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1例卵巢癌综合治疗后复发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替雷利珠单抗联合紫杉醇+卡铂(TC)方案化疗后出现严重贫血的患者,根据其病史及辅助检查综合考虑为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经过输血,同时应用大剂量激素,加以免疫球蛋白辅助治疗,并口服环孢素软胶囊维持治疗2个月余,患者血红蛋白逐渐上升至110 g/L,继续追踪其随诊复查情况3个月,血红蛋白水平基本平稳.对于ICI联合细胞毒性化疗或放疗的患者,ICI引起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中血液系统的严重不良反应十分罕见,因早期诊断十分困难,容易跟放化疗导致的骨髓抑制混淆.而ICI引起的不良反应越早使用激素疗效和预后越好.因此,临床对抗肿瘤治疗同时联合应用ICI的患者,需要对血液系统不良反应加以重视和识别.

目的:比较在直肠癌新辅助放疗中容积旋转调强放疗(volume modulated arc therapy,VMAT)和调强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对肛门括约肌(anal sphincter,AS)及其亚结构的剂量学影响,为患者选择放疗技术提供依据.方法:选取50例接受新辅助放疗的直肠癌患者,在患者的CT图像上分别设计共面双全弧VMAT和共面7野均分IMRT 2种放疗计划,在保证靶区和主要危及器官受照剂量都达标且满足临床要求的前提下,增加AS及其亚结构作为危及器官进行剂量学评估.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统计AS及其亚结构的绝对剂量参数和相对剂量参数.采用IBM 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VMAT计划与IMRT计划比较,AS及其亚结构的相对剂量参数V20、V30、V40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V5和V1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VMAT计划的绝对剂量参数Dmean较低,其D2％比IMRT计划的D2％略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者的D9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直肠癌放疗中,VMAT整体上较IMRT能更好地为AS及其亚结构提供保护,从剂量学方面减少AS及其亚结构损伤.

目的 观察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碳离子治疗联合化疗和全脑预防性光子放疗(PCI)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选取2020-05-27-2023-04-13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收治的经病理确诊的22例LS-SCLC患者为研究对象,碳离子处方剂量:72 Gy(RBE)/12次.所有患者碳离子放疗同步使用EP方案化疗,碳离子治疗结束疗效评价达到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的患者给予PCI治疗,观察患者治疗前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治疗相关毒性、1年和2年局部控制率、无进展生存率、总生存率.结果 22例患者中21例患者完成了同步放化疗,1例患者因心肾综合征病史,肾功能分级3级未能接受化疗,其余患者耐受性良好.22例患者治疗前后NSE平均水平分别为(30.73±13.27)和(9.56±3.94)n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168,P＜0.001.随访5～35个月,1例患者拒绝PCI,在治疗后10个月出现多发性颅脑转移.1年和2年局部控制率分别为100.00％和92.31％;1年和2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4.12％和84.71％,1年和2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94.74％和77.73％.与碳离子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有放射性肺炎(1级9例,2级2例)、食管炎(1级4例)、皮肤反应(1级1例),均为1、2级急性不良反应.结论 使用碳离子治疗联合化疗和PCI治疗LS-SCLC患者安全可靠,不良反应可耐受,局部控制率和生存率较好,但仍需要更多样本和更长时间随访进一步评估.

目的 开发并验证一种用于展宽布拉格峰的结构体,以提高粒子放疗的效率与适形性.方法 通过随机堆叠与规律堆叠两种方式来制作具有多孔性的网格堆叠结构(MPS),每一层网格中,网格厚度、线宽与线间距分别为0.1、0.1、0.5mm,总尺寸为10cm×10cm.使用蒙特卡罗程序FLUKA模拟196 MeV/u的碳离子束流与105 MeV的质子束流穿过MPS后的输运过程,评估调制后束流的剂量分布、束流不均匀性以及MPS的调制能力稳定性,并评估MPS在鼻咽癌(63 Gy分21次)、肺癌(77 Gy分22次)与前列腺癌(70.4 Gy分16次)各1例临床计划中的调制效果.结果 MPS最多能够将质子束流和碳离子束流的布拉格峰宽度分别增加1.73 mm和2.95 mm,对于不同入射位置,10层以上的规律堆叠能够将MPS的调制能力差异降至5％之内.堆叠30层的MPS调制后的束流输运18 cm后可使不均匀性降至3％之内,与临床使用的波纹滤波器相比,MPS能够将质子等中心束斑减小0.91 mm.在鼻咽癌计划调制中,使用MPS能够将治疗时间缩短213s(37％)且脑干所受的最大剂量减小了 3.28 Gy(7.5％).结论 使用MPS能够有效地展宽粒子束流的布拉格峰,提高临床放疗效率,规律堆叠的MPS调制能力稳定性较强.调制后的束流能够实现相对良好的均匀性,具有贴近患者而减小横向散射并提高适形性的临床应用潜力.

