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五倍子酸对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的形态、增殖、细胞周期、胶原收缩程度及对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Sma和Mad相关蛋白（Smads）信号通路的影响，探讨五倍子酸治疗瘢痕疙瘩的作用及机制。方法:2022年8 - 12月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外科获取术中切除的经临床及病理确诊的瘢痕疙瘩组织标本3份，采用组织块培养法进行原代成纤维细胞培养，取第3 ~ 8代细胞进行实验。设置低、中、高剂量五倍子酸组（分别用0.025、0.05、0.1 mg/ml五倍子酸干预细胞）及对照组（仅用含10%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细胞）。培养24、48、72 h后，细胞计数（CCK8）法检测各组细胞增殖活性，三维培养观察胶原收缩情况。按上述分组培养细胞24 h后，在微分干涉倒置荧光显微镜下拍照并使用流式细胞仪分析各组细胞周期变化。使用0.1 mg/ml五倍子酸干预细胞作为实验组（高剂量五倍子酸组），与对照组细胞分别培养24 h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两组TGF-β1、2、3浓度变化，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TGF-β1、2、3，Smad2、3、4及α平滑肌肌动蛋白（SMA）mRNA相对表达水平。统计学分析采用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两因素方差分析，两两多重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随五倍子酸剂量增加，镜下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形态发生改变，逐渐出现胞体缩小、细胞间距变大、萎缩、凋亡细胞增多现象。CCK8结果显示，随五倍子酸剂量增加及作用时间延长，细胞增殖活力变化显著（ F组别 = 78.31， P < 0.001； F时间 = 4.17， P = 0.037），其中高剂量五倍子酸组24、48、72 h时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增殖活力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 < 0.05）。三维培养显示，随培养时间延长，各组胶原均发生收缩，但收缩程度不同，对照组胶原明显收缩，各浓度五倍子酸组胶原收缩程度较低；作用24、48、72 h，中、高剂量五倍子酸组胶原收缩指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 < 0.05）。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处理24 h后，低、中、高剂量五倍子酸组细胞凋亡率（38.68% ± 3.05%、41.82% ± 2.19%、43.56% ± 3.58%）均显著高于对照组（12.58% ± 1.56%，均 P < 0.001）；与对照组相比，中、高剂量五倍子酸组G0/G1期细胞比例显著较低（均 P < 0.01），而S期和G2/M期细胞比例则显著较高（均 P < 0.05）。ELISA结果显示，高剂量五倍子酸组TGF-β1浓度[（758.58 ± 31.42）pg/ml]显著低于对照组[（1 081.30 ± 44.72）pg/ml， t = 11.81， P < 0.001]，TGF-β2浓度[（71.05 ± 7.40）pg/ml]与对照组[（76.43 ± 6.51）pg/ml]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 = 1.09， P = 0.317），而TGF-β3浓度[（5.70 ± 3.87）pg/ml]高于对照组[（0.00 ± 0.00）pg/ml， t = 2.94， P = 0.026]。实时荧光定量PCR显示，与对照组相比，高剂量五倍子酸组TGF-β1、Smad2、Smad3、Smad4、α-SMA mRNA表达量均较低（均 P < 0.05），TGF-β3 mRNA表达量较高（ t = 6.78， P = 0.002），而TGF-β2 mRNA表达量无明显变化（ t = 0.05， P = 0.962）。 结论:五倍子酸可通过改变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周期，抑制其增殖，促进其凋亡，改变细胞形态，从而减少瘢痕形成及挛缩，其机制可能与抑制TGF-β/Smads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探讨围手术期益生菌治疗对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后近期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9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行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行益生菌治疗设为试验组，围手术期行常规治疗设为对照组。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分组情况。