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抗生素相关性腹泻不良后果严重,艰难梭菌是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最常见病原体,通过分析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例,为临床治疗提供建议和参考.方法:对北京医院4例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病例的危险因素、治疗方案、预防措施进行分析.结果:病例存在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抗生素治疗、长期住院、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等,抗菌药物治疗是发生抗生素相关性腹泻的重要危险因素.4个案例属于艰难梭菌轻中度至重度感染,口服万古霉素进行治疗后好转.病例存在用药疗程不足、未及时停用止泻药及质子泵抑制剂等问题.结论:以往甲硝唑是轻度至中度艰难梭菌的首选药物,现已被万古霉素取代.由于万古霉素口服生物利用度低,在粪便中浓度高,可口服治疗艰难梭菌感染,治疗标准疗程应为10～14 d或抗生素治疗结束后1周.同时应注意避免使用止泻剂及不必要的质子泵抑制剂,尽量使用风险较低的抗生素,减少患病风险.

目的:总结分析儿童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vesicoureteral reflux，VUR)发生突破性发热性尿路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UTI)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1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经排泄性膀胱尿道造影诊断的儿童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患儿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特点，并对其进行电话随访，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及影像学资料，将随访过程中发生突破性发热性UTI的患儿作为研究组，未发生突破性发热性UTI的患儿作为对照组，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共140例膀胱输尿管反流患儿纳入本研究，其中女童62例，男童78例；首次发生UTI的中位年龄为4个月；双侧膀胱输尿管反流76例，单侧膀胱输尿管反流64例；高级别膀胱输尿管反流65例(65/140，46.4%)；存在膀胱直肠功能障碍50例(50/140，35.7%);其中68例(68/140，48.6%)至少经历1次突破性发热性UTI，72例(72/140，51.4%)在诊断VUR后口服预防剂量抗生素期间无UTI。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是否为高级别VUR、输尿管远端直径比(ureteral diameter ratio，UDR)及是否存在膀胱直肠功能障碍(bladder-bowel dysfunction，BBD)与突破性发热性UTI相关；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高级别VUR( OR＝2.942，95% CI：1.219~7.099， P＝0.016)、UDR( OR＝1 313.746，95% CI：35.720~48 318.362， P<0.001)是VUR发生突破性发热性UTI的相关因素。 结论:高级别膀胱输尿管反流和输尿管远端直径比大于0.330是膀胱输尿管反流患儿发生突破性发热性UTI的相关因素，临床应积极治疗，严密监控，防止发生肾功能损伤。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产科急症，其早期识别、进入重症医学科前的紧急干预和产科处理是产科医生需要重视及关注的临床问题。妊娠和产褥期生理性变化使得脓毒症临床特征不易被识别。对于可能的脓毒症，可使用简单的床边筛查工具进行早期识别。如果脓毒症筛查呈阳性，怀疑或存在感染证据时，无论是否发热，需进一步评估器官损伤的证据进行脓毒症诊断。识别脓毒症后的1 h内启动集束化治疗：疑似或确诊脓毒症的孕产妇，应尽早进行细菌培养（血液、尿液、呼吸道及其他部位体液）和血清乳酸水平测定；最好在1 h内给予经验性广谱抗生素治疗；建议在脓毒症并发低血压或器官灌注不足时尽早给予1~2 L晶体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尽管进行了液体复苏，但仍伴有持续低血压和/或灌注不足，建议使用血管升压药物以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当怀疑或确诊脓毒症时，应积极寻找感染病灶，有效控制感染源。不建议仅以脓毒症为唯一指征而立即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应依据产科指征，根据孕周、母体及胎儿情况进行个体化综合考虑。若明确存在宫内感染，应立即终止妊娠。剖宫产通常需要全身麻醉；施行椎管内麻醉是相对禁忌。妊娠和产褥期脓毒症的诊疗应在遵循指南基础上实施个体化治疗。