目的 分析肛管鳞癌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的疗效并进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的肛管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定期随访患者.主要观测指标为无瘤生存(DF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LRFFS)和总生存(OS),并记录不良反应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用Cox回归模型分析生存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65例患者,男性19例(29％),女性46例(71％).根据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7版分期,Ⅰ期、Ⅱ期、Ⅲa期、Ⅲ b期分别有7例(11％)、28例(43％)、10例(15％)、20例(31％).同步放化疗前,2例(3％)患者接受了化疗,12例(18％)接受局部切除手术.原发灶的放疗中位剂量为54 Gy(范围为45～64 Gy),同步化疗的方案以卡培他滨联合丝裂霉素为主(34例,52％).同步放化疗期间放疗完成率为100％,化疗完成率为88％,5例(8％)患者出现治疗中断但足量完成治疗,8例(12％)患者化疗剂量降低.同步放化疗期间,15例(23％)患者发生3-4级白细胞减少,17例(26％)发生3-4级放射性皮炎,无治疗相关死亡.中位随访时间为50.4个月(范围为4.4～142.2个月),7例(11％)患者出现局部区域复发,3例(5％)出现远处转移.全组5年DFS率、LRFFS率和OS率分别为78.8％、86.5％和85.1％.Cox单因素分析提示T分期与DFS率显著相关(P=0.006),并与OS率有相关趋势(P=0.054).结论 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可有效治疗肛管鳞癌患者,急性不良反应基本可耐受.T分期是肛管鳞癌患者DFS率的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一线免疫治疗后的失败模式及联合放疗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接受一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的220例晚期NSCLC患者资料,收集患者的基线特征、一线治疗方案、失败原因及部位、放疗目的、部位及处方剂量.主要观察指标是总生存(OS)期.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情况.结果 共纳入晚期NSCLC患者220例,其中65例(29.5％)初诊呈现寡转移状态.在72例接受放疗的患者中,胸部放疗29例(40％)、转移灶放疗53例(74％).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25.6个月.截至末次随访,140例患者已出现病情进展,其中84例(38.2％)患者呈现寡进展状态.在已出现病情进展且能够明确进展部位的120例患者中,62例(51.7％)患者一线免疫治疗失败原因为原有病灶出现进展(主要在胸腔内),34例(28.3％)患者的治疗失败源于新转移灶的出现,其余24例(20.0％)为同时出现原有病灶进展和新发远处转移.在接受一线免疫治疗联合局部放疗的72例患者中,17例(24％)接受了计划性放疗,另17例(24％)的放疗为挽救性,其余38例(53％)放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患者预后因放疗目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P=0.030),未接受放疗的患者中位OS期为29.1个月,接受计划性放疗的患者为未达到,行挽救性放疗的患者为28.7个月,而为缓解症状行局部放疗的患者仅为19.0个月.结论 一线免疫治疗的主要失败原因为原有病灶出现进展,肿瘤进展的主要部位为胸腔内.针对胸腔内病灶的局部治疗有在一线免疫治疗的基础上进一步为晚期NSCLC患者带来生存获益的趋势.

闪光放疗(FLASH放疗)是一种以超高剂量率(＞40 Gy/s)照射为主要特征的放疗技术.临床前研究表明,FLASH放疗能显著减轻辐射对正常组织的损伤,同时保持对肿瘤的杀伤能力,从"剂量率"维度上拓宽放疗适用范围,因此被认为是未来具有颠覆性的放疗技术.然而,FLASH放疗的生物学机制尚不清楚,且临床转化应用面临多方面的技术挑战.本文尝试从近年新兴的免疫和代谢角度探讨FLASH放疗的生物学效应机制,梳理临床前研究和应用现状并总结当前发展面临的挑战,旨在为其未来的临床转化提供参考和启示.