（2）术中情况。（3）随访和术后情况。（4）炎症相关血液学指标情况。采用电话和门诊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术后并发症和辅助化疗启动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0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重复测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或广义估计方程。 结果:（1）入组患者分组情况：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80例，男51例，女29例；年龄为64（42~80）岁。80例患者中，试验组和对照组各40例。（2）术中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施行胃癌根治术。试验组患者新辅助治疗后TNM分期（0期、Ⅰ期、Ⅱ期、Ⅲ期），手术方式（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胃癌根治术），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消化道重建方式（Billroth Ⅱ吻合、Roux-en-Y吻合）分别为2、7、15、13例，19、21例，205（180~240）min，50（30~60）mL，6、34例；对照组上述指标分别为4、6、12、16例，23、17例，218（190~251）min，50（43~60）mL，11、29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U=683.00， χ2 =0.80， U=668.00、681.00， χ2 =1.87， P>0.05）。（3）随访和术后情况：80例患者均获得术后1个月随访。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分别为6例和15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23， P<0.05）。试验组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术后肛门首次排气时间、术后首次排便时间、固体食物耐受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化疗启动时间分别为3（3~6）剂、53（49~66）h、72（62~82）h、（72±18）h、6.0（5.5~7.0）d、26.0（25.0~28.0）d；对照组上述指标分别为6（3~10）剂、66（60~88）h、94（82~112）h、（107±23）h、7.0（6.4~8.3）d、30.0（28.0~33.0）d；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471.50、432.00、343.50， t=-7.62， U=411.50、319.50， P<0.05）。（4）炎症相关血液学指标情况：①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白细胞计数分别为（5.6±1.4）×10 9/L、（9.9±3.2）×10 9/L、（7.7±2.6）×10 9/L、（6.8±1.8）×10 9/L；对照组分别为（6.1±1.9）×10 9/L、（12.3±2.9）×10 9/L、（9.7±3.6）×10 9/L、（7.8±2.7）×10 9/L，满足球形检验（ χ2 =4.17， P>0.05），采用主体内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白细胞计数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06.61、10.45、4.56， P<0.05）。②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分别为55%±10%、76%±11%、73%±9%、69%±9%；对照组分别为56%±9%、84%±5%、79%±8%、74%±9%，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 =16.63，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92.42、11.46、5.55， P<0.05）。③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C-反应蛋白分别为1.35（1.15~1.97）mg/L、14.94（8.24~21.22）mg/L、33.39（13.02~66.02）mg/L、18.36（8.27~60.43）mg/L；对照组分别为1.62（0.97~2.27）mg/L、24.03（10.42~36.52）mg/L、81.66（31.20~116.76）mg/L、46.84（28.30~80.26）mg/L，不满足正态分布，采用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学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C-反应蛋白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aldχ2 =145.74、9.48、9.90， P<0.05）。