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比下体负压（lower body negative pressure，LBNP）策略与下肢局部加压策略对模拟推拉动作时脑血流的保护作用。方法:研究采用重复交叉设计。15名健康成年男性为受试者。所有受试者均经历无干预模拟推拉动作测试（对照轮）、带LBNP的模拟推拉动作测试（LBNP轮）、带下肢局部加压的模拟推拉动作测试。将受试者随机分为3组（A、B、C组），每组5人；A组的试验顺序为对照轮?LBNP轮?下肢局部加压轮，B组的试验顺序为LBNP轮?下肢局部加压轮?对照轮，C组的试验顺序为下肢局部加压轮?对照轮?LBNP轮。通过旋转床“直立位?头低位?直立位”模拟推拉动作。对照轮进行单纯模拟推拉动作；LBNP轮于-G z阶段施加-40?mmHg（1 mmHg=0.133 kP）的LBNP，+G z阶段释放；下肢局部加压轮于-G z阶段在双侧大腿上段加压200 mmHg，持续至+G z阶段。记录模拟推拉动作过程中受试者脑血流动力学变化。 结果:模拟推拉动作-G z向+G z转换后，对照轮受试者平均脑血流速度（mean cerebral blood flow velocity，CBFVm）减低了0.7~17.3 cm/s［ΔCBFVm=（-7.5±4.5）cm/s］，脑水平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 at the level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MAP MCA）降低了42~76 mmHg［ΔMAP MCA=（-61.0±10.0）mmHg］。而受试者LBNP轮的平均脑血流速度变化量为-2.4~10.2 cm/s，其均值不仅没有减低反而升高了（3.3±4.1）cm/s；MAP MCA下降幅度为23~50 mmHg［ΔMAP MCA=（-41.0±11.0）mmHg］，显著小于对照轮（ P<0.05）。受试者下肢局部加压轮的CBFVm变化幅度为-7.9~1.4 cm/s［ΔCBFVm=（-3.0±4.2）cm/s］，MAP MCA下降幅度为37~59 mmHg［ΔMAP MCA=（-47.0±13.0）mmHg］，二者均显著小于对照轮（ P<0.05）。受试者LBNP轮与下肢局部加压轮的CBFVm变化幅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轮间MAP MCA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LBNP及下肢局部加压策略均对受试者模拟推拉动作时的脑血流具有保护作用；以CBFVm为标准，LBNP策略的保护效果较好；二者均主要通过提高舒张期脑血流发挥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早期目标导向镇静（EGDS）策略用于急性脑损伤患者的临床效果和可行性。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3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110例急性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EGDS组和按需镇静组。EGDS组患者入组后立即持续静脉泵注右美托咪定镇静，以0.2 μg·kg -1·min -1为起始剂量，连续72 h；按需镇静组则静脉推注丙泊酚按需镇静。采用Richmond躁动-镇静评分（RASS）和脑电双频指数（BIS）持续监测镇静深度。所有患者均给予舒芬太尼维持镇痛，并依据病情需要给予甘露醇脱水降颅压、止血或抗血小板等综合常规治疗。观察两组患者镇静前及镇静24、48、72 h的生命体征、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BIS和动脉血气分析，以及机械通气时间、镇痛药物用量和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① 110例患者中剔除脑出血再次手术、脑疝病情恶化、家属放弃治疗、中途退出试验患者后，最终有105例完成治疗，其中EGDS组56例，按需镇静组49例，两组性别、年龄、颅脑损伤类型、基线APACHEⅡ和GCS评分及机械通气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与镇静前比较，两组镇静后心率（HR）均显著下降直至72 h，以EGDS组降低更显著（次/min：70.49±7.53比79.83±9.48， P<0.05）。