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心脏移植术后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6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收治的995例心脏移植受者的临床与随访资料。分析受者的流行病学特征、肿瘤的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采用Kapian-Meier生存分析法计算新发肿瘤的累积发病率、病死率，log-rank检验比较各亚组的生存率。采用Cox回归模型研究纳入的因素和新发肿瘤终点的关系。结果:995例受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6.36 (3.64，10.18)年，随访期间有36例(3.6%)新发恶性肿瘤。其中，肺癌8例(22.2%)；消化系统肿瘤11例(38.9%)，包括：胃癌6例(16.7%)，肝癌3例(8.3%)，结肠癌2例(5.6%)。心脏移植后1、5、10年和15年恶性肿瘤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0.1 %、2.3 %、4.9 %和7.6 %。新发肿瘤受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83.32个月，生存时间为(115.32±13.12)个月，明显低于无新发肿瘤受者的(194.22±2.58)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新发肿瘤死亡风险是无肿瘤的6.57倍( HR＝6.57，95% CI：4.06~10.64， P<0.01)。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高血压、糖尿病与新发肿瘤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是心脏移植术后肿瘤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心脏移植术后新发恶性肿瘤受者生存时间缩短，死亡风险上升。年龄是心脏移植术后肿瘤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研究肝细胞癌组织中M2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的分布情况、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以及表达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的意义。方法:纳入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在南通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切除的320例肝细胞癌患者的病理组织标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肝细胞癌组织中CD163标记和PD-L1 CD163双标记的M2型TAM分布情况，计算细胞密度，>平均细胞密度(112个/mm 2)判定为高密度，≤平均细胞密度判定为低密度。分析CD163阳性和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细胞密度与肝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及其对预后的影响。应用卡方检验分析M2型TAM表达与肝细胞癌临床病理特征间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方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肝细胞癌预后的相关因素。 结果:TAM主要分布于肿瘤边缘间质、肿瘤血窦中，CD163阳性M2型TAM是主要巨噬细胞类型，肝细胞癌组织中CD163阳性M2型TAM存在PD-L1表达，PD-L1阳性M2型TAM主要分布于肿瘤边缘间质区域。CD163阳性M2型TAM的高密度率为44.4%(142/320)。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与组织学分级、TNM分期和肿瘤浸润免疫细胞PD-L1表达均相关( χ2＝4.65、6.72、42.19， P＝0.031、＝0.011、<0.001)；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与微血管侵犯、TNM分期均相关( χ2＝11.96、8.74， P＝0.001、0.004)。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患者的中位无病生存期、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21、36个月，分别短于低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患者的50、103个月；高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患者中位无病生存期、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12、15个月，分别短于低密度PD-L1 CD163双阳性M2型TAM患者的28、45个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log-rank检验，均 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有微血管侵犯和高TNM分期均是影响肝细胞癌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无病生存期： HR＝2.408(95%置信区间1.778~3.261)、2.603(95%置信区间1.860~3.641)、4.032(95%置信区间2.833~5.747)，均 P<0.001。总生存期： HR＝2.007(95%置信区间1.457~2.764)、4.144(95%置信区间2.881~5.960)、4.292(95%置信区间2.915~6.329)，均 P<0.001]。 结论:肝细胞癌组织中高密度CD163阳性M2型TAM提示肿瘤恶性程度高、患者预后差，并且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M2型TAM表达PD-L1提示肿瘤侵袭性更强、患者预后更差。

目的:分析机器人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的中长期疗效及其预后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行机器人根治性全胃切除术；（2）术后病理确诊为胃腺癌；（3）术前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未合并其他肿瘤；（4）术前未行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排除标准：（1）年龄<18岁或>80岁；（2）术前影像学等检查发现肺、肝脏等远处转移征象，或行姑息性手术；（3）术中中转开腹；（4）术后病理证实为残端阳性；（5）因出血、梗阻、穿孔等行急诊手术；（6）残胃癌或胃癌复发再次手术；（7）住院期间或术后1个月内因严重并发症死亡。通过Kaplan-Meier法计算患者术后总生存率（OS）和无病生存率（DFS）并绘制生存曲线；应用Cox回归分析方法对预后进行单因素分析，将 P<0.1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 结果:根据上述标准，收集2010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166例达芬奇机器人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消化道重建方式采用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采用全机器人17例，小切口辅助149例。