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四川省某三甲医院成人肺炎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的分组效果与住院费用情况,为优化DRG付费政策和单病种管理措施提供参考.方法:收集四川省某三甲医院2020-2021 年成人肺炎患者的病案和费用数据,依据四川省DRG分组方案进行分组,采用变异系数(CV)和方差减少系数(RIV)评价4 个DRG组的分组效果,运用秩和检验、多元逐步回归等方法分析患者住院费用的构成与影响因素.结果:该医院成人肺炎4 个DRG组的CV值介于0.72-0.94,RIV值为0.51;各DRG组间住院费用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药品费、化验费为住院费用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比分别为 28.05%-46.60%、14.04%-30.56%;住院天数、合并症/并发症数量、有无手术操作等 7 个因素对住院费用有影响.结论:成人肺炎DRG组内一致性较好,组间异质性不足,费用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费用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建议多种方式相结合优化DRG付费方案,建立多层次精细化费用管控体系,提高管理效能.

目的:通过总结中医优势病种支付方式改革的实践经验,分析共性问题并提出对策,为进一步完善各地区试点方案并探索适合中医药特征的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聚焦中医优势病种及支付方式改革的实践进展、共性病种、服务类型3个维度,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各地探索的中医药支付方式包括中医优势病种付费、单独设立中医DRG分组、设置中医院差异化调节系数三类.改革方案以扩展按病种付费范围、单病种付费、按疗效价值付费三类为主.改革成效主要体现在中医价值得到认可、医院获得支持、患者受益三方面.共性病种主要包括骨伤类、痹病及肛肠类疾病.服务类型以住院为主,部分地区拓展至门诊和日间治疗.结论:当前中医优势病种支付主要存在改革与服务范围局限、中西医编码体系及病案填写不够规范、绩效激励配套不足、费用测算不尽合理等问题.建议提出探索"住院—门诊—居家"整合型中医优势病种服务模式、形成中医病种管理范式、补偿短期政策性亏损并调整价格、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优化算法并科学制定临床路径标准等对策建议.

目的:探讨DIP医保支付方式转变对科室数字化运营模式的推动作用，为科室和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探索经验。方法:以上海市某三级甲等医院胸外科为研究对象，分析近3年科室运营核心要素指标并评估其发展方向；重点以出院人次、病种难度、初始支付率和每指数单价为监测指标，分别反映胸外科2021年1—6月的规模、能级、医保、控费4个方面的情况，并与全院水平做横向比较。结果:近3年来该科室整体规模扩张与治疗水平发展之间关系较为平衡，但科室的运营战略有待从规模扩张型平稳转变为质量效益型。具体体现为出院人次规模扩张(32.86%)，但病种难度和服务能级同比下降(-12.34%)。低难度的病种指数单价较标准偏离较高，医保支付负向贡献全院，医生个人控费的偏离程度差异较大(0.56，6.33)，控费水平相较全市标准中等偏下。该科室应重点关注如"恶性肿瘤化学治疗后的随诊检查"等治疗水平低、指数费用偏高的病种。未来可通过日间诊疗减少成本浪费、释放优质医疗资源。结论:DIP支付方式改革和数字化运营可为医院及科室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科室一方面可做强特色病种，突出现有优势；另一方面可填平补齐，消除劣势。同时医院还可多项制度联动，配合运营控费。医院应细化付费管理单位，逐步重视病种合理控费，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

目的:基于医院智能体，对2021年某院按病种分值付费(DIP)成本进行分析，为精细化管控DIP成本提供可行思路。方法:在前期医院智能体平台建设及项目成本核算结果的基础上，以2021年度全院60 187份病例，4 860个DIP病种为研究对象，应用项目叠加法，核算医院全部DIP病种的单位成本。并根据DIP成本核算结果，从DIP病种的划分、全院病种及医保病种的管理、DIP成本纵向与横向对比分析、同一DIP病种下医保病例与非医保病例的管理等角度，对DIP成本精细化管理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探讨。结果:确定了医院DIP优势病种22个，重点病种67个，潜力病种1 590个，劣势病种3 181个；引入医疗收入作为中间指标，对医保DIP病种的划分进行了探索，确定了医保优势病种1 072个，医保重点病种917个，医保潜力病种458个，医保劣势病种815个；通过精细化核算，发现同一DIP病种下非医保病例例均费用普遍高于医保病例，且不同层级DIP成本在不同时间段存在差异。结论:通过对全院病种优劣的确定与分析，可以找出同一类别下病种的共性问题，并针对性提出管控手段；通过医保结余和医疗结余两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快速确定医保病种的优劣，为医保病种管控提供抓手；对DIP成本横向与纵向对比分析、同一DIP病种下医保病例与非医保病例的分析，可为医院多层次、多维度进行DIP成本管理提供可行方法。

医保支付从按项目的一般购买转向以服务打包为特征的战略型购买，服务包的科学制定是基础，支付标准是核心，过程控制是关键，促使医疗机构以规范化方式贯彻价格标准所指向的标准化诊疗过程，保证支付结果的精准。基于大数据的病种分值付费方法深入贯彻了这一目标，利用统一标准实现了支付与监管的一体化管理，打造了融事前合理预估、事中过程控制、事后评价与资源配置全过程于一体的支付方式，是医疗保障与医疗服务现代化治理的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创新型实践。

