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国际妇产科联盟2018年（FIGO 2018）分期Ⅲc期子宫颈鳞癌患者的治疗及预后。方法:收集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浙江省肿瘤医院收治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完整的488例子宫颈鳞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年龄为（57.9±11.3）岁。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手术组（子宫颈癌根治性手术联合术后辅助放化疗，324例）和放疗组（子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同步化疗，164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预后及并发症发生率。随访截至2022年5月，随访时间为（96±12）个月（范围：84~108个月）。结果:（1）临床特点：手术组患者的初始治疗时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肿瘤最大径≥4 cm的比例、FIGO 2018分期（包括Ⅲc1期和Ⅲc2期）、治疗时间、治疗费用分别与放疗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2）预后：①不同期别的Ⅲc期子宫颈鳞癌患者（488例）：对于439例Ⅲc1期患者，手术组、放疗组患者的7年生存率分别为83.6%、52.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对于49例Ⅲc2期患者，手术组、放疗组患者的7年生存率分别为48.0%、33.3%，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96）。②肿瘤最大径≥4 cm的患者（278例）：对于246例Ⅲc1期患者，手术组、放疗组患者的7年生存率分别为81.2%、51.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分层分析显示，手术组（299例）Ⅲc1期患者中肿瘤最大径≥4 cm比例为46.2%（138/299），放疗组（140例）为77.1%（108/14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进一步分层分析，将放疗组中原FIGO 2009分期为Ⅱb期的肿瘤最大径≥4 cm的患者提取出来，共有46例，其7年生存率为67.4%，与手术组（为81.2%）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对于32例Ⅲc2期患者中，手术组、放疗组患者的7年生存率分别为50.0%、37.5%，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57）。③髂总淋巴结有转移的患者（126例）：手术组、放疗组患者的7年生存率分别为73.8%、57.4%，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1）。（3）并发症发生率：手术组患者的淋巴囊肿、肠梗阻发生率［分别为30.2%（98/324）、7.7%（25/324）］均高于放疗组［分别为0（0/164）、1.2%（2/164）］，输尿管梗阻、急性放射性肠炎、慢性放射性肠炎发生率［分别为8.3%（27/324）、54.3%（176/324）、7.4%（24/324）］均低于放疗组［分别为36.0%（59/164）、73.2%（120/164）、20.7%（34/164）］，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 结论:对于符合手术条件的Ⅲc1期子宫颈鳞癌患者，即使肿瘤最大径≥4 cm，无论是否存在盆腔淋巴结转移（不包括髂总淋巴结转移），根治性手术联合术后辅助放化疗和根治性放疗±同步化疗均为可接受的治疗方式。对于Ⅲc2期或髂总淋巴结有转移的子宫颈鳞癌患者，两种治疗方式患者的生存率无明显差异，基于治疗时长和经济学考虑，推荐患者选用根治性放疗±同步化疗方案。

目的:探讨乳腺癌放疗患者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17年7月—2020年8月临沂市肿瘤医院收治的177例乳腺癌放疗患者，根据心理困扰管理量表评分分为无心理困扰组（ n=92）与存在心理困扰组（ n=85）。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乳腺癌患者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 结果: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是否出现并发症以及社会支持是患者心理困扰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乳腺癌放疗患者可受到社会支持程度、年龄、月收入、文化程度、并发症的影响而出现心理困扰，针对此类因素开展基于风险理念的肿瘤护理计划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减少心理困扰。

目的:联合使用正念训练及家庭参与式护理后观察对肺癌(LC)放疗患者护理效果，并对患者随访后总结护理干预效果。方法:选取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收治90例LC后接受放疗患者为研究对象，以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5例。其中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观察组采取正念训练及家庭参与式护理，对比干预前、干预4 w后两组医学应对、心理韧性、生活质量、家庭照顾准备等方面。结果:干预前，两组组间、组内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4 w后，观察组医学应对方式(回避、面对、屈服)低于对照组，心理韧性(坚韧、乐观、自强)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家庭照顾者准备评分、生活质量评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精神健康)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采取正念训练及家庭参与式护理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医学应对能力，提升心理韧性与家庭照顾者准备，进而改善生活质量，促进疾病转归。

直肠尿道瘘(RUF)是一种解剖部位特殊，病情复杂，甚至可引起患者严重感染的棘手疾病，常见病因是泌尿科前列腺癌根治术后的医源性创伤、盆底外伤和局部放疗后损伤等。目前对于RUF的手术治疗进路方式包括经会阴进路、经括约肌进路、经腹进路及经肛进路等。传统的手术治疗存在创伤大、并发症发生率高、恢复慢等局限性，经肛微创手术(TAMIS)治疗RUF具有操作简便、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特点。本文将就利用TAMIS治疗RUF的方法和经验进行介绍。

