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和广州市中医院开展了一项单组、开放标签、Ⅱ期临床试验(NEOCAP),旨在探索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阻断加血管生成抑制药的新辅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在局部晚期错配修复缺陷型结直肠癌患者中保留器官的可行性.入组患者为18～75岁且未经治疗的错配修复缺陷或微卫星不稳定性高或 DNA 聚合酶(polymerase epsilon,POLE)和 DNA 聚合酶 delta 1(polymerasedelta 1,POLDI)突变的局部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直肠癌为cT3或N+,结肠癌为T3且侵袭≥5 mm或T4,有或无N+),且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评分为0～1分.患者在第1天静脉注射卡瑞利珠单抗200 mg,第1～14天口服阿帕替尼250 mg,每3周1次,持续3个月,随后进行手术,如果患者未进行手术,则为6个月.临床完全缓解的患者不进行手术,而是继续观察等待.

目的 评估程序性死亡因子受体-1(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大鼠肉瘤病毒(RAS)基因突变、微卫星稳定(MSS)型晚期结直肠癌病人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67例RAS基因突变MSS型晚期结直肠癌病人分为两组,观察组(n=32)行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对照组(n=35)行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观察两组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78.1％和51.4％(P<0.05),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96.9％和77.1％(P<0.05);观察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较对照组延长,分别为12.9个月和11.2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不良反应率高于对照组(90.6％比8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均可控制,且未发生致死性事件.结论 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RAS基因突变MSS型晚期结直肠癌初步显示疗效显著,此类病人在常规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加用PD-1抑制剂.

目的:总结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后并发1 型糖尿病(ICIT1D)患者的临床特征和治疗转归,以期提高对该罕见并发症的认识.方法:观察和分析1 例ICIT1D患者的临床资料、实验室指标和随访转归情况,并检索文献分析归纳总结.结果:本例患者考虑为程序性死亡受体 1(PD-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诱发的 1 型糖尿病,起病迅速,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为首发表现,低胰岛素C肽水平、胰岛素自身抗体阴性.经补液、降糖和纠酸治疗后好转.结论:对于既往无糖尿病史,使用ICIs后在短时间内出现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以DKA为首发表现时需高度警惕ICIT1D.

目的:初步观察信迪利单抗在晚期胰腺癌多线治疗中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的8例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病理类型均为腺癌。治疗方案为信迪利单抗单药或联合其他药物三线及以上治疗。按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评价临床疗效，统计客观缓解、疾病控制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采用常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5.0评估不良反应并分级。结果:8例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3例。8例患者中，1例部分缓解（PR），1例疾病稳定（SD），6例疾病进展（PD）；客观缓解1例，疾病控制2例。中位PFS时间为2.0个月（95% CI 0.6~3.4个月），中位OS时间为3.5个月（95% CI 2.2~4.8个月）。主要不良反应为乏力（3例），皮疹、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尿路感染、高尿酸、高血糖、肾功能不全各1例。患者的不良反应主要为1~2级，未发生3~4级不良反应，经对症治疗好转。 结论:多线治疗后进展的晚期胰腺癌患者有可能从信迪利单抗治疗中获益，且不良反应多可耐受。

目的:探讨新辅助放化疗后直肠癌中CD8阳性肿瘤浸润淋巴细胞（CD8 + TIL）密度和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关系。 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166例术前行新辅助治疗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LARC）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CD8 + TIL密度和PD-L1表达。分析CD8 + TIL密度及PD-L1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患者无病生存（DFS）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患者DFS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 结果:166例LARC患者中，CD8 + TIL高密度81例（48.8%），低密度85例（51.2%）；PD-L1表达63例（38.0%），无表达103例（62.0%）。CD8 + TIL高密度组PD-L1表达率高于低密度组[50.6%（41/81）比25.9%（22/85）， χ2＝10.78， P<0.001]。根据CD8 + TIL密度及PD-L1表达情况进行免疫分型，CD8 + TIL高密度/PD-L1表达组3年DFS率为87.1%，高于其他各组（CD8 + TIL低密度/PD-L1表达组72.8%，CD8 + TIL高密度/PD-L1无表达组67.0%，CD8 + TIL低密度/PD-L1无表达组6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分化程度、TNM分期、CD8 + TIL密度、PD-L1表达及CD8 + TIL密度/PD-L1表达均与患者DFS相关（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CD8 + TIL高密度/PD-L1表达是患者DFS的独立保护因素（ HR＝0.049，95% CI 0.005~0.497， P＝0.011），而TNM分期3期为患者DFS的独立危险因素（ HR＝2.752，95% CI 1.300~5.825， P＝0.008）。 结论:在新辅助治疗后LARC中，CD8 + TIL密度与PD-L1表达正相关，CD8 + TIL高密度/PD-L1表达是患者预后良好的独立影响因素，该类患者可能从免疫治疗中获益更多。

