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采用腹壁下动脉穿支(DIEP)皮瓣挽救扩张器置入失败并再造乳房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7月至2019年1月湖南省肿瘤医院肿瘤整形外科采用DIEP皮瓣移植再造乳房补救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扩张器置入乳房重建失败的患者资料。术后观察皮瓣成活情况、乳房形态以及供区伤口愈合情况和腹壁功能。结果:共纳入13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28～53岁。既往曾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扩张器置入乳房重建术，需再造乳房均为单侧，左侧8例，右侧5例。其中3例发生扩张器感染取出，4例发生扩张器包膜挛缩移位，6例自感不适需要取出假体。13例患者共切取移植13块游离DIEP皮瓣，皮瓣长(25.5±0.6) cm、宽(12.6±0.4) cm、厚(5.9±0.7) cm,血管蒂长度为(11.3±0.4) cm。皮瓣平均重量为435 g(390～510 g)。平均手术时间为440 min (390～560 min)。6例患者选用胸廓内血管近端作为受区吻合血管，4例选用胸廓内血管近、远端作为受区吻合血管，2例选用胸背血管作为受区吻合血管，1例选用胸背血管和胸廓内血管近端作为受区吻合血管。所有DIEP皮瓣均一期顺利成活。术后随访16.5个月(12～39个月)，再造乳房外形可，弹性好，无皮瓣挛缩变形。皮瓣供区仅遗留线性瘢痕，位置隐蔽，腹壁运动功能无明显受限。结论:DIEP皮瓣用于扩张器置入失败后的乳房再造，术后乳房形态良好，并发症少，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的:探讨下咽癌放疗后肿瘤残留或复发患者实施挽救性手术治疗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收治并进行挽救性手术的26例下咽癌放疗后患者的病例资料，患者均为男性，年龄48~83岁。再发方式包括局部单纯放疗后残留8例，局部术后放疗后复发8例，颈部淋巴结放疗后残留2例，颈部淋巴结放疗后复发2例，颈部淋巴结术后放疗后复发2例，造瘘口放疗后复发4例。挽救性手术治疗方案包括：局部切除，局部切除+颈淋巴清扫，单纯颈淋巴清扫以及造瘘口肿瘤切除，并根据缺损情况进行修复。应用χ2检验进行复发及远处转移分析，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Cox回归模型对预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本研究实施挽救性手术的并发症发生率为23.1%（6/26）。术后5年内肿瘤再次复发率为65.4%（17/26），远处转移率为42.3%（11/26）。挽救性手术时患者年龄、肿瘤浸润深度与复发相关，肿瘤初治方式、再发方式、再发位置、浸润深度与远处转移相关（ P值均<0.05）。挽救性手术后3年、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42.3%和23.1%。挽救性手术时患者年龄、肿瘤再发位置、挽救性手术切缘、浸润深度与患者的预后有关（χ2值分别为6.56、10.68、9.32、7.90， P值均<0.05）。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挽救性手术切缘、浸润深度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OR（95% CI）为3.19（1.03~9.84）和14.37（2.46~84.08）， P值均<0.05］。 结论:下咽癌放疗后再发首选手术挽救治疗，术中应保证安全切缘，尤其对浸润深度达肌肉、骨组织或淋巴结包膜的病例。

目的:探讨CAG预激方案治疗合并镰刀菌感染的难治成年人早期前体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ETP-ALL）的效果，及皮肤镰刀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和抗真菌治疗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9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例合并皮肤镰刀菌感染的ETP-ALL成年患者的诊疗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该患者接受VICP方案化疗无效，长期粒细胞缺乏并发典型皮肤镰刀菌感染，经两性霉素B治疗感染稳定后，给予CAG预激方案成功挽救治疗，予以髓系方案为主的巩固治疗达到微小残留病阴性，后续顺利进行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持续口服泊沙康唑。结论:CAG预激方案可作为复发难治ETP-ALL的再诱导治疗方案；两性霉素B序贯泊沙康唑可作为镰刀菌感染的抗真菌治疗策略。