术中清扫淋巴结总数为（34.8±17.5）枚，第2站淋巴结清扫总数为（10.1±6.7）枚，第2站淋巴结有转移的患者共73例（44.0%）。中位随访时间25（2~109）个月，55例（33.1%）复发转移。全组患者术后3年、5年OS分别为55.8%和46.2%；3年、5年DFS分别为53.4%和45.4%。Ⅰ期、Ⅱ期、Ⅲ期患者术后5年OS分别为78.9%、58.5%及37.1%；术后5年DFS分别为78.9%、59.2%及34.6%。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后病理分期、淋巴结清扫总数、第2站淋巴结清扫数目是本组患者术后总生存率的影响因素（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后病理分期[ HR（95% CI）：ⅢB期为5.357（1.182~24.275），ⅢC期为11.937（2.677~53.226）， P<0.001]、第2站淋巴结清扫数目[ HR（95% CI）：6~10枚为0.562（0.326~0.969），>10枚为0.388（0.176~0.857）， P=0.034]是影响本组患者术后OS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机器人根治性全胃切除术中长期疗效满意，术后病理分期、第2站淋巴结清扫数目是本组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目的:评估英夫利西单抗(IFX)在中国克罗恩病患者真实世界中的治疗持续性和长期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于2009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使用过IFX的1 309例克罗恩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基线资料(患者性别、确诊年龄、随访时间等)，IFX使用情况(治疗时间、停用情况)，IFX相关不良反应。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IFX的持续使用率，采用Cox回归分析探究治疗持续性的影响因素，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因素与安全性结局之间的关联。结果:1 309例患者中，男性936例(71.5%)，确诊年龄为28.7岁(28.1岁，29.3岁)，随访时间为3.9年(3.7年，4.0年)，IFX治疗时间最长达9.4年。随访期间，共421例(32.2%)患者停用IFX，在IFX治疗第1、3、5、10年IFX的持续使用率分别为84.0%、65.8%、56.7%、30.9%。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肛周病变的患者IFX持续使用率升高[ HR(95%置信区间)为0.75(0.61～0.92)， P＝0.006]，有不良反应的患者IFX持续使用率降低[ HR(95%置信区间)为1.23(1.01～1.50)， P＝0.038]。共445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4.0%(445/1 309)；急性输注反应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3.7%(179/1 309)，其中重度急性输注反应发生率为2.8%(5/1 309)；感染发生率为10.5%(138/1 309)，其中严重感染发生率为2.6%(34/1 309)，特殊病原体感染发生率为5.5%(72/1 309)，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发生率为1.0%(13/1 309)，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最常见的受累部位为肺部(10例)；皮肤损害(非过敏、非感染、非肿瘤性)发生率为6.9%(90/1 309)；肿瘤发生率为1.1%(14/1 309)。因不良反应停用IFX者占出现不良反应总人数的20.7%(92/445)，其中因急性输注反应、感染、肿瘤、迟发输注反应、皮肤损害、肝功能异常、血液系统异常、急性胰腺炎、关节痛、癫痫发作停用IFX者分别占47.8%(44/92)、18.5%(17/92)、8.7%(8/92)、6.5%(6/92)、5.4%(5/92)、5.4%(5/92)、3.3%(3/92)、2.2%(2/92)、1.1%(1/92)、1.1%(1/92)。14例出现肿瘤事件的患者中，11例为恶性肿瘤，其中1例慢性白血病的发生与IFX相关。多轮次IFX治疗会增加急性输注反应、重度输注反应的发生风险，联用免疫抑制剂会降低肝功能异常的发生风险，IFX疗程>1年会增加皮肤损害的发生风险( χ2＝6.16、11.30、18.20、9.47； P＝0.013、＝0.001、<0.001、＝0.002)。 结论:IFX在中国克罗恩病患者中持续使用率较高，长期安全性总体较可，临床医师需重点关注接受多轮次、长疗程IFX治疗患者的安全性问题。

目的:应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探讨正常糖耐量人群进展至糖尿病前期的影响因素。方法:依托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流行病学（REACTION）研究，选取2011年8至12月大连分中心参加流行病学调查，并在2014年7至12月参加随访的基线糖耐量正常的受试者共2 649例作为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其年龄、进食牛羊肉习惯、高血压病史、脂肪肝病史、糖尿病家族史等情况，测量收缩压（SBP），检测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糖化血红蛋白（HbA 1c）并计算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按照巢式病例对照方法将随访时新诊断为糖尿病前期的401例患者纳入病例组，按照1∶5的配比将同期糖耐量仍正常，性别相同、年龄相差3岁以内的2 005例受试者纳入对照组。采用 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前进LR法）分析糖尿病前期的危险因素。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的SBP、HbA 1c、HOMA-IR均更高，进食牛羊肉习惯、高血压病史、脂肪肝病史、糖尿病家族史的比例均更高（ P<0.05），2组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前进LR法）结果显示，年龄（OR=1.284，95%CI 1.173~1.405， P<0.001）、SBP（OR=1.010，95%CI 1.005~1.014， P<0.001）、HbA 1c（OR=2.810，95%CI 2.259~3.495， P<0.001）、HOMA-IR（OR=1.200，95%CI 1.098~1.311， P<0.001）、进食牛羊肉习惯（OR=1.627，95%CI 1.203~2.200， P=0.002）、高血压病史（OR=1.257，95%CI 1.014~1.559， P=0.037）、脂肪肝病史（OR=1.632，95%CI 1.200~2.218， P=0.002）、糖尿病家族史（OR=1.340，95%CI 1.165~1.540， P<0.001）均是发生糖尿病前期的危险因素。 结论:大连地区居民年龄、SBP、HbA 1c、HOMA-IR越高，其患糖尿病前期的风险越高。进食牛羊肉习惯、高血压病史、脂肪肝病史及糖尿病家族史是大连地区居民糖尿病前期发生的危险因素。

