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调查腰椎融合术患者术后首次离床活动现况,为后续制定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202例腰椎融合术患者,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患者一般资料、手术相关情况及首次离床活动情况等.结果 腰椎融合术后患者中32例(15.8％)进行了早期离床活动,首次离床活动时间为术后(44.0 士 4.2)h;术后24 h内伤口引流量、血红蛋白改变量、白蛋白改变量、引流管放置时间及恐动症评分是腰椎融合术患者首次离床活动时间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腰椎融合术后患者首次离床活动比例较低,医护人员须重点关注其影响因素,制定和实施腰椎融合术患者离床活动方案,改善患者活动现况,促进术后康复.

目的:探究超低出生体重新生儿医院感染的特点和感染发生危险因素.方法:本院2020年1月—2023年12月分娩的体重≤1000g的新生儿232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新生儿感染情况分为感染组(n=63)、未感染组(n=169).分析体重≤1000g新生儿医院感染特点,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医院感染的高危因素.结果:本次调查的232例新生儿出现医院感染63例,发生率为27.2％.主要感染部位为下呼吸道感染52.4％和呼吸机相关肺炎25.4％;共检出病原体48株,排名前3位分别为阴沟肠杆菌(14.6％)、肺炎克雷伯菌(14.6％)和大肠埃希菌(12.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进行手术、长时间住院、长时间呼吸机辅助呼吸、长时间放置中心静脉导管是医院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1000g体重新生儿医院感染以下呼吸道感染较常见,临床需重点关注进行过手术、住院时间久、长时间呼吸机辅助呼吸、长时间放置中心静脉导管的低出生体重新生儿.

目的 探讨椎间孔镜通道导向模块在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60 例L5/S1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将其随机分为模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模块组采用一种自创的椎间孔镜通道导向模块辅助穿刺,对照组采用传统徒手穿刺放置工作管道.比较 2 组的一次穿刺成功率、定位穿刺时间和术中X线透视次数,观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2 组术后 3 个月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臀部和下肢功能障碍指数(ODI)评分,并采用改良Mac Nab评分评估 2 组疗效.结果 2 组患者术程均顺利.与对照组比较,模块组一次穿刺成功率更高、穿刺时间更短、术中X线透视次数更少(P均<0.05).2组患者术中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均无出现严重并发症.2 组患者术后 3 个月的VAS评分与ODI评分均较术前降低(P均<0.01),模块组与对照组术后 3 个月的VAS、ODI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但 2 组VAS术前术后评分差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模块组改良Mac Nab评分优良率为 83.3%(25/30),对照组优良率为 80.0%(24/30),2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椎间孔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中,椎间孔镜通道导向模块操作简便且安全,可以缩短穿刺时间、提高穿刺效率、减少医源性损伤,值得在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住院病区存放少量常用和急救药品可方便患者临时治疗，并可为危重患者的救治赢得宝贵时间，但病区药品储存环节存在用药错误的风险。为加强病区储存药品的管理，减少用药错误，合理用药国际网络中国中心组临床安全用药组、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和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社组织医学、药学、护理、医院管理等专业的专家，以《中国用药错误管理专家共识》为依据，制定《病区药品储存环节用药错误防范技术指导原则》。病区药品储存环节有关的用药错误包括药品储存不当、药品品规错误、药品数量错误、药品放置错误。风险因素包括管理因素（管理制度不健全、未指定专人或专岗管理、未实施定期检查督导）、流程因素（未制定相应的标准操作流程或操作流程不完善或不合理）、环境因素（药品存放空间和设备不符合要求、未提供专门的标签）、人员因素（未对药品使用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人员安排不合理）和药品因素（病区存储的药品种类和数量过多）。防范策略包括技术策略（强制和约束性管理策略、实施信息化和智能化管理、制定标准化的标识和流程、建立规范目录清单和审核项目清单）和管理策略（建立管理体系和制度、配备充足的人力资源、加强培训）。