目的:临时性造口可降低吻合口漏的发生率，改善直肠癌患者的预后。然而，如果造口超过1年未能还纳，易转变为永久性造口，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为提高造口还纳率，本研究探讨经腹直肠癌前切除术临时性造口成为永久性造口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分析2008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普通外科接受经腹直肠癌前切除术并临时性造口、术后完成随访的直肠癌病例资料。本研究中，临时性造口包括预防性造口（即经腹直肠癌前切除术的同时行造口手术）和挽救性造口（即经腹直肠癌前切除术时未造口，但术后1个月内因出现吻合口漏或其他严重并发症需再次行造口手术）。共308例直肠癌患者被纳入研究，其中男性198例，女性110例，中位年龄56（48~65）岁。94例接受术中腹腔化疗，高位、中位和低位直肠肿瘤患者分别为64例、89例和155例。20例接受横结肠造口，288例接受回肠末端造口。2019年8—9月集中进行电话随访，详细了解患者造口还纳和未能还纳原因、肿瘤是否复发等情况。造口永久化定义为患者在最后一次随访时造口仍无还纳。使用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对临时性造口永久化相关的临床特征进行单因素分析，并将其中 P<0.10的因素纳入非条件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中位随访54.3（32.4~73.8）个月，局部复发8例，远处转移37例。308例临时性造口患者中有247例（80.2%）还纳，还纳时间距造口手术时间中位数为4.5（3.5~6.1）个月。预防性造口患者还纳182例，还纳时间为4.2（3.4~5.5）个月；挽救性造口患者还纳65例，还纳时间为5.5（4.3~7.5）个月，两组还纳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4.387， P<0.001）。61例（19.8%）转变为永久性造口，其中预防性造口者45例，挽救性造口者16例。单因素分析显示，导致临时性造口永久化的危险因素包括术前贫血、术中腹腔化疗、中位直肠肿瘤、横结肠造口、肿瘤病理分期、术后有局部复发及术后远处转移（均 P<0.10）。多因素分析显示，术中腹腔化疗（OR=1.961，95% CI：1.029~3.738， P=0.041），中位直肠肿瘤（OR=2.401，95% CI：1.195~4.826， P=0.014），横结肠造口（OR=3.433，95% CI：1.234~9.553， P=0.018）和术后远处转移（OR=8.282，95% CI：3.820~17.954， P<0.001）是临时性造口永久化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对于术中腹腔化疗、中位直肠肿瘤、横结肠造口和术后远处转移的患者，经腹直肠癌前切除术临时性造口存在造口永久化的风险，外科医师需谨慎考量以减少临时性造口永久化的风险，并充分告知患者以减少潜在的医疗隐患。

目的:探讨低位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nCRT）间歇期巩固化疗（强化nCRT）或全程新辅助治疗（TNT）保直肠手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19年2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实施nCRT后临床完全缓解（cCR）或接近cCR（near-cCR）的局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例入选标准：（1）低位直肠腺癌，肿瘤距肛缘≤6 cm。（2）nCRT后，表现为显著消退的、≤2 cm的黏膜结节或异常、浅溃疡、瘢痕样改变或黏膜红斑；直肠腔内彩超、盆腔MRI和PET-CT均未见区域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MRI提示原肿瘤部位明显纤维化；血清癌胚抗原在正常范围。（3）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并坚持实施经肛门全层局部切除手术。（4）nCRT后，残余病灶难以发现，未能实施局部切除者，则选择等待观察。