碳青霉烯类耐药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面临的严峻问题。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CRE)通过产生碳青霉烯酶，水解包括碳青霉烯类在内的绝大部分β-内酰胺类抗生素，具有高度的耐药性。碳青霉烯酶根据Amber分类可分为A、B、D三类，不同碳青霉烯酶对特定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水解活性不同。目前，CRE在中国NICU住院新生儿中检出率高、病死率高、具有高度的传播性。CRE在新生儿的治疗非常困难，可选药物极其有限、药代/药效动力学数据匮乏、最佳剂量/用药间隔不确定、缺少联合用药研究等因素均给有效抗菌药物治疗带来巨大挑战。成人和儿童中针对CRE主要的抗菌药物包括碳青霉烯类、头孢他定/阿维巴坦、磷霉素、多黏菌素类、氨曲南等，但在新生儿中的使用鲜有研究。CRE一旦定植和感染，清除和治疗极其困难，因此在新生儿病房严格执行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和抗菌药物使用管理，减少CRE产生、遏制传播、降低感染率是应对CRE流行的最重要措施。

目的:通过Meta分析明确ICU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危险因素，为预防腹泻提供依据。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The Cochrane of Library、CNKI、万方、维普、SinoMed自建库到2020年6月30日关于ICU患者肠内营养期间发生腹泻危险因素的文献，采用RevMan 5.1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14篇文献，涉及16个相关危险因素。经Meta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包括低蛋白血症（ OR=2.51）、年龄（ OR=2.08）、肠内营养前禁食（ OR=4.70）、机械通气（ OR=2.24）、肠内营养制剂使用时长（ OR=1.35）、肠内营养制剂剂量（ OR=1.01）、肠内营养制剂速度（ OR=1.03）、管饲钾剂（ OR=1.65）、抗生素（ OR=1.98）、胃动力药物（ OR=2.06）、抑酸剂（ OR=2.62）。 结论:ICU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危险因素包括患者自身及病情因素（低蛋白血症、年龄、肠内营养前禁食、机械通气、APACHE Ⅱ）、营养制剂因素（肠内营养制剂使用时长、剂量、速度）、药物因素（钾剂、抗生素、胃动力药、抑酸剂）。鉴于ICU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危险因素较多，临床应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以降低其发生风险。

胰腺坏死感染是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常见的后期死亡原因。多数急性胰腺炎临床指南建议避免使用预防性抗生素，预防性抗生素不能降低SAP或坏死性胰腺炎患者的感染率或死亡率。而确定性感染是SAP患者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唯一适应证，治疗用广谱抗生素应覆盖肠道细菌，选择抗生素应该考虑SAP的细菌学及抗生素药代动力学。

目的:探讨假体周围感染（PJI）翻修术前预防性使用一剂敏感抗生素是否影响术中标本的培养阳性率。方法:此前瞻性研究招募2017年7月1日至2019年2月1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因PJI需行翻修手术的患者。所有患者术前停用抗生素2周后通过抽取关节液，经培养已明确病源菌及药敏结果，且术中取出部分/全部假体。按照入院顺序编号，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A组和B组）：A组在翻修手术切皮前30~60 min使用一剂敏感抗生素后再取标本，B组在所有标本取材后使用一剂敏感抗生素。术中取关节液、组织、组织研磨液（TGF）及超声假体裂解液（UPL）进行需氧及厌氧培养。根据术中至少有1项标本微生物培养阳性标准，分析及比较两组术前及术中培养结果。结果:本研究共纳入32例术前关节液培养阳性的PJI患者，其中A组16例，B组16例。最常见的感染细菌为葡萄球菌（59.3%，19/32）。两组患者年龄、性别、手术方式、Tsukayama分型、假体移除及术前红细胞沉降率（ESR）、C反应蛋白（CRP）、关节滑液白细胞计数（SF-WBC）、关节滑液中性粒细胞（PMN）百分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A组术中关节液、组织、TGF及UPL培养阳性率分别为81.3%（13/16）、62.5%（10/16）、93.8%（15/16）和93.8%（15/16），B组术中关节液、组织、TGF及UPL培养阳性率分别为87.5%（14/16）、68.8%（11/16）、93.8%（15/16）和100.0%（16/16），以上项目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TGF与UPL培养阳性率在两组中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均明显高于各自组内组织培养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①PJI翻修术前预防性使用抗生素不会影响术中标本培养阳性率，在PJI感染翻修手术前无需推迟使用预防性抗生素；②TGF培养阳性率与UPL培养阳性率无显著差异，但明显高于传统组织培养阳性率，对于无法进行超声裂解的机构可通过组织研磨的方法提高培养阳性率。