目的:研究慢性肺源性心脏病（chronic pulmonary heart disease，CPHD）合并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早期检测可溶性致癌抑制因子2 （soluble suppression of tumorigenicity 2，sST2）和前白蛋白（prealbumin，PAB）的临床意义。方法:选择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衡水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CPHD合并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112例，入选患者符合中华医学会修订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13年修订版）》及按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NYHA）分级标准符合心功能Ⅲ-Ⅳ级。排除心源性休克、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恶性肿瘤、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根据入院后检测PAB水平分高PAB组（≥200 mg/L）和低PAB组（<200 mg/L）。观察治疗前后两组肺动脉收缩压（pulmonary artery systolic blood pressure，PASP）、肺动脉平均压（pulmonary artery mean pressure，MPAP）、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检测PAB、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高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 reactive protein，hs-CPR）、N末端B型脑钠尿肽（N-terminal B type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以及sST2水平。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Mean±SD）表示，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相关性分析用Spearman相关检验。 结果:高PAB组（ n=40）与低PAB组（ n=72）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PAB组与高PAB组比较，住院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两组PASP、MPAP、NT-proBNP、LVE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低PAB组较高PAB组sST2升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PASP、MPAP、NT-proBNP、sST2均降低，高PAB组较低PAB组改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前，高PAB组与低PAB组比较，TBIL、hs-CP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TBIL、hs-CPR水平已超出正常范围。治疗后，高PAB组与低PAB组比较，TBIL、hs-CPR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示PAB与sST2呈负相关（ r=-0.778， P=0.001）；CPHD合并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与sST2、住院时间呈正相关（ r=0.569， P=0.034； r=0.572， P=0.033）。ROC曲线示，PAB和sST2联合检测曲线下面积为0.756，对CPHD合并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转归情况预测效能最高。 结论:sST2和PAB联合检测可评估CPHD合并顽固性心力衰竭患者的病情以及转归，指导临床。

目的:探讨慢性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流行概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预后。方法:采用多中心、开放、回顾、非干预性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根据入选标准纳入中国308家医院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住院治疗的DILI患者。收集患者的病历资料，将DILI患者分为慢性和急性2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及实验室特征和预后，分析2组患者的可疑致病药物，采用logistic回归对慢性DILI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25 92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急性DILI（急性组）22 556例（87.0%），慢性DILI（慢性组）3 371例（13.0%）。与急性组比较，慢性组患者女性更多见，年龄更高，有肝病史者更多，从服药至发现肝损伤的时间更长，消化系统症状（包括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呕吐等）、疲乏、黄疸、瘙痒、肝区疼痛/不适、出血倾向者更多，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总胆红素和国际标准化比值更高，而血清白蛋白和血小板计数更低，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15分者占比更高，全因病死率和肝病相关死亡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比值比（ OR）=0.76，95%置信区间（ CI）：0.69~0.83]是慢性DILI的保护因素，而既往肝病史（ OR=2.00，95% CI：1.82~2.19）和低白蛋白血症（ OR=0.96，95% CI：0.95~0.96）是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研究时段308家医院DILI住院患者中慢性DILI占比为13.0%。与急性DILI比较，慢性DILI患者年龄更高，女性患者更多，肝损伤更严重，预后较差；其中女性、有肝病史和低白蛋白血症是发生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肝纤维化程度与急性缺血性卒中（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患者静脉溶栓后早期神经功能恶化（early neurological deterioration, END）的相关性及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纳入2018年1月至2023年3月在南京江北医院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AIS患者。应用肝纤维化-4指数（fibrosis-4 index, FIB-4）评估患者肝纤维化程度，FIB-4 ≥ 2.67定义为严重肝纤维化。END定义为静脉溶栓后24 h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较基线时增加≥ 4分。通过单变量分析和多变量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END的相关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FIB-4对END的预测价值。 结果:共纳入313例患者，184例（58.8%）为男性，年龄（64.8 ± 11.8）岁，中位基线NIHSS评分为6分（四分位数间距：4~9分），中位FIB-4为1.76（四分位数间距：1.28~2.56），45例（14.4%）发生END。