目前肿瘤的治疗方式包括手术治疗、放疗、化疗、基因治疗、免疫治疗和中医中药治疗等，化疗是其中一种极其重要的治疗方式。然而，无论口服还是静脉等给药方式，化疗药物进入血液循环后导致药物利用率低、不良反应明显。超声联合微泡介导药物释放是一种有效的非侵入性、靶向给药传递技术，在超声波脉冲驱动下，微泡以每秒几十到几百米的速度振荡，可以偏转到血管壁或破碎成纳米量级的颗粒。同时，在聚焦的超声束作用下数百万的微泡发生爆破，可以增加细胞膜的通透性，靶向、无创、可逆地开放血脑屏障或血肿瘤屏障，从而有利于提高化疗药物的利用率、降低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本文主要对超声联合微泡介导药物靶向治疗肿瘤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分析非手术综合治疗T4b期下咽癌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影响临床预后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1年6月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部收治的77例下咽癌T4b期患者的临床资料，均为男性，年龄（57.0±8.0）岁。治疗方式均采用诱导化疗+同步放化疗，总结该组患者的治疗完成率和不良反应，并利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比较不同因素对预后的影响。同时对死亡患者的死因进行分析。结果:全组77例患者76例（98.7%）完成了制订的化疗计划，73例（94.8%）完成了放疗计划。治疗过程中3级以上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不足11%，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2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50/77，64.9%）和2级白细胞减少（50/77，64.9%）。治疗结束后76例患者喉功能保留好，3级重度声音嘶哑发生率为7.8%（6/77），有1例（1.3%）患者因吞咽困难行胃造瘘术，其余患者发音及吞咽功能都得到了有效的保留。生存分析显示，总生存率1年为71.9%，3年为45.6%，5年为29.7%。肿瘤发生部位、是否存在肿瘤原发部位的液化坏死、是否合用分子靶向药以及使用何种放疗设备是影响晚期下咽癌T4b期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HR（95% CI）分别为1.867（1.085~3.213）、3.018（1.437~6.335）、0.372（0.181~0.764）、2.158（1.015~4.588）， P值均<0.05］。发生率最高的两大死亡原因分别为疾病复发（12/32，37.5%）和颈部大血管破裂大出血（11/32，34.4%）。 结论:针对T4b期下咽癌，利用非手术综合治疗的方法保喉率高。此外，肿瘤发生部位、是否存在肿瘤内液化坏死、是否合用分子靶向药物、使用何种放疗设备均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

目的:总结根治性肾切除术联合下腔静脉瘤栓取出术治疗儿童肾母细胞瘤合并下腔静脉瘤栓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普外科收治的17例肾母细胞瘤合并静脉瘤栓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1例，女6例；年龄为(2.9±1.6)岁，范围在8个月至7岁；肿瘤体积为(422.2±245.5)cm 3；肿瘤分期Ⅲ期14例和Ⅳ期3例；瘤栓分级0级2例、Ⅰ级6例、Ⅱ级5例、Ⅲ级2例和Ⅳ级2例。2例未经化疗直接行手术切除，15例活检明确诊断后行新辅助化疗2个疗程，评估肿瘤及瘤栓变化后，再行手术治疗。手术方式包括：经腹手术16例，体外循环下胸腹联合手术1例，其中因瘤栓侵犯下腔静脉壁而行下腔静脉壁部分切除术2例。 结果:所有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手术时间为190~305 min；术中出血量为(236.3±145.1)ml，范围在100~630 ml。肿瘤组织病理显示均为肾母细胞瘤，其中混合型9例、上皮型4例、局灶间变型2例、间质型1例、胚芽型1例。术后3例发生乳糜漏，为Clavien分级Ⅱ级并发症，予饮食控制后治愈。随访6~55个月，其中13例存活，2例瘤栓复发放弃治疗后死亡，2例术后化疗中严重感染死亡。结论:所有肾母细胞瘤患儿都必须通过影像学检查排除静脉瘤栓的存在与否。根治性肾切除术联合下腔静脉瘤栓取出术治疗是有效、安全的。通过对肿瘤和瘤栓准确分级，采取根治性手术联合化疗、放疗的综合治疗，患儿可以获得较好的预后。