除HR外，按需镇静组APACHEⅡ和GCS评分于镇静72 h较镇静前明显改善，其余指标均无明显变化。与镇静前比较，EGDS组于镇静24 h起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即明显升高，48 h起平均动脉压（MAP）明显降低、GCS评分和BIS明显升高，直至72 h，且各指标均较按需镇静组明显改善〔72 h PaCO 2 （mmHg，1 mmHg＝0.133 kPa）：40.30±5.98比31.57±8.20，72 h MAP（mmHg）：85.01±8.26比89.54±9.41，72 h GCS评分（分）：8.62±3.34比7.89±2.74，72 h BIS：60.87±24.79比56.68±33.43，均 P<0.05〕；EGDS组APACHEⅡ评分仅于镇静72 h明显低于镇静前，且与按需镇静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17.10±7.05比18.90±3.32， P>0.05）；EGDS组氧合指数（PaO 2/FiO 2）仅在镇静24 h较按需镇静组显著升高（mmHg：261.05±118.45比226.45±96.54， P<0.05）。③与按需镇静组比较，EGDS组机械通气时间显著缩短（h：20.56±9.03比27.75±11.23， P<0.05），舒芬太尼总量显著减少（μg：79.16±26.76比102.46±35.48， P<0.05）。④与按需镇静组比较，EGDS组心动过缓发生率显著升高〔10.71%（6/56）比6.12%（3/49）， P<0.05〕，心动过速发生率显著下降〔14.29%（8/56）比38.78%（19/49）， P<0.05〕，而低血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36%（3/56）比4.08%（2/49）， P>0.05〕；按需镇静组意外拔管发生率为4.08%（2/49），而EGDS组无一例意外拔管事件发生。 结论:EGDS可提高急性脑损伤患者GCS评分和BIS，提示该镇静策略可能有助于改善急性脑损伤患者神经功能，且方法安全、可行。

目的:分析探讨手指离断伤患者创口常见病原菌及其耐药性等特点，为临床防治该类疾病经验性选择抗菌药物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手外科自2018年1月至2022年5月收治的3 743例手指离断伤患者的基本信息、创口分泌物微生物培养情况及药物敏感结果，结合相关指南、共识等给予经验性治疗用药策略的推荐。结果:这些患者创口分泌物培养共检测出1 064株细菌生长，其中754株考虑为致病菌，包括革兰阴性(G-)菌425株(占56.4%)，革兰阳性(G+)菌282株(占37.4%)，真菌47株(占6.2%)。患者年龄为(47.0±12.5)岁，男女比例为3∶1。G+、G-菌检出组患者创口分泌物采集时间分别为(3.82±2.19)h 、(4.54±3.55)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受伤机制为机器绞伤、卷伤等，G-菌检出率有所增加。检出的G-菌主要有阴沟肠杆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可经验性选择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头孢他啶等；检出的G+菌主要为葡萄球菌属，可经验性选择夫西地酸、利福平、莫匹罗星、四环素、妥布霉素等，但不建议使用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结论:对于手指离断伤患者的经验性治疗除了需要考虑葡萄球菌属的感染之外，对于创口分泌物采集时间较长、受伤程度严重，还需要覆盖G-菌，并结合其耐药特点，恰当选择合适的药物。