与胆胰转流十二指肠转位术相比，单吻合口十二指肠回肠旁路联合袖状胃切除术（SADI-S）操作相对简单，且两种术式对肥胖及其代谢病的疗效相当。本中心报道国内第一例达芬奇机器人辅助SADI-S治疗重度肥胖症。患者为27岁男性，身高180 cm，体质量140 kg，腰围125 cm，体质指数43.2 kg/m 2。入院诊断：脂肪肝、重度肥胖症、高甘油三酯血症、高尿酸血症。采用达芬奇机器人辅助SADI-S手术，通过阑尾确定回盲部，从回盲部逆行测量共同通道，距回盲部300 cm处进行标记并悬挂远端。在34 Fr支撑管的引导下行胃袖状切除。切断十二指肠球部后将十二指肠近端与回肠标记处行端-侧吻合，将胃切缘与大网膜加固缝合，经口注入亚甲蓝后未见漏出，于吻合口和十二指肠残端处放置引流管。手术时间为244 min，术中出血量为50 ml。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7 d且恢复良好。术后随访6个月，多余体质量减少率（EWL%）为80.21%。术后体质量、体质指数、腰围等指标均明显下降，高甘油三酯血症、高尿酸血症、胰岛素抵抗均完全缓解。提示，达芬奇机器人辅助SADI-S治疗重度肥胖症安全可行。

目的:探究标准餐、平板运动试验对健康人体表胃肠电图的影响，为胃肠电图的临床应用提供更多依据。方法:于2021年1月至6月招募100名无症状健康志愿者分别在空腹、标准餐和平板运动后进行体表胃肠电描记。受试者空腹8 h以上，在胃体、胃小弯、胃大弯、胃窦、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直肠体表投影位置放置电极。受试者平卧待安静、呼吸平稳后进行胃肠电采集，记录6 min空腹胃肠电图；进食标准餐(面包100 g，牛奶250 mL)后平卧5~10 min，记录6 min餐后胃肠电图；平板运动试验后平卧5~10 min，记录6 min平板运动后胃肠电图。比较3个时间点的胃肠电波形平均频率和幅值，以及胃肠电节律紊乱百分比、慢波频率不稳定系数等。根据年龄、性别、体重指数进行胃动力分层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配对 t检验、Pearson卡方检验、连续性校正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 结果:标准餐后胃电的波形平均频率与空腹时比较无改变；波形平均幅值较空腹时显著增高，在胃小弯[(148.5±8.7) μV比(113.2±5.0) μV]、胃大弯[(176.3±11.3) μV比(126.1±7.3) μV]和胃窦[(161.8±10.6) μV比(117.6±4.9)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63、4.63、3.99，均 P<0.001)；胃电节律和稳定性无明显改变。标准餐后肠电波形平均频率较空腹时下降，在升结肠[(10.8±0.2)次/min比(11.5±0.2)次/min]、横结肠[(10.5±0.2)次/min比(11.2±1.6)次/min]、降结肠[(10.9±0.2)次/min比(11.7±0.2)次/min]、直肠[(11.1±0.2)次/min比(11.8±0.2)次/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82、4.55、4.39、3.98，均 P<0.001)；肠电波形平均幅值较空腹时增高，在升结肠[(129.8±6.1) μV比(110.9±6.4)μV]、横结肠[(119.6±4.1) μV比(101.3±4.7) μV]、直肠[(124.1±4.6) μV比(106.2±5.7)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62、3.76、3.16， P＝0.010、<0.001、＝0.002)；肠电节律紊乱导联总数增多[398条比389条(总导联数均为400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31， P＝0.026)。平板运动后胃窦导联波形平均频率较标准餐后增高[(3.4±0.4)次/min比(3.3±0.3)次/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45， P＝0.016)；波形平均幅值较标准餐后增高，在胃体[(160.2±8.6) μV比(133.9±6.4) μV]、胃小弯[(178.1±10.0) μV比(148.5±8.7)μV]、胃窦[(202.5±10.2) μV比(161.8±10.6)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30、2.35、2.48， P＝0.024、0.021、0.015)；胃电节律和稳定性改变，慢波频率不稳定系数异常导联数增多[25条比1条(总导联数为400条), χ2＝22.90， P<0.001]。平板运动后肠电波形平均频率较标准餐后无明显改变；肠电波形平均幅值较标准餐后增高，在升结肠[(171.2±8.4) μV比(129.8±6.1) μV]、横结肠[(166.1±7.7) μV比(119.6±4.1) μV]、降结肠[(147.2±7.2) μV比(121.1±4.9) μV]、直肠[(149.6±7.3) μV比(124.1±4.6) μV]，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51、5.49、3.09、2.83， P＝0.001、<0.001、＝0.003、＝0.006)；肠电节律与稳定性受到影响，肠电慢波频率不稳定系数异常导联数增多[10条比3条(总导联数均为400条), χ2＝4.04， P＝0.040]。性别与标准餐后、平板运动后胃电波形平均频率及空腹、标准餐后胃电平均幅值相关( r＝0.242、－0.272、0.286、0.242， P＝0.015、0.006、0.004、0.015)，与空腹、标准餐后肠电波形平均幅值相关( r＝0.225、0.460， P＝0.024、<0.001)；年龄仅与空腹时胃电波形平均频率相关( r＝－0.214， P＝0.033)；体重指数与空腹、标准餐后、平板运动后的胃电波形平均幅值均相关( r＝－0.347、－0.260、－0.211， P<0.001、＝0.009、＝0.036)，与平板运动后的胃电波形平均频率亦相关( r＝0.242， P＝0.016)，与空腹、标准餐后的肠电波形平均幅值和频率均相关( r＝－0.261、－0.296，－0.400、－0.286， P＝0.009、0.003，<0.001、＝0.003)。在女性、体重指数<24 kg/m 2的健康志愿者中，标准餐后胃动力改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22、0.024)。 结论:标准餐和平板运动试验对胃肠电的活动均有影响，运动较进餐引起更多胃肠电活动改变。

