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程序性死亡因子受体-1(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大鼠肉瘤病毒(RAS)基因突变、微卫星稳定(MSS)型晚期结直肠癌病人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67例RAS基因突变MSS型晚期结直肠癌病人分为两组,观察组(n=32)行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对照组(n=35)行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观察两组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客观缓解率(ORR)分别为78.1％和51.4％(P<0.05),疾病控制率(DCR)分别为96.9％和77.1％(P<0.05);观察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较对照组延长,分别为12.9个月和11.2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不良反应率高于对照组(90.6％比88.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均可控制,且未发生致死性事件.结论 PD-1抑制剂联合化疗和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RAS基因突变MSS型晚期结直肠癌初步显示疗效显著,此类病人在常规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加用PD-1抑制剂.

目的:探讨克尔斯滕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变亚型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和2(PD-L2)的表达影响。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甘肃省肿瘤医院收治的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通过测序检测KRAS基因组序列，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免疫印迹检测PD-L1和PD-L2的表达。使用成簇的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构建KRAS缺失型A549细胞，在敲除株中过表达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检测其对PD-L1和PD-L2的表达影响。将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过表达的KRAS敲除人肺泡上皮细胞549(A549)细胞株与树突状细胞和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DC-CIK)，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群集行列式蛋白3阳性(CD3 +)细胞的凋亡水平。使用 t检验比较连续变量。使用Mann-Whitney检验分析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Chi-square检验分析非小细胞肺癌患者KRAS突变型和KRAS野生型的临床特征。 结果:纳入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KRAS野生型31例、KRAS突变型64例；其中KRAS第12位甘氨酸突变为天冬氨酸(G12D)13例、突变为缬氨酸(G12V)12例、突变为半胱氨酸(G12C)25例、突变为丙氨酸(G12A)14例。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的mRNA表达水平(1.062比1.834， U＝38；1.062比1.668， U＝70；1.062比1.544， U＝111；1.062比1.479， U＝89， P<0.05；1.067比1.798， U＝68；1.067比1.595， U＝86；1.067比1.527， U＝171；1.067比1.680， U＝34， P<0.05)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KRAS野生型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相较于KRAS野生型，KRAS突变型更能够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同时，将KRAS-G12D，KRAS-G12V，KRAS-G12C，KRAS-G12A质粒混合在一起作为RAS野生型(KRAS-MT)与KRAS突变型(KRAS-WT)分别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KRAS-MT依旧可以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过表达KRAS-MT与KRAS-WT后，KRAS突变亚型不能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通路，但是可以激活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通路。AKT抑制剂处理后，KRAS-MT与KRAS-WT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的PD-L1和PD-L2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转染了KRAS-MT或KRAS-WT的KRAS KO A549细胞株与DC-CIK以1∶1的比例共培养，随后检测DC-CIK细胞的凋亡水平，发现KRAS-MT能够显著增加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F＝12.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KRAS突变亚型能够显著增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并且能够促进免疫细胞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目的:分析阑尾腺癌患者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KRAS)基因突变特点及其与Ras-Raf-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MAPK/ERK)信号通路活性的关系。方法:选取丽水市中心医院2014年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经手术切除的41例阑尾腺癌患者为观察组，随机抽取50例同期手术的阑尾炎患者为对照组。统计其临床与随访资料，并采用Snapshot法测定患者组织KRAS基因的突变情况，采用蛋白免疫印迹(WB)试验测定癌组织MAPK/ERK信号通路关键蛋白的表达。比较KRAS突变与非KRAS突变阑尾腺癌患者临床特征和预后。结果:观察组的KRAS基因突变率高于对照组(41.5% vs 10.0%)，p-ARAF/ARAF、p-MEK1/MEK1、p-ERK1/ERK1蛋白表达水平也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KRAS突变患者的p-ARAF/ARAF、p-MEK1/MEK1、p-ERK1/ERK1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非KRAS突变者，KRAS突变患者Ⅳ期比例、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CA)199及CA125的阳性率高于非KRAS突变患者，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短于非KRAS突变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阑尾腺癌KRAS突变率较高，KRAS突变导致的MAPK/ERK信号通路激活可能在阑尾腺癌致病机制中发挥作用，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目的:分析结膜淋巴上皮癌的临床病理学和基因突变特征。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06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天津市眼科医院诊断为结膜淋巴上皮癌且接受肿瘤切除手术的3例患者资料和4份石蜡标本（其中1例患者先后行2次手术），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上皮抗原和淋巴细胞性抗原，采用原位杂交方法检测Epstein-Barr病毒（EBV）编码的RNA（EBER），应用二代测序方法对2例患者的3份标本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3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均大于65岁，病程3~44个月。均为单眼发病，肿瘤位于球结膜或角结膜缘，呈红色，肿瘤最大径4~20 mm。影像学检查显示肿瘤位于眼球前方，眶骨、眼外肌、视神经和副鼻窦未受累。所有患者均无局部淋巴结转移。病理表现为未分化癌巢伴有显著的反应性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肿瘤细胞呈广谱细胞角蛋白、上皮膜抗原、肿瘤蛋白40和肿瘤蛋白63阳性，细胞增殖抗原Ki67增殖指数大于80%；淋巴细胞分化簇20阳性、CD3阳性、CD8阳性；原位杂交显示例1患者的2份标本部分瘤细胞表达EBER。二代测序显示3份标本发生体细胞突变的基因个数分别为58、50和36个，突变基因参与的信号通路富集于黑色素瘤信号通路、缺口蛋白1信号通路和大鼠肉瘤同源物家族Q三磷酸鸟苷酶循环；生化过程富集于氨基酸饥饿后反应，程序性坏死，调控脂类合成、钠离子转运和染色体分离等；3份标本均发生突变的基因是癫痫阈值2（SZT2），并且SZT2参与氨基酸饥饿后反应。1例行部分切除手术后40个月行第2次完整切除手术，另外2例行完整切除手术；3例均未行放射治疗或化学治疗，2例未复发，1例失访。结论:结膜淋巴上皮癌伴有明显的淋巴细胞、浆细胞浸润，部分病例与EBV感染有关，结膜淋巴上皮癌存在SZT2等基因突变。