“推拉效应”引起的加速度导致的意识丧失带来诸多安全风险和飞行事故。1例雷鸟飞行员的飞行事故，揭示了飞行员在高任务负荷下抗荷策略存在的问题。G基础耐力、抗荷收紧动作和装备在抗荷中扮演重要角色，若结合恰当的抗荷策略，即基于任务的操控和基于感知的防护，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将这种理念推广到各个抗荷训练阶段。建立先进的抗荷策略还应考虑人体的快速响应能力、调节能力，以及人机融合能力，以符合战斗机敏捷性机动的需要。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相关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的靶向药物。拉帕替尼、吡咯替尼和奈拉替尼已在中国获批用于临床乳腺癌的治疗。TKI药物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腹泻、药物性肝损伤、恶心、呕吐、皮肤毒性、心脏毒性和口腔黏膜炎等。中国临床肿瘤学会乳腺癌专委会专家组总结了TKI药物常见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和特征，评估了不良反应发生的症状和分级，参考国内外研究进展并结合临床经验制定了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切实可行的管理策略，推进国内乳腺癌TKI不良反应的管理，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治疗疗效。

目的:探讨头皮缺损伴颅骨外露创面的组织瓣修复策略。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2019年1月—2023年12月，暨南大学附属广州红十字会医院收治18例符合入选标准的不同头皮缺损伴颅骨外露创面面积（以下简称头皮缺损面积）的患者，其中男13例、女5例，年龄17~59岁。清创后，头皮缺损面积为1 cm×1 cm~25 cm×25 cm。针对头皮缺损面积<9 cm 2且周围头皮局部条件较好的患者，采用局部皮瓣（面积为2 cm×2 cm~5 cm×5 cm）进行创面修复；将皮瓣供区创面拉拢缝合，若缝合张力较大则取头部皮片进行创面修复。对于头皮缺损面积>9 cm 2且≤1/4头皮总面积的患者，采用扩张皮瓣（面积为5 cm×3 cm~12 cm×12 cm）进行创面修复；将皮瓣供区创面直接拉拢缝合。对于头皮缺损面积>1/4头皮总面积且≤1/2头皮总面积的患者，采用游离股前外侧皮瓣（面积为9 cm×7 cm~29 cm×14 cm）进行创面修复；将皮瓣供区创面分层缝合，若张力较大则移植同侧大腿皮片进行修复。对于头皮缺损面积>1/2头皮总面积的患者，采用游离大网膜瓣（面积为28 cm×23 cm~29 cm×26 cm）+大腿皮片进行创面修复，并直接缝合切取大网膜瓣造成的腹部切口。记录术中移植的组织瓣类型。术后，观察组织瓣及受区移植皮片成活情况、皮瓣供区创面/切取大网膜瓣造成的腹部切口愈合情况。随访时，观察组织瓣成活情况、皮瓣供区创面/切取大网膜瓣造成的腹部切口瘢痕增生情况。末次随访时，复查头部CT评估颅骨有无坏死。 结果:针对本组病例头皮缺损伴颅骨外露创面，4例患者采用局部皮瓣修复，其中2例患者采用局部V-Y推进皮瓣修复，2例患者采用局部双蒂拱顶石皮瓣修复，术后皮瓣均完全成活。5例患者采用扩张皮瓣修复，其中1例患者埋置2个皮肤软组织扩张器，4例患者埋置1个皮肤软组织扩张器，术后扩张皮瓣均完全成活。7例患者采用游离股前外侧皮瓣移植修复，术后6例患者皮瓣完全成活，1例患者皮瓣远端坏死，经清创拉拢缝合后愈合良好。2例患者采用游离移植大网膜瓣+大腿皮片修复，术后大网膜瓣和受区移植皮片均存活良好。术后，皮瓣供区创面/切取大网膜瓣造成的腹部切口均愈合良好。术后随访6~24个月，组织瓣均存活良好，无颅骨外露；皮瓣供区创面/切取大网膜瓣造成的腹部切口瘢痕增生不明显。末次随访时，复查CT显示所有患者颅骨均无坏死。结论:根据头皮缺损面积从小至大依次选择局部皮瓣、扩张皮瓣、游离股前外侧皮瓣、游离大网膜瓣+皮片修复创面，效果良好，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基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MIMIC-Ⅳ），利用机器学习技术探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患者的最佳降血糖方案，以提升患者的个性化治疗效果。方法:基于MIMIC-Ⅳ数据库，分析2008至2019年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重症监护病房（ICU）2 096例DKA患者的病例资料。构建机器学习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和精确率-召回率曲线（PR曲线）评估模型对4种常见不良结局〔低血糖、低钾血症、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下降和长期住院〕的预测效能；分析不良结局发生风险随血糖下降速度的变化趋势；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相关因素与低钾血症风险之间的关系；利用个性化风险解释方法和预测技术，对患者的最佳血糖控制范围进行个体化分析。