④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降钙素原分别为0.02（0.02~0.04）μg/L、0.08（0.06~0.12）μg/L、0.12（0.07~0.21）μg/L、0.09（0.06~0.15）μg/L；对照组分别为0.02（0.02~0.04）μg/L、0.14（0.07~0.71）μg/L、0.35（0.14~0.71）μg/L、0.24（0.10~0.48）μg/L，不满足正态分布，采用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学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降钙素原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aldχ2 =62.88、14.71、18.33， P<0.05）。 结论: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患者行围手术期益生菌治疗，可降低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发生率、减少抗菌药物使用、加快胃肠道功能恢复、降低术后炎性指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可尽早行术后化疗。

目的:探讨生长抑素受体5(SSTR5)活化在垂体催乳素腺瘤中激素分泌中的抑制作用。方法:使用大鼠GH3细胞(美国细胞中心，ATCC)作为垂体催乳素腺瘤的体外细胞模型，外源性转染SSTR5质粒构建SSTR5过表达模型，使用流式细胞仪分选技术分选转染阳性细胞，并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加以验证，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PRL-luc启动子活性，CellTiter Glo试剂盒及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试剂盒检测细胞活性及细胞上清PRL的浓度。使用SSTR5激动剂BIM23052进行细胞刺激，检测空白组和转染组细胞上清PRL浓度及细胞活性。应用Student’s t检验和单向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蛋白印迹法检测流式分选SSTR5过表达质粒转染细胞GH3SSTR5可发现SSTR5蛋白高表达，单纯过表达SSTR5显著降低PRL-luc报告基因的活性[(71.07±4.38)%比 (99.96±0.88)%， t＝6.47， P<0.01]，抑制细胞上清PRL的分泌[(65.24±10.71)%比 (100.00±4.44)%， t＝2.99， P<0.05]；使用不同浓度的BIM23052刺激GH3SSTR5细胞，PRL-luc报告基因活性呈现U型剂量反应曲线，BIM23052浓度在10 nmol/L时达到最大抑制效应[(45.23±1.21)%对(99.96±1.24)%， t＝31.62， P<0.01]，而BIM23052并不影响SSTR5空载质粒mock转染组GH3mock细胞的PRL-luc报告基因活性；BIM23052并不影响GH3mock细胞上清PRL的浓度，但BIM23052可显著抑制GH3SSTR5细胞上清PRL的浓度[(57.10±6.41)%比 (96.14±6.82)%， t＝4.16， P<0.01]。BIM23052并不改变GH3mock和GH3SSTR5细胞的活性。 结论:SSTR5活化可以通过抑制PRL mRNA的转录抑制垂体催乳素腺瘤激素的异常分泌。

近年来，免疫稳态已成为免疫领域最为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自身免疫的发生与免疫状态的失衡密切相关。在风湿免疫病及其他自身免疫病的治疗中，既要及时控制病情、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又要使病情稳定和长期缓解。大量临床研究表明，实现病情长期缓解、避免复发的前提是免疫稳态。调节性T细胞和效应性T细胞及其细胞因子的平衡是免疫稳态的关键。B细胞、NK细胞等其他免疫细胞及其亚群对免疫稳态同样有重要影响。临床上，不少免疫相关的药物和方法对患者免疫稳态的恢复和维持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仍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及基础研究，加深对这些药物和方法的认识，并促进其临床应用。大幅度提高风湿免疫病患者的缓解率，并强调长期缓解势在必行。

调节性T细胞通过多种介质抑制致病性T细胞的激活和随后的效应功能，在机体免疫耐受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参与了多种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发展。叉头框蛋白P3（Foxp3）特异性表达于调节性T细胞，并可以维持调节性T细胞的增殖分化及其抑制功能，Foxp3 +调节性T细胞是目前已知的主导免疫耐受的淋巴细胞，研究发现多种药物可提高体内调节性T细胞水平，促进免疫耐受，最终抑制自身免疫。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是现今肿瘤治疗的一项重要的方法，包括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L1）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ytotoxic T-lymphocyte-associated protein 4，CTLA-4）抑制剂，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益处，但是其不良反应值得关注。