患者女，80岁，因“胸闷、喘息半月”2021年4月27日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肿瘤内科住院治疗。患者半月前出现胸闷喘息，活动耐量下降，无胸痛、咯血等症状。既往有2型糖尿病病史20年余，口服降糖药，血糖控制情况不详；高血压病史10余年，自述血压控制可。既往无皮肤病及肿瘤病史，家族无肿瘤相关病史。体格检查：全身皮肤及黏膜未见色素痣、黄染、皮下结节或出血点；右侧锁骨上区可触及肿大淋巴结；左肺叩诊清音、右肺叩诊浊音，呼吸规整，右肺呼吸音低、未闻及明显干湿啰音，无胸膜摩擦音；心脏及腹部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双下肢无水肿。肝功能检查：总蛋白51.6 g/L，白蛋白33.7 g/L，球蛋白17.90 g/L，前白蛋白166 mg/L，乳酸脱氢酶 530 U/L，α-羟丁酸脱氢酶426 U/L，乳酸脱氢酶同工酶1 130 U/L；胸水常规：白细胞计数907×10 6/L，李凡他试验阳性；肿瘤标志物检查：糖链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69.37 U/mL，细胞角蛋白19片段3.64 ng/mL。2021年5月19日胸部CT增强扫描：右前上纵隔见团块状软组织密度影，向前侵入胸壁，向后侵及双侧头臂静脉及上腔静脉，与右肺分界不清，肿块呈轻中度不均匀强化，内可见多发迂曲血管影，胸廓入口处、纵隔内可见多发肿大淋巴结；右侧胸膜弥漫增厚并多发结节影；双侧胸腔积液，右侧较多。见图1A、1B。2021年5月8日行 18F-脱氧葡萄糖PET/CT扫描：右上纵隔软组织肿块伴液化坏死，代谢增高，考虑原发恶性病变，建议活检；右侧胸腔及心包积液，右侧胸膜多发结节样增厚伴代谢增高，考虑胸膜转移；肝包膜多发结节伴代谢增高，考虑肝包膜转移。见图1C~1E。2021年5月24日CT引导下纵隔穿刺活检：恶性肿瘤伴局灶坏死；免疫组织化学染色：S-100、HMB45、Melan-A阳性（图1F~1H），符合恶性黑色素瘤诊断。2021年5月19日外周血基因检测：丝/苏氨酸特异性激酶（serine-threonine-threonine protein kinase，BRAF）基因V600E，NRAS和Kis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基因2、3、4外显子，以及C-KIT和PDGFRA基因均未突变。临床诊断：原发性纵隔恶性黑色素瘤。考虑到患者高龄、基础疾病多，且肿瘤已经发生转移，手术治疗指征不足；基因检测无突变，无靶向治疗适应证，与患者家属沟通后，予以胸腔引流、补充白蛋白等保守治疗。患者症状好转后出院，目前患者失访。