结果:所构建的机器学习模型在预测DKA患者不良结局方面展现出优异性能，其预测低血糖、低钾血症、GCS评分下降和长期住院的ROC曲线下面积（AUROC）及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0.826（0.803～0.849）、0.850（0.828～0.870）、0.925（0.903～0.946）、0.901（0.883～0.920）。患者血糖下降速度与4种不良结局风险的关系分析显示，最大血糖下降速度>6.26 mmol·L -1·h -1时，低血糖风险显著升高（ P<0.001）；最大血糖下降速度>2.72 mmol·L -1·h -1时，低钾血症风险显著升高（ P<0.001）；最大血糖下降速度>5.53 mmol·L -1·h -1时，GCS评分下降风险显著降低（ P<0.001）；最大血糖下降速度>8.03 mmol·L -1·h -1时，长期住院风险显著降低（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最大碳酸氢盐水平、血尿素氮水平和总胰岛素使用量与低钾血症风险显著相关（均 P<0.01）。个性化最佳治疗阈值范围的制定方面，若假设低血糖、低钾血症、GCS评分下降、长期住院4种不良结局的最佳血糖下降阈值分别为 x1、 x2、 x3、 x4，降低患者低血钾和低血糖发生风险的最佳血糖下降速度应≤min{ x1， x2}；降低GCS评分下降和长期住院风险的血糖下降速度建议应≥max{ x3， x4}；当两者有重叠，即max{ x3， x4}≤min{ x1， x2}时，该区间即推荐的最佳血糖下降速度范围。若最佳阈值范围无交集，即max{ x3， x4}>min{ x1， x2}，需综合考虑患者各种不良结局风险的个体差异，进行动态调整治疗策略。 结论:机器学习模型在预测DKA患者不良结局方面表现良好，有助于个性化降血糖管理，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前景。

目的:探讨基于窦道情况及皮肤软组织缺损范围的坐骨结节压疮临床修复策略。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2017年7月—2023年3月，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21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坐骨结节Ⅲ、Ⅳ期压疮患者，其中男13例、女8例，年龄14~84岁。共有坐骨结节压疮31处，清创前压疮面积为1.5 cm×1.0 cm~8.0 cm×6.0 cm。行en bloc切除清创后，皮肤软组织缺损范围为6.0 cm×3.0 cm~15.0 cm×8.0 cm。根据清创后创面窦道深浅、大小及皮肤软组织缺损范围，按以下3种情况修复创面。（1）无窦道或窦道浅、皮肤软组织缺损范围为6.0 cm×3.0 cm~8.5 cm×6.5 cm者，行直接拉拢缝合、Z字改形术、臀部局部皮瓣转移或股后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V-Y推进修复。（2）窦道深且小、皮肤软组织缺损范围为8.5 cm×4.5 cm~11.0 cm×6.5 cm者，行股薄肌肌瓣转移填塞后直接拉拢缝合或Z字改形术或联合臀下动脉穿支皮瓣转移修复。（3）窦道深且大、皮肤软组织缺损范围为7.5 cm×5.5 cm~15.0 cm×8.0 cm者，行股薄肌肌瓣联合臀大肌肌瓣转移填塞后直接拉拢缝合或Z字改形术或联合臀部局部皮瓣转移修复，行股二头肌长头肌瓣转移填塞后联合股后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旋转修复，行臀下动脉穿支脂肪筋膜瓣转移填塞后联合股后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V-Y推进修复。