这些药物引发的免疫应答增强会导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s），对药物使用和患者预后很有影响。其可以发生在全身任何系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急性肾损伤（ICI associated acute kidney injury，ICI-AKI）是其中一种。其机制包括对自身抗原的耐受性丧失、药物特异性效应T细胞的再激活以及肾脏特异性自身抗体的产生。最常见的病理表现为急性肾小管间质性肾炎，只有少数ICIs相关性肾小球肾炎病例被报道。ICI-AKI通常对早期应用皮质类固醇治疗反应良好，大多数患者可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我们对ICI-AKI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方式以及管理策略的相关研究和进展进行综述，特别对其危险因素、ICIs的再启动及预后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有助于采取管理措施来降低ICI-AKI发生，改善肿瘤患者预后。

目的:比较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与非糖尿病患者癌抗原19-9（CA19-9）、癌胚抗原（CEA）表达情况，探讨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RP）在调节CA19-9和CEA中的作用。方法:选取2016年1—12河北省秦皇岛军工医院T2DM患者146例（T2DM组），根据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腰围和臀围进行倾向评分匹配，按照1∶1不取代的最近邻匹配法完成健康对照组匹配共146例。将T2DM患者根据糖化血红蛋白（HbA 1c）水平分为四组：HbA 1c<7% 16例（A亚组），7% ≤ HbA 1c<9% 38例（B亚组），9%≤HbA 1c<11% 44例（C亚组），HbA 1c ≥ 11% 48例（D亚组）。采用逐步线性回归确定T2DM患者CA19-9、CEA水平升高机制中IL-6、TNF-α、hs-CRP的中介效应。 结果:T2DM组空腹血糖（FBG）、HbA 1c、IL-6、TNF-α、hs-CRP、CA19-9、CEA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9.95 ± 2.98）mmol/L比（4.89 ± 0.77）mmol/L、（9.85 ± 2.18）%比（5.71 ± 1.91）%、（46.51 ± 13.17）ng/L比（32.41 ± 13.74）ng/L、（45.41 ± 17.25）ng/L比（21.54 ± 15.01）ng/L、（4.99 ± 3.51）mg/L比（3.19 ± 3.15）mg/L、（13.35 ± 5.34）U/L比（8.58 ± 1.08）U/L和（2.51 ± 1.04）μg/L比（2.14 ± 1.01）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A亚组、B亚组、C亚组和D亚组性别构成、腰围、臀围、病程和FBG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四亚组年龄、BMI、IL-6、TNF-α、hs-CRP、CA19-9和CEA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T2DM患者HbA 1c与IL-6、TNF-α、hs-CRP、CA19-9和CEA呈正相关性（ r=0.863、0.802、0.495、0.883和0.766， P<0.01）。IL-6、TNF-α、hs-CRP在HbA 1c调节CA19-9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分别为20.5%（0.181/0.883）、17.8%（0.157/0.883）、8.2%（0.072/0.883）]，TNF-α在HbA 1c调节CEA中起着部分中介效应[24.0%（0.184/0.766）]。 结论:T2DM患者的肿瘤标志物水平升高与血糖有相关性，其中炎性反应是二者之间潜在调节变量。

目的:探讨术锐单孔蛇形臂机器人手术系统用于零缺血肾部分切除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2021年5—10月，前瞻性纳入因肾肿瘤拟行零缺血肾部分切除术的患者。纳入标准：年龄≥18岁；单发肾肿瘤，肿瘤最大径≤4 cm；体质指数(BMI)18.5~30.0 kg/m 2；美国麻醉医师协会评分1~3分；能配合完成方案规定的相关检查和随访；受试者自愿参加临床试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存在其他恶性肿瘤，或既往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且研究者认为不适合纳入本研究者；既往接受过同类型泌尿系统外科手术治疗，且研究者评估后认为不适合参与本研究者；入组前3个月内以及研究期间计划行其他大型手术者；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有严重全身性疾病，研究者认为不适合行手术治疗者；入组前3个月内参与过其他干预性临床试验者。