肺炎球菌性疾病是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也是导致中国儿童及成人发病和死亡的重要原因。肺炎球菌性疾病的临床治疗用药以抗生素为主，由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肺炎球菌的耐药性问题日益严重。采用肺炎球菌疫苗预防肺炎球菌性疾病并减少细菌耐药性，尤为必要和迫切。本文在《肺炎球菌性疾病免疫预防专家共识（2017版）》基础上，结合WHO肺炎球菌疫苗立场文件（2019年）和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对肺炎球菌性疾病的病原学、临床学、流行病学、疾病负担、疫苗学等方面进行系统综述，目的是为公共卫生和预防接种专业人员在科学使用疫苗与发挥疫苗最佳预防作用方面提供证据，提高肺炎球菌性疾病防控水平。

通过探讨在耐药菌流行形势下重症急性胰腺炎相关感染的诊治问题，得出结论：早期不推荐预防性抗感染治疗；应重视院内感染的防治；需结合临床信息综合判断感染、识别感染灶；需结合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和患者脏器功能情况经验性选择抗生素；抗生素的疗程取决于对患者的综合处理，特别是对感染灶的处理是否及时、彻底；对泛耐药细菌的目标联合治疗方案需结合联合药物敏感试验结果。

目的:探讨经外侧扩大“L”形切口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闭合性跟骨骨折术后切口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厦门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二医院收治的128例（139足）经外侧扩大“L”形切口行切开复位内固定的闭合性跟骨骨折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13例（123足），女15例（16足）；年龄24~79岁［（48.2±10.8）岁］。单侧117例，双侧11例。根据骨折线Sanders分型：Ⅰ型3足，Ⅱ型92足，Ⅲ型40足，Ⅳ型4足。根据术后切口并发症发生情况，将患者分为并发症组（33足）和对照组（106足）。记录两组性别、年龄、侧别、骨折分型、合并骨折、糖尿病史、吸烟史、局部水疱、术前等待时间、植骨、引流、手术时间、止血带使用时间、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次数、术后改善微循环治疗、术前及术后实验室指标（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白蛋白）等资料。采用单因素分析上述指标与术后切口并发症的相关性，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史、吸烟史、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次数、术后改善微循环治疗、术后白蛋白、术后血红蛋白与术后切口并发症有一定的相关性（ P均<0.05）；性别、年龄、侧别、骨折分型、合并骨折、局部水疱、术前等待时间、植骨、引流、手术时间、止血带使用时间、术前白细胞计数、术前白蛋白、术前血红蛋白、术后白细胞计数与术后切口并发症不相关（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糖尿病史（ OR=3.51，95% CI 1.29~9.50， P<0.05）、吸烟史（ OR=3.53，95% CI 1.34~9.30， P<0.05）、预防性使用抗生素<2次（ OR=2.52，95% CI 1.04~6.10， P<0.05）及术后未进行改善微循环治疗（ OR=2.97，95% CI 1.79~12.45， P<0.05）与术后切口并发症显著相关（ P<0.05）。 结论:糖尿病史、吸烟史、预防性使用抗生素<2次、术后未进行改善微循环治疗是闭合性跟骨骨折行外侧扩大“L”形切口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发生切口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