目的:探讨海水浸泡对创伤性脑损伤（TBI）大鼠脑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18只成年健康雄性SD大鼠分为假手术（sham）组、TBI组和TBI合并海水浸泡伤（TSI）组，每组6只。TBI组、TSI组利用颅脑打击器制备TBI大鼠模型，sham组和TBI组大鼠术后在26.0 ℃环境下放置10 h，TSI组大鼠术后在（26.0±0.5）℃人工海水中浸泡10 h。检测TBI组和TSI组大鼠打击区脑损伤体积，通过磁共振T2加权成像（T2WI）、改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NSS）、旷场实验、Morris水迷宫实验检测各组大鼠的脑影像学与功能变化，通过免疫组化法检测各组大鼠的脑皮质损伤情况、Western blotting实验检测铁死亡标志分子x-CT、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的表达水平。结果:sham组大鼠的脑组织结构及形态未见明显异常，TBI组和TSI组大鼠脑水肿明显、mNSS评分升高，第7天TSI组大鼠的脑损伤体积明显大于TBI组（ P<0.01）。与sham组比较，TBI组和TSI组大鼠在中间区域的停留时间百分比明显减少，找到平台的次数明显减少，在平台所在象限的探索时间明显减少（ P<0.01或 P<0.001）。HE染色结果显示，受打击部位大脑皮质损伤组织与正常组织交界处，TBI组和TSI组大鼠均有脑组织碎裂，组织水肿明显，且TSI组更为严重。与sham组比较，TBI组和TSI组大鼠脑组织的x-CT、GPX4表达水平及相对表达率明显降低，且TSI组大鼠降低更明显（ P<0.01）。 结论:TSI会加重脑损伤，可能与海水浸泡导致脑组织细胞的铁死亡有关。