共使用7个臀部局部皮瓣（切取面积为8.0 cm×6.0 cm~19.0 cm×16.0 cm）、21个股薄肌肌瓣（切取面积为18.0 cm×3.0 cm~24.0 cm×5.0 cm）、9个臀下动脉穿支皮瓣或臀下动脉穿支脂肪筋膜瓣（切取面积为8.5 cm×6.0 cm~13.0 cm×7.5 cm）、10个臀大肌肌瓣（切取面积为8.0 cm×5.0 cm~13.0 cm×7.0 cm）、2个股二头肌长头肌瓣（切取面积为17.0 cm×3.0 cm、20.0 cm×5.0 cm）、5个股后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切取面积为12.0 cm×6.5 cm~21.0 cm×10.0 cm）。将供区创面直接拉拢缝合。术后观察肌瓣、脂肪筋膜瓣、皮瓣存活情况及供区创面愈合情况，随访患者压疮修复情况及有无复发。结果:术后，所有臀部局部皮瓣、股薄肌肌瓣、臀大肌肌瓣、臀下动脉穿支脂肪筋膜瓣及股二头肌长头肌瓣均存活良好。1例患者1个股后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远端部分坏死，经换药后创面愈合；1例患者1个臀下动脉穿支皮瓣远端出现淤紫，经拆除部分缝线后有所缓解，但仍出现少部分坏死，经床旁清创缝合后创面愈合；其余股后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及臀下动脉穿支皮瓣存活良好。1例患者供区创面因术后出血导致切口开裂，经清创+Z字改形术+换药后愈合；其余患者供区创面愈合良好。随访3~15个月，所有患者压疮均得到修复且未复发。结论:坐骨结节压疮清创后创面若无窦道形成或窦道表浅，可根据皮肤软组织缺损范围选择直接拉拢缝合、Z字改形术、臀部局部皮瓣转移或股后皮神经营养血管皮瓣V-Y推进修复；若窦道深，则可根据窦道大小及皮肤软组织缺损范围，选择合适的组织瓣转移填塞窦道，并联合个体化的皮瓣封闭创面，以获得良好的修复效果。

泌尿系统感染（UTI）是儿童期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大肠埃希菌是其最常见致病菌。抗菌药物治疗应在留取患儿尿液后尽早开始。治疗UTI的经验性首选药物为二代或三代头孢菌素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临床上应根据患儿年龄、疾病严重程度以及能否耐受口服药物等情况综合考虑，选择口服或静脉治疗。预防用抗菌药物则推荐首选呋喃妥因和甲氧苄啶-磺胺甲噁唑。

中晚期肝细胞癌(HCC)治疗领域正迎来一场前沿探索,旨在超越传统范畴,引领医学向更为精准、个性化的方向迈进.分子靶向治疗的引入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治疗策略得到了革新,通过作用于肿瘤细胞的特定位点,成功提升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在这股变革浪潮中,肝动脉灌注化疗(HAIC)作为重要的局部治疗方式备受关注,其与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更是有望实现协同效应,为晚期HCC患者带来更为显著的治疗效果.HAIC联合索拉非尼治疗在改善晚期HCC患者生存期方面表现出 了显著的潜力,特别对于门静脉侵犯型患者的疗效更为显著.然而,随之而来的不良事件也是不可忽视的挑战.类似地,HAIC联合仑伐替尼在晚期HCC治疗中也表现出良好的生存效益和不良反应的耐受性,但相关的临床研究尚显不足.总体而言,HAIC联合靶向药物治疗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需要更多的高质量证据支持.与此同时,免疫疗法的兴起成为了当前治疗领域的焦点之一,通过激活机体免疫反应,克服肿瘤免疫耐受状态,为晚期HCC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HAIC联合免疫抑制剂在治疗晚期HCC中展现出了优越的疗效,同时在HCC转化治疗中也具有重要地位.此外,HAIC联合靶免治疗不仅在肿瘤缩小率和手术转化率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而且被国内专家一致推崇为伴有门静脉癌栓HCC患者的重要治疗手段.尽管如此,HAIC联合治疗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何选取优势人群、掌握治疗时机、确定最佳治疗方案以及管理不良反应等,尚待进一步探究.因此,本文旨在详细阐述HAIC联合全身性药物治疗中晚期HCC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治疗方案的优化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