疫组织化学SMARCA4/BRG1均失表达，广谱细胞角蛋白、细胞角蛋白7均阴性，SMARCB1/INI1均阳性；7例CD34阳性，4例突触素弱阳性，2例SALL4弱阳性。组织学标本瘤细胞黏附性差，不规则片状或巢状排列，横纹肌样，核分裂象多见，伴肿瘤性坏死。部分肿瘤细胞呈合体细胞样，部分细胞胞质空亮。免疫组织化学表达与浆膜腔积液细胞一致，6例行PD-L1（22C3）检测均阴性。二代测序6例均有SMARCA4移码突变及TP53突变，部分病例检测到STK11、CDKN2A、MET突变及ERBB2扩增，BRCA2部分外显子缺失。随访时间2~24个月，患者均发生不同程度区域淋巴结转移，或肝、肾、肾上腺、颅脑、骨转移，4例死亡，4例经手术根治性切除或射频消融的病例生存时间均超过13个月。结论:SMARCA4缺失胸部未分化肿瘤恶性程度高，患者预后差，形态有横纹肌样特征。浆膜腔积液细胞诊断困难，选取针对性的免疫组织化学指标可协助诊断。工作中应提高对此病的警惕性，避免漏诊及误诊，以达到早诊断、合理治疗的目的。

目的 探讨弥漫性半球胶质瘤(DHG)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分子病理特征.方法 选取2021年1月—2023年5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接受手术切除或立体定向活检的27例DHG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进行随访.采用苏木素-伊红染色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肿瘤细胞特征性的蛋白表达;采用二代测序+焦磷酸测序的方法检测肿瘤分子病理学特征.结果 27例DHG患者的中位发病年龄为22.5岁;男性占59.3%(16/27);24例肿瘤主要位于单侧额、顶、颞叶,仅3例位于双侧大脑半球.组织病理学结果显示,27例肿瘤形态学上5例呈星形细胞瘤形态,17例呈胶质母细胞瘤形态,1例呈胶质母细胞瘤伴节细胞样分化,4例呈原始神经外胚层肿瘤形态.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27例肿瘤胶质纤维酸性蛋白染色均为弥漫阳性,少突胶质细胞转录因子2蛋白阴性表达,α-地中海贫血/精神发育迟滞综合征X染色体相关基因表达缺失,p53蛋白呈错义突变或无义突变表达,异柠檬酸脱氢酶1 R132H、异柠檬酸脱氢酶2 R172K、H3K27M、BRAF V600E蛋白均呈阴性表达,24例肿瘤细胞核不同程度地表达H3.3G34R蛋白,3例肿瘤弥漫性表达H3.3G34V蛋白.Ki67增殖指数3%～80%不等.分子病理学检测结果显示,所有肿瘤均出现H3F3A基因H3.3 G34(35)突变,23例伴ATRX缺失,27例均伴TP53突变.随访2～24个月,其中5例在确诊10～24个月后死亡,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6.5个月,中位总生存时间为11个月,5例失访.结论 DHG恶性程度高,尽管全切或近全切病变加放疗或化疗,患者仍很快复发进展或死亡.因此,对于DHG进行免疫组化及分子病理检测是必要的,更有利于对DHG患者的积极治疗和预后评估.

目的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抑制基因2A/B(CDKN2A/B)纯合缺失在较低级别胶质瘤(2或3级)中罕见,新版WHO分类将其定为恶性度最高4级.该研究旨在系统报道CDKN2A/B纯合缺失在较低级别胶质瘤中的临床特点、预后及相关功能通路.方法收集473例有CDKN2A/B纯合缺失、临床和预后信息的较低级别胶质瘤患者,对发生率、临床特点及预后统计分析;收集27例新鲜肿瘤标本(13例CDKN2A/B纯合缺失),通过Ki-67和CD31免疫组织化学分析细胞增殖和血管增生;在1 116例胶质瘤RNA测序数据中对CDKN2A/B纯合缺失的相关功能和通路进行分析.结果CDKN2A/B纯合缺失在较低级别胶质瘤中发生率为7.2％(34/473),该缺失在年龄偏大、星形细胞瘤、3级、近全切及IDH野生型患者中发生率更高(均P＜0.05).在IDH突变型或野生型较低级别胶质瘤中,CDKN2A/B纯合缺失均与患者更短的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相关.缺失型标本Ki-67(P=0.045)和CD31(P=0.058)蛋白表达高于野生型.生物信息学显示CDKN2A/B纯合缺失激活DNA复制、修复和细胞周期等功能和通路.结论CDKN2A/B纯合缺失与较低级别胶质瘤患者差的预后和恶性表型有关,该类患者临床应积极治疗.

脑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最常见的、预后较差的原发性恶性肿瘤,约占所有原发性恶性脑肿瘤的80％.尽管过去20年的临床护理使胶质瘤的治疗效果有所改善,但死亡率仍居高不下.目前治疗主要是手术切除和辅助放化疗,其原理是细胞周期的抑制和肿瘤细胞凋亡的增加[1].然而,胶质瘤易复发,主要原因是胶质瘤细胞的化学放射抗性,涉及一些信号通路如PI3K/AKT的失调[2,3].研究表明PI3K/PTEN/AKT通路在包括人脑胶质瘤在内的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胶质瘤发生机制和靶向药物研究的重要通路之一[4].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据统计自2000年起我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呈逐年增长趋势[1].乳腺癌是一种异质性肿瘤的集合体,包括多种不同的组织学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浸润性导管癌(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IDC;现指非特殊型浸润性癌),约占82%,其次是浸润性小叶癌( invasive lobular carcinoma, ILC),占 5%~15%[2],两者在流行病学特征、临床特征、病理特征及治疗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与IDC相比,ILC患者的发病年龄大,肿块大,易多灶/多中心发生;易呈现雌激素受体( ER)/孕激素受体(PR)阳性,HER2阴性以及低增殖指数;远处转移常发生在腹膜、胃肠道、盆腔器官(子宫及卵巢)、脑膜等[3].目前鉴别IDC和ILC主要依据镜下形态及免疫组织化学,其中免疫组织化学主要检测E-钙黏附蛋白( E-cadherin)及p120表达:ILC表现为E-cadherin低表达或不表达,p120胞质表达;IDC表现为E-cadherin高表达,p120胞膜表达.但仍有少部分肿瘤表现为不经典的镜下形态或免疫组织化学,如多形性小叶癌,目前认为其作为ILC的一种变异型,拥有与高级别IDC相似的镜下形态,但E-cadherin阴性,这部分病例往往p53及HER2阳性,激素受体阴性,侵袭性强[4].一部分高级别的IDC可以表现为E-cadherin表达缺失,这部分病例往往更具侵袭性特征(肿瘤大、高级别、三阴性等),此外还有近10%的ILC可以表达E-cadherin[5],经典的镜下形态以及免疫组织化学尚无法很好地鉴别这些肿瘤[6],因此需要寻求ILC和IDC两者更深层的差异,从而更好地区分这两种组织学类型.本文将对ILC及IDC之间存在的分子特征差异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