排除标准：（1）nCRT前，病理提示为低分化癌或印戒细胞癌；怀疑侧方淋巴结转移者。（2）nCRT后，残余病灶范围> 3 cm，难以实施局部切除者。强化nCRT采用长程放疗（适形调强放疗，总剂量50.4 Gy）开始联合3~4个周期CAP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或6次mFOLFOX6方案（奥沙利铂、亚叶酸钙和氟尿嘧啶）；联合CAPOX方案化疗≥5次或mFOLFOX6方案8次者定义为TNT。放疗结束后8~33周按照改良MSKCC标准评估，对near-cCR患者建议行局部切除术。对于near-cCR、PET-CT结合MRI判定其为ycN 0期者，局部切除后ypT 0者采取等待观察策略。对局部切除术后病理分期为ypT 1以上、切缘阳性、脉管瘤栓者，建议行挽救性根治手术；而部分病理分期为ypT 1、切缘阴性、无脉管瘤栓、原拟行切除肛门者，若家属拒绝根治手术，需谨慎选择随访。 结果:全组32例患者，平均年龄59岁，14例男性。23例强化nCRT，9例TNT。治疗后经过初步评估，cCR者19例，near-CR者13例。采用局部切除29例，3例患者因病灶无法探及而选择等待观察。有4例（12.5%）行挽救性根治手术，均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局部切除后有3例（2例强化nCRT者，1例TNT者）即行挽救手术，最终病理分期分别为ypT 3N 0、ypT 2N 0和ypT 2N 0；其中1例为初始分期cT 3的患者，强化nCRT后局部切除病理评估为ypT 1且切缘阴性，行挽救根治手术后病理发现系膜内肿瘤碎片化残留（ypT 3）。还有1例（TNT者）为等待观察7.4个月出现肠腔内肿瘤再生长，行挽救性腹会阴联合切除术。1例强化nCRT患者局部切除术后42.5个月死于脑血管意外。还有1例（TNT者）等待观察者10个月出现脑转移，但盆腔未发现局部复发，故行脑转移瘤切除手术。全组平均随访23（5~51）个月，3年累计局部再生率为5.0%，总生存率85.7%，括约肌保留率由原计划25.0%（8/32）升高为87.5%（28/32）。全组3年无病生存率89.7%，3年累计器官保留生存率85.7%，3年累计无造口生存率82.5%。目前31例患者均存活。 结论:低位直肠癌nCRT后巩固化疗或TNT后cCR者，PET-CT结合MRI判定为ycN 0以及局部切除后判定为ypT 0者，可进入等待观察。严格选择near-cCR者行局部切除为主的保直肠治疗策略，可减少肿瘤局部再生，近期疗效满意。

颈段食管癌目前初始治疗仍然推荐根治性放化疗，对于治疗失败的患者，需行挽救性肿瘤切除术。由于颈段食管癌与周围重要器官毗邻紧密，同时放疗后会造成局部组织界限更为模糊，对外科治疗提出极大挑战。因此，成功完成该手术需全面掌握全喉、下咽、食管、气管切除和重建等多种外科技术。笔者将阐述肿瘤切除、消化道重建、气道重建、淋巴结清扫等核心问题，供国内同道参考，以提高手术成功率，降低致死性并发症发生率。

目的:探讨外伤导致的下肢动脉损伤的诊疗方法及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21年6月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收治的77例外伤性下肢动脉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65例，女性12例，平均年龄47.4岁（范围：7~75岁）。77例患者中，开放性损伤56例（72.7%），闭合性损伤21例（27.3%）；损伤累及髂动脉9例（11.7%），股总动脉7例（9.1%），股浅动脉1例（1.3%），腘动脉11例（14.3%），膝下动脉49例（63.6%）。分析患者的治疗方式和临床效果。结果:77例患者中，1例累及髂内动脉的骨盆骨折患者和1例累及股总动脉的多发伤患者，因损伤严重，于术前因循环衰竭死亡；75例患者接受血管相关手术，其中67例行开放手术，包括动脉结扎术24例、动脉重建术40例、覆膜支架植入术1例、一期截肢术2例；8例行动脉栓塞术。总体病死率为6.5%（5/77），均为闭合性损伤，除2例术前死亡患者外，3例累及髂内动脉的骨盆骨折患者虽接受髂内动脉栓塞术，但因复合损伤严重，术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截肢患者8例（10.4%，8/77），5例为闭合性损伤，3例为开放性损伤，除2例损伤严重患者行一期截肢外，6例血管重建患者因缺血再灌注损伤行二期截肢（4例为腘动脉损伤，2例为膝下三分支动脉损伤）。患者术后随访17个月（范围：2个月至8年）。1例股动脉损伤行自体大隐静脉旁路移植患者，术后半年复查下肢动脉CT血管造影发现远端吻合口狭窄30%，2例腘动脉血管修补患者随访1年出现踝肱指数<0.8，但患者均无间歇性跛行症状，未行再次干预。5例患者因下肢损伤严重，骨折及皮肤损伤延迟愈合，其中2例为截肢残端创面愈合欠佳，经多次清创后于术后3~5个月愈合，另外3例为血管损伤合并胫骨骨折，术后胫骨愈合延迟，但未出现血管缺血症状。其余患者均恢复良好，无其他严重并发症发生。结论:外伤导致的下肢动脉损伤患者死亡和致残比例较高，根据损伤部位、损伤类型进行积极有序的外科修复可最大程度降低病死率，挽救患肢功能，促进损伤愈合。