患者女，45岁，20年前行剖宫产术，3年前因左卵巢囊肿行左卵巢囊肿剥除术，否认吸烟、饮酒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13岁初潮，平素月经规律。本次首发症状为右下腹痛和右下肢进行性疼痛。增强CT示右卵巢可见不均匀强化肿块，大小3.5 cm×1.5 cm，腹腔、盆腔内见多个轻度强化肿物。颈部超声示甲状腺结节。行全子宫＋双附件＋大网膜切除术＋盆腹腔肿瘤切除术。病理报告提示：恶性卵巢甲状腺肿(malignant struma ovarii, MSO)，滤泡型，伴子宫、腹膜、肠系膜和网膜转移；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细胞角蛋白19(＋)、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1(human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marker－1, HBME－1；＋)、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 Tg；＋)、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 TTF－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hyroid peroxidase, TPO；部分＋)、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指数(约1%～2%)、高相对分子质量细胞角蛋白34βE12(－)、CD56(－)、突触素(synapsin, Syn；－)、嗜铬素A(chromogranin, CgA；－)。后患者接受6周期化疗(卡铂500 mg＋紫杉醇240 mg)。化疗期间血清Tg水平持续缓慢上升(从204.3 μg/L升至281.0 μg/L)，癌胚抗原、肿瘤糖类抗原－125变化不明显。6周期化疗后复查CT示：腹盆腔多发肿物，结合病史考虑为残留的肿瘤转移灶，最大径较前变化不明显。化疗结束后行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组织检查，病理证实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后行甲状腺切除术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示：右叶DTC(典型乳头状癌)，左叶结节性甲状腺肿，中央区淋巴结未查见癌(0/3)，pT1N0M0，Ⅰ期。术后患者服用左旋甲状腺素(每日100 μg)行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后行2次 131I治疗，每次剂量为7 400 MBq，治疗间隔6个月。首次 131I治疗后全身显像(post－therapy whole－body scan, 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残余甲状腺(图1A)；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图1A～1C)。第2次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清除手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图1D)；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摄取值及摄取灶数目均明显小于第1次显像，多数转移灶最大径缩小，部分病灶完全缓解(图1D～1F)。此外，抑制性Tg水平从第1次 131I治疗前的110.0 μg/L降至第2次 131I治疗后的1.3 μg/L。经过2轮 131I治疗后，解剖学和血清学均取得了明显缓解，没有监测到明显不良反应。目前该患者在TSH抑制下积极随诊监测。对DTC病灶和MSO病灶分别进行二代测序，以下基因突变均为阴性：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基因、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TERT)启动子、转染重排(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 RET)、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KRAS)、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neuroblastoma RAS viral oncogene homolog, NRAS)、肿瘤蛋白53(tumor protein 53, TP53)、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 PIK3CA)。

目的:探索外周血和组织样本检测结直肠癌大鼠Kirsten肉瘤病毒基因同源基因(KRAS)的一致性，评估其指导结直肠癌患者靶向治疗的价值。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21年8月江南大学附属医院451例结直肠癌患者的外周血及手术切除的肿瘤组织样本；外周血进行IAMB检测，组织样本同时进行组织IAMB法和Sanger测序。并选择其中44例样本同时进行外周血NGS检测和组织参比试剂盒检测。分析不同方法检测患者外周血和组织KRAS基因状态的一致性。同时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靶向治疗相关随访数据。不同检测方法检测结果差异的比较使用配对样本McNemar检验；外周血和组织样本的一致性检验使用Kappa检验。结果:IAMB法和Sanger测序法检测结直肠癌组织样本KRAS基因的突变率分别为47.9%(216/451)、45.2%(204/451)，IAMB法检测外周血中KRAS基因的突变率为39.0%(176/451)，外周血和组织IAMB法检测的阳性符合率、阴性符合率、总符合率分别为72.2%(156/216)、91.5%(215/235)、82.3%(371/451)。1例组织样本未检测到KRAS基因突变而外周血检测到KRAS基因突变的患者接受西妥昔单抗治疗2个月后即发生进展，其疗效低于文献中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结论:外周血IAMB法检测结直肠癌患者KRAS基因有助于结直肠癌患者个体化治疗辅助诊断。

目的:评估基于 18F－FDG PET/CT的影像组学模型对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变状态的预测效能。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1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 18F－FDG PET/CT、KRAS基因检测的258例NSCLC患者(男180例、女78例，年龄33~91岁)资料。入组患者按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 n＝180)和验证集( n＝78)。分别勾画PET和CT图像肿瘤病灶，提取PET与CT病灶影像组学特征。通过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筛选影像组学特征。建立CT影像组学评分(RS)模型、PET/CT RS模型及PET/CT RS与临床信息相结合的复合模型。绘制ROC曲线评估各模型的预测效能。 结果:CT RS模型共纳入4个影像组学特征；PET/CT RS模型共纳入4个CT影像组学特征及8个PET影像组学特征。CT RS模型和PET/CT RS模型在训练集、验证集中KRAS突变型与野生型患者R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值：－8.30~－4.10，均 P<0.001)。PET/CT RS与年龄结合的复合模型在预测KRAS基因突变中表现最佳，训练集和验证集AUC分别为0.879和0.852，高于CT RS模型(0.813和0.770)及PET/CT RS模型(0.858和0.834)；准确性[81.67%(147/180)和79.49%(62/78)]也高于CT RS模型[75.00%(135/180)和74.36%(58/78)]及PET/CT RS模型[78.89%(142/180)和78.21%(61/78)]。 结论:基于影像组学特征的模型可预测KRAS突变状态，PET/CT RS联合年龄的复合模型可提高预测效能。

肺癌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居我国恶性肿瘤之首，而肺癌中发病率第一的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肺癌的80%左右。NSCLC包括鳞状细胞癌、腺癌等，由于其细胞生长缓慢、扩散转移较晚，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处于晚期，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期。近年来，针对特定基因的分子靶向治疗已经成为治疗NSCLC的重要策略，而目前已经发现多种靶点基因，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KRAS)、鼠类肉瘤滤过性毒菌致癌基因同源体B1(BRAF)、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样4-间变淋巴瘤激酶(EML4-ALK)等。本文就NSCLC的相关驱动基因及分子靶向治疗进行综述，希望对临床上晚期NSCLC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