多变量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校正其他混杂因素后，FIB-4较高与END显著独立相关（优势比2.121，95%置信区间1.422~3.162； P=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FIB-4对END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曲线下面积0.689，95%置信区间0.595~0.784； P=0.001）。FIB-4的最佳截断值为1.82，其预测END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1.1%和54.9%。 结论:FIB-4对AIS患者静脉溶栓后END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老年(60周岁以上)肾移植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自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行肾移植术的119例老年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依据肾移植术后是否发生肺部感染将受者分为感染组(40例)和非感染组(79例)。分析两组的临床资料，包括受者的性别、年龄、供肾类型、体重指数、有无吸烟史、术前透析时间、术前透析方式、免疫诱导方案、免疫维持方案、有无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有无白细胞减少症、感染前血肌酐水平、是否接受过静脉激素冲击治疗、手术前后有无糖尿病史、有无冠心病史、有无乙型病毒性肝炎史、是否预防性应用复方磺胺甲恶唑、是否预防性应用缬更昔洛韦或更昔洛韦，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老年肾移植受者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老年肾移植受者肺部感染发生率为33.6 %(40/119)，感染组15例发生重症肺部感染而死亡，死亡率为37.5 %(15/40)；有吸烟史(OR＝10.58，95 %CI：1.98～56.40， P＝0.006)、静脉激素冲击治疗(OR＝25.06，95 %CI：4.25～147.71， P<0.001)、术前透析时间长(OR＝1.032，95 %CI：1.003～1.062， P＝0.033)是老年肾移植受者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 结论:老年肾移植受者肺部感染发生率及死亡率均较高；吸烟史、静脉激素冲击治疗、术前透析时间长与老年肾移植受者发生肺部感染相关。

目的:探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急性肝损伤（AHI）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方法:研究设计为集中监测，监测对象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在山西白求恩医院住院并使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的所有患者，但在进行该药致AHI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时，排除患有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原发性肝癌或恶性肿瘤肝转移以及用药前肝功能异常者。对用药后出现肝功能异常并经主诊医师和临床药师共同判定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所致AHI者，由专人另行建立临床档案，并每个月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对当月应用该药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记录进行复核。监测期结束后，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监测对象的电子病历，记录纳入分析患者的基本信息，基础疾病，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用药总剂量，联合用药情况，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检测结果，用药至发生AHI的时间，以及AHI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情况。将患者分为AHI组和无AHI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将组间比较 P<0.2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 OR及其95 %CI。 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1例，其中发生AHI者34例，AHI发生率为12.5%。AHI组与无AHI组（23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年龄、身高、体重、静脉用药总剂量、联用其他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抗凝血药物、激素类药物和抗肿瘤药物等）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HI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占比高于非AHI组[58.8%（20/34）比30.8%（73/237）， χ 2=10.358， P=0.001]。2组患者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ALT、AST、TBil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AHI组患者ALT、AST和TBil水平均明显高于用药前[341（176，1 175）U/L比25（16，31）U/L， P=0.014；439（167，1 586）U/L比36（24，56）U/L， P=0.029；36.0（15.31，42.1）μmol/L比18.6（14.8，22.1）μmol/L， P<0.001]，且均明显高于用药后非AHI组（ P=0.006， P=0.026， P<0.001）。34例AHI患者中，用药第2、3和5天出现肝功能异常者分别为19、14和1例，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诊断AHI后，29例患者停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3例改用利多卡因，2例分别继续用药1和3 d后停药。34例患者均接受保肝对症治疗，32例（94.1%）好转，至出院时25例（78.1%）肝功能指标均在参考值范围内，7例（21.4%）ALT、AST水平恢复至参考值上限2倍以内，TBil水平在参考值范围内；2例（5.9%）患者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救治后1例肝功能恢复正常，1例死亡。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209，95 %CI：1.537~6.704， P=0.002； OR=2.437，95 %CI：1.083~5.486， P=0.031； OR=3.172，95 %CI：1.507~6.677， P=0.002）。 结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多发生在用药3 d内，起病急，临床体征和症状均不明显，诊断主要依据肝功能检查；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