医保付费制度改革促使医疗服务实现从价格医疗到价值医疗的转变，对推进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医联体)建设至关重要。作者对医保付费制度改革推进医联体建设下的行医与就医秩序进行了探讨：对医疗服务供方而言，医保付费制度改革助力推动更紧密的医联体建设，引导优质资源下沉，助力形成顺畅的转诊机制，强化对医疗行为的监管和考核；对医疗服务需方而言，医联体内差异化的医保报销比例政策，更有利于吸引群众基层首诊，同时患者的就医选择面更广、选择更自由。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建议实行以价值医疗为核心的多种医保支付及绩效制度深化医联体发展，由医保系统与市政补贴协同承担下沉医务人员的薪资补助，借助医保付费工具整合基层碎片式卫生健康业务，并推动各地基于政策指导的医联体医保改革覆盖扩围。

目的:探讨按病种分值付费（DIP）方式下，加速康复外科护理在消化道早癌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方法，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1—12月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消化科64例消化道早癌行ESD治疗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常规组和观察组各32例，2组患者均以DIP方式支付医疗费用，常规组采用传统围手术期护理，观察组采用加速康复外科围手术期管理模式进行护理，比较2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DIP拨付比和患者护理满意率等的差异。结果:常规组男、女各16例，观察组男14例，女18例。干预后，常规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1.88%（7/32），观察组为3.12%（1/32），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14， P<0.05）；常规组患者住院时间为（10.93 ± 2.87）d，观察组为（9.01 ± 1.53）d，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3， P<0.05）；常规组患者例均住院费用为（20 108.23 ± 6 495.49）元，观察组为（18 589.03 ± 4 439.46）元，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57， P<0.05）；观察组DIP拨付比为87.98%（303 419.26/344 872.99），常规组为69.33%（244 864.99/353 187.65），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81， 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率为96.88%（31/32），常规组为78.13%（25/32），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14， P<0.05）。 结论:DIP方式下，加速康复外科护理能有效降低消化道早癌行ESD治疗患者的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间、例均住院费用，提升ESD病种医疗保险基金拨付比和患者护理满意度，体现了护理工作的价值，可推广应用到其他手术病种的护理管理中。

目的:研究乳腺癌患者住院诊治费用及影响因素，探讨按病种分组打包付费的方法及支付标准，为制定诊治费用合理补偿机制和补偿标准提供依据。方法:研究纳入2015年北京市16家三级甲等医院共31 792例乳腺癌住院患者的病案首页数据，采用非参数检验和有序多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分析费用的影响因素，利用决策树模型对乳腺癌进行分组及费用测算。结果:决策树模型根据患者是否手术、手术方式、是否进行淋巴结清扫、是否进行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是否有合并症等因素，将乳腺癌诊治分为17个组。方差减少值为0.26，表示分组方法解释性较好。各组变异系数为0.24～0.97，均小于1，表示组内同质性较好。结论:按照病种分组打包付费方式支付乳腺癌住院诊治费用更符合乳腺癌临床诊治实际，且方法可行，可作为医疗服务费用补偿依据。

2019年6月，天津市被确定为DRG付费国家试点城市之一。医保DRG付费方式的实施，使得医院发展模式由规模扩张型向以质量和成本为核心的价值医疗转变。天津市现行的医疗服务价格主体是1999年制定的，虽然在2016年至2018年取消药品、卫生材料加成后做过调整，但仅仅是完成了价格平移，没有从根本上理顺价格体系，医疗服务价格不能反映医务人员技术价值和劳务付出。因此，准确核算病种成本，既可以为今后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及DRG付费标准的确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又可以提升医院内部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作者基于3种病种成本法的优势，通过七大步骤，在优化核算流程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种与DRG付费模式相匹配的高效、便捷、精准有效的病种成本核算方法，最终形成有天津特色的病种核算体系和操作系统。

目的:以张家港市某县级公立医院为案例，分析综合改革对医院经济运行的影响。方法:某院2014年启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医院资源规划系统和成本核算信息系统收集该院2014年至2019年的医院业务运行数据、支出收入数据、药品零差率补偿数据、收费与成本数据，并核算医疗服务项目成本与病种成本。描述性分析该院服务量及医疗费用变化情况，测算收入结构、收支结余以及对药品零差率的补偿水平；对比分析医疗服务项目以及病种的实际收费与成本差额。结果:与2014年相比，2019年案例医院的门急诊、手术、出院人数分别上升了31.51%、40.21%和12.21%，次均住院费用增长了4.39%;药品费、材料费占比分别下降4.27个百分点和1.78个百分点，检验费和检查费占比分别上升3.15个百分点和3.98个百分点，手术、治疗、诊查及护理等反映技术劳务价值的费用占比变化均<0.60个百分点。自2017年始，医院业务支出超过收入，因零差率政策减少的药品收入由医疗服务收入补偿的比例从2015年的82.00%降至2019年的58.63%; 66.82%的医疗服务项目为亏损项目。10个主要"清单式"病种除了2型糖尿病，其余9个病种的实际收费均低于标准成本核算值。结论:实行医药价格综合改革后，短期可能出现较大的医疗收支缺口及成本高于收费的情况。制定区域医药价格综合改革政策时，应考虑同期实施政策的叠加效应，加强短期财政反应性，为公立医院逐步适应改革提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