目的:探讨自牵引后离断（SPLT）技术在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重抗反流双通道重建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03例临床分期Ⅰ~Ⅱ期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患者（Siewert Ⅱ型）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5例，女38例；中位年龄为59岁，年龄范围为45~79岁。103例患者中，49例行SPLT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设为SPLT组；54例行传统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设为传统组。观察指标：（1）术中情况。（2）术后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反流性食管炎发生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或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1）术中情况：SPLT组患者手术时间、消化道重建时间、术中出血量、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中转辅助分别为（261±48）min、（26±4）min、（114±42）mL、8.0（6.5，9.5）枚、1例；传统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4±42）min、（30±6）min、（118±46）mL、5.5（4.0，8.0）枚、9例；两组患者消化道重建时间、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中转辅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34， Z=-4.05， χ2 =4.72， P<0.05）；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87，-0.47， P>0.05）。（2）术后情况：SPLT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分别为（11.5±2.7）d、4例；传统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2.5±4.3）d、9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47， χ2=1.68， P>0.05）。103例患者中，13例发生术后并发症，其中左侧胸腔积液5例、吻合口漏4例、轻度肺炎2例、切口感染1例、乳糜漏1例。4例患者发生吻合口漏，位置均在食管-空肠吻合口处，腹段食管受侵犯均>1 cm，术中均放置纵隔引流管经腹壁引出，通过肠内、外营养支持和充分引流后全部治愈。其余并发症经对症治疗后均治愈。（3）随访情况：49例SPLT组患者中，4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8±4）个月。随访期间，1例患者内镜检查结果显示发生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为2.33%（1/43）。54例传统组患者中，53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7±4）个月。随访期间，4例患者内镜检查结果显示发生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为7.55%（4/53）。两组患者反流性食管炎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47， P>0.05）。 结论:SPLT技术可用于近端胃切除双重抗反流双通道重建，与传统全腹腔镜近端胃切除双通道重建比较，可降低中转辅助情况，增加下纵隔淋巴结清扫数目，缩短消化道重建时间。

目的:探讨原位肝脏移植术后胆瘘的类型、方法选择及不同方式的治疗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2019年3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24例肝移植术后胆瘘患者资料。根据是否合并狭窄将胆瘘分为4型。患者均接受内镜或介入治疗，包括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endoscopic nasobiliary drainage，ENBD)、经内镜胆道内支架放置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biliary drainage，ERBD)或经皮经肝胆道引流术(percute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PTCD)。观察指标为胆瘘发现时间、胆瘘位置、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及PTCD并发症、腹腔或胆道引流管拔出时间、新发胆道狭窄等。结果:24例胆瘘于肝移植术后(46.5±36.6) d(6～122 d)发现。Ⅰ～Ⅳ型胆瘘分别有6例、14例、2例和2例。22例胆瘘治愈，总体治愈率91.7%。24例均首先接受ERCP，技术成功率及治愈率分别为87.5%(21/24)和85.7%(18/21)。Ⅰ～Ⅳ型胆瘘ERCP的治愈率分别为6/6、84.6%(11/13)、1/2和0，ENBD与ERBD的胆瘘治愈比列分别为8/10和6/8。5例ERCP未成功者接受PTCD治疗，成功及临床治愈比例分别为4/5和3/4。术后胆道感染发生率为33.3%(8/24)，Ⅱ型胆瘘胆管炎发生率高于Ⅰ型[35.7%(5/14)比16.7%(1/6)]，合并非吻合口狭窄者比合并吻合口狭窄者更易发生胆管炎[83.3%(5/6)比16.7%(3/18)]。结论:原位肝移植术后胆瘘首选ERCP，次选PTCD。Ⅰ～Ⅳ型胆瘘分别优选ENBD、ENBD联合ERBD、ENBD及PTCD治疗。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东部战区总医院普通外科研究所创伤组经内镜下逆行胰腺引流(ERPD)联合经皮置管引流(PCD)治疗的11例胰腺外伤患者。胰腺损伤分级示Ⅲ级3例，Ⅳ级8例。胰管支架留置时间为61(49，120)d。PCD治疗中置入猪尾巴管引流4例，留置时间为27(9，37)d；放置双套管持续冲洗引流7例，留置时间为74(38，93)d。术后血清脂肪酶、淀粉酶、白细胞计数、CRP、降钙素原水平均较术前明显降低。所有患者经积极治疗后出院，随访期间无胰腺内外分泌功能障碍发生。ERPD联合PCD是治疗血流动力学稳定的胰腺外伤患者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