目的:评估和分析神经母细胞瘤（neuroblastoma，NB）患儿采用危险因素分层治疗的结果。方法:收集2002年9月至2018年12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收治的483例采用危险因素分层治疗的初诊为NB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90例[60.0% （290/483）] ，女193例[40.0% （193/483）] ；患儿的中位年龄为3.48岁，年龄范围为7 d至18岁；按国际NB分期系统分期，1期19例，2期25例，3期95例，4期334例，4S期10例。按照年龄、临床分期、病理类型和N-MYC基因状态分为低危、中危和高危组。低危组46例[9.5% （46/483）] ，中危组102例[21.1% （102/483）] ，高危组335例[69.4% （335/483）] 。低危组采用手术+观察或手术+低强度化疗4~6个疗程的治疗方案；中危组采用手术+中等强度化疗6~8个疗程+放疗（按需实施）的治疗方案；高危组2013年前采用"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吡柔比星"与"顺铂、依托泊苷"方案交替化疗8个疗程+手术+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SCT）（按需实施）+放疗+生物治疗（按需实施）+异维甲酸维持治疗1年的治疗方案；2013年后采用"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吡柔比星"与"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顺铂"方案交替化疗8个疗程+手术+放疗+生物治疗（按需实施）+口服化疗药物维持治疗1年的治疗方案。复发患儿采用再次手术、化疗或放疗等挽救治疗。结果:全组322例行N-MYC基因检测，N-MYC基因扩增阳性率为22.4% （72/322），高危组N-MYC基因扩增阳性率为33.8%（72/213）。高危患儿行ASCT仅15例，占4.5%（15/335 ）。中位随访时间为38.1个月，范围在2.5~208.0个月。低危组3年无事件生存率（event free survival，EFS）和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分别为（86.5±5.1）%和100%，中危组为（79.1±4.3）%和（89.2±3.3）%，高危组为（30.6±2.7）%和（60.3±2.9）%。335例高危组单因素和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临床分期4期、单纯化疗和（或）腹部原发病灶是影响EFS和O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P均<0.05）。N-MYC基因扩增阳性和阴性的高危患儿3年EFS为（27.4±6.3）%和（36.7±4.4）%，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9）。N-MYC基因扩增阳性的4期高危患儿3年EFS为（18.7±6.7）%，N-MYC基因扩增阳性的3期和4S期高危患儿，3年EFS为（49.4±13.1）%，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9）。未行ASCT治疗的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的高危患儿，口服异维甲酸维持治疗，3年EFS为（28.0±5.1）%，而口服化疗药物维持治疗，3年EFS为（42.1±5.1）%，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9）。采用化疗+手术+放疗治疗模式的高危患儿，3年EFS为37.1 %；采用化疗+手术治疗模式的高危患儿，3年EFS为19.0%；单纯化疗的高危患儿，3年EFS为7.7%，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2013年前后高危组3年EFS为（21.5±4.1）%和（34.9±3.6）%，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4）；3年OS为（47.7±4.9）%和（66.7±3.6）%，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 结论:采用危险因素分层治疗低危和中危NB患儿生存率高，高危患儿预后仍差，还需要探索新的治疗方式。复发患儿挽救治疗仍可有生存获益。