目的 分析容积弧形调强放疗计划执行时间与加速器参数的关系,探索改进加速器参数以缩短治疗时间的方法.方法 用简单随机方法选择2017年3月—2017年7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完成容积弧形调强放疗患者的25个治疗计划,通过软件对加速器参数进行建模.分别对常规分割和大分割计划,模拟独立提高机架旋转速度、剂量率、多叶准直器(MLC)叶片速度3个加速器参数时,治疗时间的相对变化,以确定哪个参数对治疗时间的限制最强;模拟只提高限制最强的参数的速度,得到在此过程中3个参数对治疗时间限制强弱的动态变化情况.对测得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结果 对于单次剂量为2 Gy的常规分割计划,机架旋转速度是计划执行时间的主要限制因素,机架旋转速度提高超过15％时,叶片运动速度成为计划执行时间的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对于单次剂量为5 Gy的大分割计划,剂量率是计划执行时间的最主要的限制因素,剂量率提高12％以上时,机架旋转速度成为计划执行时间最主要的限制因素.结论 容积弧形调强放疗计划执行时间与加速器参数的关系依赖于计划本身的特点,通过改进加速器参数来缩短计划执行时间时,要综合考虑不同机器参数及计划特点之间的关系.

目的 探讨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中宫腔管不同重建点对源驻留位置及计划剂量学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在柳州市工人医院完成根治性放射治疗的43例宫颈癌患者的资料.患者年龄32～79岁,病理类型为鳞癌40例,腺癌3例,均接受外照射(50.4 Gy分28次)和CT引导下的腔内(45°宫腔管)近距离治疗(36 Gy分6次).近距离治疗采用Fletcher施源器,其宫腔管弯曲角度有15°、30°和45°.为每位患者模拟制订2套近距离治疗计划.一套计划提取患者近距离治疗CT模拟定位图像及原始计划,将45°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调整为逐层重建,根据处方优化计划至符合临床要求,称为逐层组.另一套计划以逐层组为模板,仅调整45°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至1、3、5、7个,不修改驻留权重及其他参数,分别称为平均1、3、5、7组.对15°、30°和45°宫腔管分别进行不同重建点个数时的偏差分析,比较45°、30°与15°宫腔管在不同重建点时的重建偏差.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或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45°宫腔管的两组计划的高危临床靶区(HR-CTV)D30％、D90％、D100％、V100％、V150％、V200％和适形指数(CI),及膀胱、直肠和小肠的D2cm3、D1cm3、D0.1cm3的差异.结果 45°宫腔管平均组重建偏差主要来源于宫腔管垂直方向.45°(1、3、5、7个重建点)、30°(1、3、5个重建点)与15°(1、2个重建点)宫腔管的平均重建偏差分别为1.30、0.32、0.14、0.08 mm,0.57、0.14、0.06 mm,0.14、0.06 mm.逐层组的HR-CTV参数与平均5组、平均7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5组与平均7组间的剂量学参数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膀胱和直肠的剂量学参数在逐层组与平均组之间或在各平均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逐层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较平均1组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02,＜0.001,＜0.001),逐层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分别与平均5组和平均7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5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与平均7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组小肠D0.1 cm3、D1 cm3和D2cm3的剂量偏差在1个重建点时分别为2.41％±1.70％、1.95％±1.27％和1.71％±1.10％.结论 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中,建议15°、30°与45°Fletcher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应分别不少于1、3和5个.

目的:探究StereoPhan(SP)模体与SRS MapCHECK(SMC)半导体矩阵用于脑转移瘤患者HyperArc(HA)计划剂量验证的可行性。方法:选取16例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HA放射治疗的脑转移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分别将电离室和SMC半导体矩阵插入SP模体，测量患者的HA验证计划的点剂量与平面剂量，并与治疗计划系统(TPS)计算数据对比，平面剂量的γ分析标准取2 mm/3%、2 mm/2%、1 mm/3%和1 mm/2%。结果:16例患者的点剂量平均偏差是1.33%±0.84%，平面剂量γ通过率在2 mm/3%、2 mm/2%的标准下依次为99.72%±0.46%、98.93%±1.32%，在1 mm/3% 、1 mm/2%的标准下依次为98.85%±1.79%、97.13%±3.19%。结论:SP模体与SMC半导体矩阵适合用于开展脑转移瘤患者HA计划的剂量验证工作，在进行点剂量和平面剂量验证时，可以分别采用3%和1 mm/2%的分析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