目的:比较3种体位固定装置在前列腺癌精准放疗中的摆位误差，为盆腔肿瘤精准放疗固定装置的选择和靶区外扩边界（M PTV）提供依据。 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2015年4月至2020年12月133例需盆腔引流区照射的前列腺癌患者，采用1.2 m真空袋（39例）、1.8 m真空袋（44例）和本中心改进的个体化俯卧板（50例）固定。每位患者定位、放疗前均按流程进行肠道膀胱准备，每次治疗前锥形束CT与计划CT的配准采取相同配准框和算法，记录合格肠道膀胱的头脚、左右、腹背三个方向摆位误差，分析3种固定装置下3个方向摆位误差及相应M PTV数值，分析摆位误差与年龄、体重指数的相关性。 结果:3333组摆位误差数据得出，头脚、左右方向的1.2 m真空袋摆位误差均值（3.26、2.34 mm）均大于1.8 m真空袋（2.51、1.90 mm， P值均<0.001）和个体化俯卧板（3.07 mm， P=0.066；2.10 mm， P=0.009）。腹背方向的1.2 m真空袋（仰卧）摆位误差均值（2.20 mm）小于1.8 m真空袋（3.33 mm ，P<0.001）和个体化俯卧板（3.61 mm， P<0.001）。1.8 m真空袋各方向摆位误差均小于个体化俯卧板（ P≤0.028）。根据Van Herk外扩公式得出：1.2 m真空袋3个方向M PTV为4 mm左右，1.8 m真空袋和个体化俯卧板头脚、左右方向M PTV为3 mm左右，腹背方向>5 mm。摆位误差与年龄、BMI均不相关。 结论:摆位精准方面，1.8 m真空袋最优，个体化俯卧板次之；腹背方向仰卧位优于俯卧位。

目的:比较调强放疗（IMRT）和三维适形放疗（3D-CRT）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省肿瘤医院2013年9月至2016年12月收治的1002例根治性放疗的宫颈癌患者资料，根据不同的体外放疗方式，分为IMRT组和3D-CRT组，通过1∶1倾向评分匹配后，分析两组的临床结局差异。连续变量用 xˉ±s或 M表示，分类变量用例数（百分比）表示。定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定性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计算不同组别的生存率。 结果:IMRT组比3D-CRT组有更多的患者接受了腹主动脉旁延伸野放疗（14.9%∶1.2%， P<0.001），IMRT组淋巴结放疗剂量≥55 Gy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3D-CRT组（26.6%∶15.5%， P=0.002）。IMRT组的5年无瘤生存（DFS）率（74.6%∶68.9%， P=0.084）和总生存（OS）率（79.4%∶74.9%， P=0.270）均略高于3D-CRT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MRT组局部复发率和远处淋巴结转移率显著低于3D-CRT组，分别为3.0%∶6.9%（ P=0.020）和4.2%∶9.0%（ P=0.013）。IMRT组比3D-CRT组发生3-4级白细胞减少（46.3%∶37.9%， P=0.028）和贫血（18.8%∶14.0%， P<0.001）等不良反应的情况更严重。 结论:IMRT和3D-CRT两种放疗方式在宫颈癌根治性放疗中均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而IMRT可以对转移淋巴结实现更高的放疗剂量，在降低宫颈癌局部复发和远处淋巴结转移方面有显著的优势。

目的:探讨双侧丘脑胶质瘤的临床特点、治疗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神经外科通过立体定向活组织检查术明确病理诊断的18例双侧丘脑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以门诊复查和电话回访的方式随访患者的后续治疗、生存状况及生存期。结果:18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35.5岁(3岁4个月至68岁)，成人15例，儿童3例；男、女患者的比例为1.25 ∶1.00。首发症状表现为颅内压增高症状者4例，嗜睡3例，复视3例，癫痫发作3例，眼睑下垂2例，听力下降1例，肢体无力1例，流涎1例。18例患者均明确病理诊断，其中异柠檬酸脱氢酶(IDH)野生型弥漫性星形细胞瘤10例，IDH野生型间变性星形细胞瘤2例，H3 K27M突变型弥漫性中线胶质瘤6例；13例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阳性，Ki-67标记指数为3%～20%，无一例发生IDH1和α地中海贫血伴智力低下综合征X连锁(ATRX)基因突变。18例患者术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0个月(6周至21个月)。明确诊断后行放疗1例，替莫唑胺化疗2例，同步放化疗15例；9例肿瘤继发脑积水，其中5例患者行脑室-腹腔分流术。至末次随访，16例患者死亡，2例存活，16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3个月(6周至21个月)。结论:双侧丘脑胶质瘤常见于成人，临床症状多不典型，且多继发脑积水，明确诊断后可给予放化疗及脑室-腹腔分流术等综合治疗，但该病总体预后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