本研究手术均采用术锐单孔蛇形臂机器人手术系统，该系统由远程控制台、手术设备台车、含4个机械臂的操作系统，以及可重复使用的蛇形机械臂构成。蛇形机械臂是具有两段且均可四向弯转的手术器械，末端携带单极剪刀、双极抓钳、持针器等不同的手术器械，靠自身弯曲运动，通过专用单孔多腔道套管进入体内，可避免传统单孔套管的"筷子效应""反向操作"等问题。本研究均行单孔零缺血肾部分切除术。全麻，患者取健侧卧位，升高腰桥、头低足低位。于脐水平腹直肌外缘取3~4 cm切口，逐层切开进入腹腔，置入配套的单孔机器人专用2.5 cm套管，连接机器人系统，装入高清3D腹腔镜镜头和蛇形机械臂，助手通过专用通道置入普通腹腔镜器械进行辅助，必要时增加1个辅助孔。所有手术均采用经腹腔入路，肿瘤切除和创面重建均采用零缺血方式。记录肿瘤大小、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等围手术期信息。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4例患者，男2例，女2例。年龄44~52岁。BMI 26.5~29.0 kg/m 2。2例有高血压病史。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均为0分。卡氏评分100分3例，90分1例。术前平均血肌酐(76.8±18.8)(70~104)μmol/L。肿瘤位于左侧3例，右侧1例。肿瘤直径1.1~2.8 cm。肿瘤分期均为T 1a期。R.E.N.A.L.评分为4A、7P、6P、4P各1例。首例手术采用纯单孔方式，余3例为保证手术安全性，均增加1个辅助通道。手术时间155~210 min，术中出血量20~170 ml。术后病理诊断为肾透明细胞癌2例，切缘均阴性；血管平滑肌脂肪瘤2例。术后均未出现出血、漏尿、发热、切口愈合不良等并发症。术后下床时0间1~3 d，术后住院时间3~9 d。出院前复查血肌酐(71.5±22.0)(54~103)μ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4)。 结论:采用术锐单孔蛇形臂机器人手术系统可安全、有效地开展单孔腹腔镜零缺血肾部分切除术，蛇形臂动作灵活、指向性准确，可保障手术的顺利实施。

目的:比较行抗病毒治疗的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CHB）患儿无应答组和应答组间基线乙型肝炎核心抗体定量（qAnti-HBc）水平的差异，以探讨不同qAnti-HBc水平患儿外周血CD8 +记忆T细胞亚群比例及其功能活性。 方法:回顾性检测2018年6月至2020年12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感染科就诊的85例HBeAg阳性CHB患儿基线qAnti-HBc水平。分析其中37例抗病毒治疗患儿基线qAnti-HBc水平与HBeAg血清学应答的关系。流式细胞检测59例患儿基线外周血CD8 +记忆T细胞亚群比例及干扰素（IFN）-γ、肿瘤坏死因子（TNF）-α分泌水平，分析qAnti-HBc水平与CD8 +记忆T细胞亚群比例及其功能活性间的关系。计数资料比较采用Pearson’s Chi-square检验，两组或多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连续性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 结果:在37例接受恩替卡韦（ETV，21/37）或聚乙二醇干扰素（Peg-IFN，16/37）治疗的患儿中，有18例发生HBeAg血清学转换（ETV组10/21，Peg-IFN组8/16），应答组患儿基线qAnti-HBc水平[4.71（4.64~4.81）log 10IU/ml]显著高于无应答组[4.54（4.45~4.64）log 10IU/ml， Z = -3.316， P = 0.001]。高qAnti-HBc组CD8 +Tem、CD38 +CD8 +Tem、CD38 +CD8 +Temra细胞比例及CD8 +T细胞分泌的IFN-γ、TNF-α水平显著高于低qAnti-HBc组（ P < 0.05）；ALT>1×正常值上限（ULN）组CD8 +Tem、CD38 +CD8 +Tem、CD38 +CD8 +Temra细胞比例显著高于ALT≤1×ULN组（ P<0.05），但两组CD8 +T细胞分泌的IFN-γ、TNF-α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qAnti-HBc与CD8 +Tem、CD38 +CD8 +Tem、CD38 +CD8 +Temra细胞比例及CD8 +T细胞分泌的IFN-γ水平呈正相关（ P<0.05）；ALT仅与CD38 +CD8 +Tem、CD38 +CD8 +Temra细胞比例呈正相关（ P<0.05）。 结论:较高的基线qAnti-HBc水平与CHB儿童患者抗病毒治疗HBeAg血清学应答相关；qAnti-HBc较高的CHB患儿外周血效应CD8 +T细胞表现出更强的表型及功能活化特点，此研究可能对CHB儿童抗病毒治疗疗效相关的潜在免疫机制作出一定阐释。

ANCA相关性血管炎（AAV）是一组以血清中可检测到ANCA为特征的坏死性的小血管炎。ANCA是目前诊断AAV的重要自身抗体。ANCA、中性粒细胞及补体系统的相互作用是AAV发病的重要机制，T细胞和B细胞的效应细胞和调节细胞之间失衡是AAV发病机制的另一重要方面。本文就ANCA的发现，ANCA在AAV疾病诊断、分类、预测疾病转归、监测病情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AAV发病机制的进展作一综述。