例1女，63岁，全身皮疹2个月伴瘙痒，表现为红斑基础上水疱大疱。2年前因直肠肛管恶性黑素瘤行肠周淋巴结清扫术，静脉注射特瑞普利单抗预防性治疗1年，停药后2周出现全身皮疹。上肢红斑处皮损直接免疫荧光示，IgG沿基底膜带沉积；血清盐裂间接免疫荧光，IgG沿表皮侧线状沉积。血清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示，BP180 > 200 U/ml。诊断：大疱性类天疱疮，PD-1抑制剂引起？予口服米诺环素200 mg/d，醋酸泼尼松龙20 mg/d，配合全身外用卤米松乳膏，半个月后水疱结痂，红斑变暗。例2女，全身水疱伴痒3月余，皮疹表现为浮肿性红斑基础上紧张性水疱、大疱、血疱，伴结痂。患者有3年阴道恶性黑素瘤史，为阴道黑素瘤术后Ⅳ期，局部复发，右髂血管淋巴结转移。静脉注射特瑞普利单抗治疗2年后出现全身皮疹。红斑处直接免疫荧光，IgG弱阳性，沿基底膜带线状沉积；血清盐裂间接免疫荧光，IgG沿表皮侧线状沉积。血清BP180 > 200 U/ml。诊断：大疱性类天疱疮，PD-1抑制剂引起？予口服多西环素200 mg/d、醋酸泼尼松龙40 mg/d，2周后水疱完全结痂，红斑变暗。

目的:评估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疗效，及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水平、外周血细胞计数预测病理缓解的价值。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的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行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51例。新辅助治疗方案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序性死亡受体1抑制剂)，化疗为含铂双药。以21 d为1个治疗周期，每2个周期进行影像学评估。疗效评价包括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病情稳定、病情进展。病理评价指标为主要病理缓解(MPR)和完全病理缓解(pCR)。分析患者的临床和病理特征，评价新辅助治疗的效果。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影响MPR和pCR的临床因素。结果:5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0例，部分缓解占66.7%(34/51)，病情稳定占33.3%(17/51)；MPR占54.9%(28/51)，pCR占41.2%(21/61)。经影像学评估达到部分缓解的患者中，MPR占73.5%(25/34)，pCR占52.9%(18/34)；经影像学评估为病情稳定的患者中，MPR占17.6%(3/17)，且均为pCR。术前活检标本PD-L1阳性表达率为74.5%(38/51)，其中高表达率为51.0%(26/51)。PD-L1高表达患者与PD-L1阴性/低表达患者在性别、吸烟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pCR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PD-L1高表达的患者中MPR占69.2%(18/26)，PD-L1阴性/低表达的患者中MPR占40.0%(10/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0，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PD-L1高表达是预测MPR的独立因素( OR＝3.375，95% CI：1.063~10.711， P＝0.039)，更低的NLR是预测pCR的独立因素( OR＝0.166，95% CI：0.044~0.634， P＝0.009)。 结论: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对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的局部晚期NSCLC患者治疗有效，PD-L1高表达可以预测MPR，更低的NLR可以预测pCR。

过继性T细胞治疗(adoptive cell transfer therapy，ACT)是以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TIL)、基因工程编辑的T细胞受体T细胞(T cell receptor engineered T cells，TCR-T)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body receptor engineered T cell，CAR-T)为主的特异性细胞免疫治疗手段。目前TIL和TCR-T疗法，尤其是TIL和TCR-T联合其他方案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 )-2、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抗体、放疗等在部分晚期实体肿瘤患者的临床试验中取得显著疗效，但相关研究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现就TIL和TCR-T疗法治疗实体肿瘤的临床疗效及常见不良反应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目的:系统评价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的心脏毒性。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19年3月2日），收集PD-1/PD-L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比较PD-1/PD-L1抑制剂（试验组）与安慰剂或其他抗肿瘤药物（对照组）心脏毒性的发生率。结果:共纳入了10项随机对照试验（RCT），9项为PD-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的研究，1项为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的研究，共包括5 291例患者，其中试验组3 022例，对照组2 269例患者。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0项RCT中4项为高偏倚风险，6项为低偏倚风险。meta分析结果表明，试验组心脏毒性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13%（34/3 022）比0.22%（5/2 269），相对危险度=2.38，95%置信区间：1.19~4.78， 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PD-1/PD-L1抑制剂有导致心脏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临床应用中应警惕。

免疫检查点是肿瘤免疫治疗最为有效的研究靶点之一，以程序性死亡受体1及其配体1为主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多种肿瘤治疗中获得良好的响应率，但仍存在部分肿瘤应答率低的问题。近年来，双特异性抗体在肿瘤研究领域发展迅速，因其能靶向多个靶点，在肿瘤治疗中发挥联合作用，能够有效抑制肿瘤免疫逃逸。文章就靶向免疫检查点的双特异抗体研究进展和临床现状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