目的:对比局部进展期期直肠癌患者经新辅助放化疗（nCRT）后获得临床完全缓解（cCR）采用随访等待观察与根治性手术[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两种治疗策略的远期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0年9月16日至2018年1月9日期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收治的，接受nCRT并获得cCR的Ⅱ~Ⅲ期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排除5年内确诊其他恶性肿瘤、未在本中心规律随访1年以上以及nCRT后复查项目不全者。共计238例患者入组，男性151例、女性87例；中位年龄57（27~83）岁；临床肿瘤TNM分期Ⅱ期61例、Ⅲ期177例。nCRT采用同期放化疗20例，同期放化疗+诱导/巩固化疗218例。放疗采用调强放射治疗技术，肿瘤靶区（GTV）50 Gy/25次/5周，CTV 45~46 Gy/25次/5周，227例放疗总剂量在45.0~50.6 Gy之间；同期化疗仅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27例，氟尿嘧啶或卡培他滨联合奥沙利铂211例。59例采用等待观察治疗策略（等待观察组），179例在nCRT后6~12周接受TME手术（根治手术组）。两组患者自治疗结束起每3个月随诊1次，至3年后改为每半年随访1次。比较两组的整体生存率（OS）、无远处转移生存率（DMFS）和无局部复发生存率（LRFS）等生存情况，并分析挽救性治疗情况和两组保肛率。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进行时序检验。结果:选择TME手术者其nCRT结束距手术的中位时间59 d，术后病理完全缓解（pCR）63.1%（113/179）。中位随访时间41.8（12.0~99.0）个月，全组3、5年OS分别为98.4%和96.5%，3、5年LRFS分别96.5%和96.5%，3、5年无瘤生存率分别为89.8%和88.0%，3、5年DMFS分别为91.0%和87.9%。等待观察组与根治手术组3年OS分别为100%和97.9%，5年OS分别为90.6%和97.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39）。随访期间，等待观察组局部复发7例，均出现在治疗后2年内，3年局部复发率为12.9%，高于根治手术组（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挽救手术成功率为5/6，挽救性治疗后，两组的LR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37）。等待观察组和根治手术组的3年DMFS分别为88.4%和81.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593）。等待观察组7例局部再生长后发生或同时合并远处转移3例。等待观察组保肛率为89.8%（53/59），高于根治手术组73.7%（132/1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肿瘤下缘距肛缘≤5 cm患者，等待观察组保肛率88.0%（44/50），显著高于根治手术组54.4%（56/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经nCRT获得cCR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选择等待观察治疗策略安全可行、保肛率高，但仍有待进一步临床研究加以确认。

急性脑梗死(ACI)是目前全球人口致残的首要原因,也是我国居民致死、致残的主要病因,脑血管的成功再通是获得良好预后的关键.目前,溶栓治疗是挽救缺血半暗带,治疗ACI的主要措施;尽管目前静脉溶栓(IAT)仍是临床医师的首选治疗方案,然而经过长期的研究与临床实践,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动脉溶栓(IVT)相比静脉溶栓能明显提高血管内药物浓度,提高血管再通率,扩大溶栓时间窗,且安全可靠;随着医疗设备及溶栓药物的发展进步,动脉溶栓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该文就动脉溶栓的操作方式、溶栓治疗进展和对前景的展望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